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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报界虽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的软弱的表现，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则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法国共产党人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一方面要忠于祖国，另一方面又要忠于俄国大妈。他们的美国同行尤其混乱。开始，《工人日报》对苏德条约置之不理，似乎要等莫斯科的指示。后来，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宣称，条约削弱了希特勒。极左的“进步人士”不问情由便乖乖地接受了党的一条新的路线：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后，俄国便可为最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作好准备。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给希特勒发出另一封道义电报，敦促希特勒“在合乎情理的、规定的期间内，勿再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与他以前做的一样，把这封电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的其他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一方面却又深感不安；而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满州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７０多次会议，但仍徒劳——觉得难堪，且为之搞得目瞪口呆。他竟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一般说来，德国公众是高兴的，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元首，受包围的威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觉得咽不下这项条约的是元首的那些最坚强的老追随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很快说服了自己：领袖对自己之所为了如指掌。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身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当晚，他躲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有如置身于党的老同志中间”。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像也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这些，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看来，希特勒曾交待霍夫曼去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近照，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据耳垂测试——并不是个犹太人。
然而，对最终仪式的那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每张照片里的斯大林都叼着一支香烟。“条约签字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
元首也详细询问了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俄国访问的那个兵工军官。他汇报说，在开庆贺晚宴时，在请客人们入席前，斯大林曾亲自检查桌子，看是否一切就绪。他这一说使施洛德小姐也想起了元首自己，她轻率地就两人的相似之处说了一些话。“我的仆人和我的屋子，”他有点愠怒地说，“任何时候都是完美无缺的”
次日，８月２５日，星期五，是关键性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便致函墨索里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会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的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但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再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么，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这些话，”施密特回忆说，“使希特勒沉思，但未说什么。”也许，这证实了一个遭人唠叨的举棋不定之举。对波兰的进攻原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但由于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后１小时——延至下午３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１时３０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向俄国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最近签订的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汉德逊看来，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当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问题，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惟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需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俄国与德国决不会再拿起武器互相厮杀”。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决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原来摆好一副威胁恫吓架势的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并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例如，他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并亲自保证它的继续存在。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而这又是他最后的建议。
半小时后，即下午３时零２分，他批准了于拂晓进攻波兰的命令。表面看来，他这一赌注原系机会主义使然。但是，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日常政治的狡猾巨匠，他的外交政策却有其基本目标：一步一步地控制欧洲大陆。这个政策是与其激进的反犹计划密切相关的。在罗马，德国大使在齐亚诺的陪同下，带着当日早些时候草就的那封不寻常的信，正步走入维内西亚宫。３时２０分，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将那份文件递交给了墨索里尼。苏德条约深深地打动了墨索里尼。与所有政治家一样，他也非常欣赏一举而得的杰出的外交成就。然而，他毕竟讲求现实，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如此软弱无力的意大利军队，并不具备打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士气、装备和技能。他未对马肯森如此说，只说他同意：他完全同意莫斯科条约，“毫不动摇地反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支持元首这点，他明确地作了强调，且“无条件地、倾全力”支持。
马肯森一走，墨索里尼便自己改变了主意，或别人让他改变主意。据齐亚诺说是他，说服墨索里尼作书面回答的，是他让他坦率地承认，意大利未作好战争的准备，只有在德国立即给意大利运送足够的“军需品和原料，以抗击英法两国矛头指向我们的进攻”的情况下，意大利才能参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也在向元首解释说，意大利总理的答复已在半途。正当希特勒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法国大使考伦德雷时，一名副官送来一份英国的新闻报道。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施密特，扫了一眼这份报道。英国和波兰则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没有作声，思考着。显然，他对此很是关切。几个月以来，这份条约都因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推迟签订。哪天都不签，恰恰在他向英国作出“最后的”建议后几小时便签——这决不是偶合。保证军援即使永远得不到实行这一承诺，可能会给波兰人带来一些虚伪的安全感，因而令波兰人拒绝与德国谈判。
下午５时３０分，考伦德雷终于被领进元首办公室。希特勒对波兰的挑衅大发雷霆，对德法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一事表示遗憾。“有时我有这个印象，”施密特回忆说，“就是说，他在机械地重复他对汉德逊说过的话，却心不在焉。显然，他是急于要结束这次会见。”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见结束，但高傲的考伦德雷却不反驳，但并不甘休。他的话铿锵有力，使施密特永远不会忘记：“在目前如此严重的局势下，总理先生，误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所以，我要把话说清楚，作为一个法国军官，我可立誓，若波兰遭到进攻，法国的军队将站在波兰一边，与波兰一起作战。”接着，他又向希特勒保证为了维护和平，他的政府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后！
“那么，”希特勒生气地喊道，“你们为什么给波兰一张空白支票，让它为所欲为？”法国大使还未来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再次长篇大论地攻击波兰。“不得不向法国开战，这对我也是痛苦的，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他把手一挥，把大使打发走了。
一分钟后，下午６时，阿托利科进来了。他身上带着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是齐亚诺用电话口述的。在英波条约笔墨未干、在考伦德雷明确宣布法国的意图后，意大利不准备参战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在元首身上一样。对他来说，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简单说了一句“我会立即答复的”，便打发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阿托利科刚出门，施密特便听见希特勒在喃喃自语：“意大利人的行为与他们在１９１４年的完全一样。”
客厅内，人们在传递着只言片语的消息，使客厅成了谣言和反谣言的陷阱。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以威兹萨克为例。他认为，阻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撂下德国不管让他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在办公室内，希特勒对凯特尔将军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谈判的时间。”
凯特尔匆匆出来，进了客厅。“进军令还得再推迟。”他紧张地告诉他的副官。于是，消息便传开了：战争威胁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元首又回头谈判去了一听此消息，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总副官鲁道夫·施蒙特除外。他阴郁地对瓦尔利蒙说：“别高兴得太早。这不过是推迟而已。”恩格尔上校也与施蒙特一样深为关切。这位陆军副官从未见总理如此“大混乱”过。元首甚至与赫维尔——元首历来尊重他的意见——也争得面红耳赤。希特勒打赌说，若与波兰开战，英国肯定不会参战。“我的元首，”赫维尔断言，“千万别低估了英国人。一旦看到别无其他选择时，他们会顽固地自行其事的。”希特勒怒得不想辩论下去，转身走了。
戈林也相信，英国人的警告并非只挂在嘴上，便想偷偷和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物，未与里宾特洛甫商量便与英国磋商，因为他不信任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件事并非像看来那样大胆，因为他将事态的发展一一都告诉了元首。他的和平愿望很难说是利他主义的。他是个带有强盗气味的流氓，生活中的首要目标是享受他利用职权豪夺得来的果实。战争有可能结束其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方面，希特勒其人又按原则——虽则有点弯曲——办事，不为贿赂所动。他有可能妥协，但只有在能令他更接近其最终目标时他才这样做。戈林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执行其曲线和平的政策。他挑选了一名富有的瑞典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在这项计划中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他的妻子是德国人，本人又在德国拿利息，所以，他与戈林有共同的愿望，即阻止英德发生战争。还有，他也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有许多有影响的英国朋友——这些人也愿意暗中为此事奔跑。
第六部 铤而走险 “史无前例的灾难”（2）
当月早些时候，达勒鲁斯作出安排，让戈林与７名英国人见面，地点是在靠近丹麦边境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首先向这７名外国商人阐明其观点并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是戈林元帅。此后两星期，他们除会谈外没有多少动作。两星期后，贝格霍夫军事会议召开了。于是，戈林便电召身在斯德哥尔摩的达勒鲁斯尽快前来。他谨慎地透露，局势已经恶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小。戈林劝达勒鲁斯尽快飞赴英国。他听从了，身上带有一封致张伯伦政府的非官方信件，敦促英德两国尽速开始谈判。
于是，在多事的８月２５日上午，达勒鲁斯乘坐普通客机飞赴伦敦，但直到当晚才被领进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办公室。英国外长心绪乐观——因为，读者记得，希特勒刚取消入侵——觉得某位中间人的效劳已不再有用。达勒鲁斯却没有如此乐观，遂电询戈林意见。戈林元帅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