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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爱情事件是与一个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冲动的年轻人相称的。成功将导致他们结合，而以绘画为职业的幻想也将告终；失败，则会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于有更要紧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创作欲已从绘画转入建筑。他虽然仍孜孜不倦地画水彩画，但他的作品——虽显示出某些天才——却不能满足沸腾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从未认真作画，”库比席克说，“他具有更严肃的愿望，作画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爱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建筑设计却表现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创作欲和明确的条理性。受理想之驱使，他居然要改变林嗣的面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边称赞其某些特点，一边又在评头品足。为了改良该教堂，他竟将它重新设计，一鼓作气地画了又画。“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想像中的建筑物，完全被它迷住了。”当他与他的惟一听众一起逛街时，希特勒常常指出街头建筑必须改变之处，并详细阐述应如何修改。市政大楼不够威武雄壮，他便想用一座现代化的雄伟建筑予以代替。城堡太难看了，他要重新设计，以恢复它原来的壮观。新建的博物馆确令他兴奋，回来后还一再夸奖用大理石砌成的横饰带——它们描画了某些历史场面。即使是这些，他都认为应该改掉——他要将它的长度增加一倍，使它成为全欧最长者。
他建造新火车站的计划，反映了他对市政规划的热情。由于林嗣在不断扩大，他要拆除既难看又妨碍交通的铁轨，把车站建于城沿，将铁轨深埋地下。公园必须扩建至旧火车站。他的想像力是无边无际的。他计划将铁路通至里兹顿维克的顶端，在那里，他要建造一个宽敞的旅馆和一座高达３００英尺的铁塔，铁塔又需俯瞰架设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桥梁。
他的生活几乎与众隔离。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呆在屋子里，或看书，或画画，或搞设计。楼下的邻居是邮政局长的老婆，她常见希特勒于傍晚６时后外出，在与库比席克闲逛回来后，他又在起居室内不停地踱步至凌晨。一天，她丈夫建议他步入邮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说，终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当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径和人事关系时，他只简短地回答：“马卡特和鲁本斯发迹前也很贫寒。”
阿道夫生性好动。林嗣再也没什么可以给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别是维也纳。他设法想使母亲相信，他能进入美术学院。另一方面，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们的监护人约瑟夫·梅洛福的劝说和逼迫。两人均坚持说，现在该是孩子选择一个像样的职业的时候了。梅洛福甚至还找到一个愿意收阿道夫为徒的面包师。
第一部 “我，幻想家” 根深蒂固（5）
然而，克拉拉又无法拒绝儿子的热切请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许从“奥地利抵押银行”中取出约７００克朗的继承财产。这笔款项够他在维也纳花费一年，包括支付美术学院的费用。阿道夫的胜利却又受到母亲身体状况恶化的影响，所以，他恐怕是带着悔恨、内疚而又兴奋的心情离家出走的。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将在１０月上旬举行，如他现在不去维也纳，他的职业又得后推一年。１９０７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库比席克出现在布鲁登加斯９号。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连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湿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跟库比席克两人抬下楼梯并抬上电车的。
在他第一次去维也纳时，他曾不断给库比席克寄明信片。这次呢，人走了１０天却连一个字也没有。库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车祸，甚至可能已死亡。于是，他便决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见库比席克，她劈头就问：“阿道夫有消息吗？”她的脸上更显得饱经风霜，眼睛缺乏生气，说话更是有气无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随他而去。变成了一个“苍老而病魔缠身”的老媪。她又开始唠叨他曾多次听过的惋惜之词：阿道夫为何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职业？靠画画或写故事，他是挣不来什么钱的。他为何要把继承得来的财产浪费在“无谓的维也纳之行”上？为什么对抚养小保拉他一星半点责任都不负？
阿道夫住在斯通帕大街２９号二层楼，靠近维斯巴诺夫，房东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兰妇人。入学考试前阿道夫满怀信心，结果却令他大为震惊：“应试画作不能令人满意。”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当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释时，校长对他说，他的画“表明，或不适宜于绘画或能力很明显是在建筑方面”。
阿道夫垂头丧气。几天后他才明白库比席克早就猜中过的——他的画不外乎是业余爱好之作，他的真正命运是当一名建筑师。前途之困难又似乎无法克服：进建筑学院需要建筑学校的毕业文凭，而进入建筑学校又要普通中学的毕业证书。他有决心取得成功，但种种困难又令他沮丧。于是，在尔后的几星期内，他的生活毫无目的，只关在小屋内看书，晚间则去看戏，或在街头转来转去，欣赏街头建筑。
在乌尔法尔，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邮电局长太太连忙飞书阿道夫。他急忙赶回。１０月２２日，他再访布洛克医生。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医生说，必须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克拉拉的手术似乎已为时过晚。“病毒已转移至肋膜。”布洛克医生继续说，治疗的方法不仅危险——伤口需上大剂量的碘酒——而且花钱也极多。阿道夫对花钱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医生支付碘酒钱，治疗费则随后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现在家里，使库比席克吃了一惊。阿道夫脸色惨白，双目无光。在向库比席克说明何以从维也纳回来的原因后，希特勒破口大骂做医生的。他们怎敢说他母亲已不可救药？只不过是他们无能罢了他说，他要呆在家里侍候母亲，因为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库比席克对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觉得奇怪。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贯注”在母亲的病体上了。
到１１月６日，克拉拉几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将纱布泡在碘酒里它具有令人恶心的、久久不散的“医院里”的臭味了，然后将它叠好，敷在伤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体时疼痛难忍；一旦它进入内脏后，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咙干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为任何液体尝来都像毒药。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亲，还要与邮电局长的老婆、保拉和约翰娜婶婶分担家务。克拉拉被安置在厨房里，因为那里才全天有火。碗橱已被抬走，换上了一张卧榻。阿道夫就睡在这里，以便随时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还要帮忙做饭；希特勒太太骄傲地对库比席克说，她的胃口从未这么好过。一说到这些。她的苍白的脸便泛起血色。“儿子回来后的快乐，以及儿子对她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饱经风霜的、毫无笑容的脸大大改观。”
在此后寒冷而潮湿的日子里，库比席克简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变化。“没有一句粗话，没有一点怨言，不再粗暴地坚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为母亲活着”，甚至接管了家庭，当了家长。保拉在校成绩不好，他就会斥责她；一天，他让她发誓，日后要做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希特勒的这些非其本人的表现使库比席克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许想在母亲面前有所表现，以表明他对自己的缺点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来，克拉拉就痛苦万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医生回忆说，“不屈不挠，毫无怨言。但，这却折磨坏了她的儿子。看到母亲脸上痛苦的表情，他脸上也很痛苦。”１２月２０日晚间，库比席克发现希特勒太太靠着阿道夫坐在床上以减轻痛苦，她嘴唇紧闭，双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让他离开。他刚要走，克拉拉便小声对库比席克说：“库斯特尔。”通常她是叫他库斯特尔先生的。“我不在时，继续做我儿子的好朋友吧。他没别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显，她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全家决定不再去打扰布洛克医生。因他已无法帮助克拉拉了。１２月２１日凌晨——据希特勒说，是在点燃的圣诞树的光芒照耀下——她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后，安吉拉把布洛克医生叫到家里，以签署死亡证书。他发现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旁，脸色惨白。在一本速写本上画有一张克拉拉的像，这算是最后的记忆。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救星”。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第二部 “混沌萌芽中，道已存在” 啤酒馆起义（1）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１８８９年４月１０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至９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Ｏ．Ａ．Ｈ．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Ｃ．Ｇ．荣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８６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齐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６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皮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起，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起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齐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１９１４年８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