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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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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山”旨后才启行。真名士杜少卿则不同,他不把自己纳入什么“君臣之礼”
中,自称“麋鹿之性,草野惯了”,为了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
竟冒欺君之罪,装病辞征辟,根本不去;并且从此连秀才籍都抛弃掉,再不
参加科举的各类考试,鄙弃八股功名,不守家声祖业,背离了科举世家和封
建阶级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被高翰林视作“杜家的第一个败类”。如果说
贤人的两只脚还站在儒家传统的藩篱之内,那么,奇人却已有一只脚跨出儒
家传统的门槛,表现出与封建环境不协调的异端倾向。如果说贤人的活动尚
不过多触忤世俗,那么,奇人的叛逆就或多或少对封建秩序起离心和瓦解的
作用,因而常为御用文人所不容。高翰林就像发现瘟疫病人一样,立即向社
会敲起警钟,戒饬青年“不可学天长杜仪!”恨不得把这个祸胎剿灭。但这
正像迟衡山说的:高翰林“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份”—
—从反面证明这些叛逆者刺痛了封建阶级的神经,至少在生活态度上悖离了
封建的规范。但杜少卿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儒家的仁义礼乐,伦理观念也咬不
断儒家的脐带,仍然以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为政治伦理的精神宗长,积
极参与祭泰伯的礼乐盛典。在《儒林外史》的正面形象群里,真儒士的政治
理想与真名士的超逸风流是互补相渗的,真名士以儒家的政治信仰为依归,
真儒士吸收名士的超逸风姿而显得浑雅冲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小说人物
形象中体现了儒道互补协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趋势。

(四)

王冕之所以作为“隐括全文”的形象,是因为他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这
理想人物恰恰是儒道合掺互补的产物,兼具真儒士、真名士的精神品格。

王冕“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
具备了理性觉悟的首要条件——有着广博的知识才能。唯其见多识广,博古
通今,方能撷取多种思想文化养料,去破除“锢智慧”的八股的毒害,成为
坚持自己的“文行出处”的理性依据。虞博士、庄征君、杜少卿等皆有此种
博学特征。看来这也是称“贤”称“奇”的重要条件。诸暨县知县时仁命翟
买办召见王冕,王冕辞曰:“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
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
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甚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
是不识抬举了?”王冕的话含有深意,天目山樵初评时说:“此等说话,危
老先生、时知县尚不懂,无怪翟买办发急。”天目山樵在“定评”里自己作
了解说:“君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则不往见之。”此话出自《孟子·万
章下》,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尚贤思想和贤人人格的理想。孟子认为,在位
者必须师事贤人,如有事相商,就要亲自登门拜访,不可大模大样地召贤人
来见自己;而贤人呢,则应当拒绝这种召见,“不以贤事不肖”——不拿自
己贤人的身份去服事不肖之人。“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那是绝对不行的,
“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吴敬梓写王冕拒绝时知县
的召见,就是儒家这种观念的形象表现。这里不仅是“非其召不往”——不


是自己所应该接受的召唤之礼就不去;而且是“不以贤事不肖”,决不屈身
去听“酷虐小民”的“不肾”知县之召,他的拒绝和趋避,正是贤人理想人
格的表现。

《孟子·公孙丑章下》继续发挥这种思想:孟子原准备朝见齐王,一听
说齐王命人召见他,他就反而不去了。为什么呢?——“将大有为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理想的君臣关系如“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学焉而后臣
之”,都“不敢召”。孟子这么做是否是对王的“不敬”呢?孟子曰:“齐
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
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吴敬梓写王冕拒绝时知县之召后,又写吴王朱元璋
特来拜访,虚心求教,王冕也就“以仁义与王言”,这同上述孟子的理想如
合符契。但王冕是个“不为管仲者”,朱元璋当皇帝后真来征聘,他却连夜
避往会稽山中,比一般贤人又多了隐逸高士的成分。人们自不会忘记那个照
《楚辞图》自造屈原衣冠,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执
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
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的王冕。儒家的贤人人格和奇人的
名士风韵就这样融汇在王冕形象里。

道家理想人格的境界之一是,返朴归真,与自然质朴合一(即道家所主
张的“天人合一”)。王冕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境界。七泖湖畔的湖
光荷色陶冶了他幼小的心灵,对他人生哲学的形成、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启
蒙性质的作用。围绕着他的景物描写,细腻传神、生气灌注,饱含着返归自
然的气韵。那“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的荷花,不仅使王
冕爱上自然,也是王冕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的写照。那么普通的景色,
表现得那么自然、淡雅,又充满了生命和情意,充满了灵动的情志。物的形
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这种意境显现着王冕的人生意趣。人与自然交融的画
面表达出的已不仅是一种人格理想,而且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了:葆全人
的淳真本性,主体独立自足,情操高洁,又自由自在。。这里既有老庄崇尚
自然的因素,还体现了儒道的互补协调。

王冕形象代表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他在小说中如初升之曙色,市
井四奇人如美好而令人叹惜的晚霞,他们以“嵚崎磊落”的个性在一片浊污
的泥水之中为自己辟得一块净土。他们是那么质朴干净,有足够的亮度、高
度对比出陋儒的爬行、假儒的卑鄙、假名士的无聊。他们前后辉映,也叠印
出景深感和丰富性。作者就是这样一面批判、清算着士林的弱点,一面不断
地拟定着理想的士人人格的范型,表现出持久的热情。

道家不满现实,推崇远古淳朴和谐的社会风尚。阮籍等魏晋名士也从自
然论的角度,讴歌远古社会的人和谐相处,无有相害之心,人之于社会,如
鱼之于水一般。吴敬梓也向往这样的人际关系,描写了一些与王冕的人生境
界相近的归真返朴的野老:秦老对王冕母子,乡邻之间至诚相待,情真意实,
表现得淳朴厚道,古风可鉴;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与开小米店的卜老爹,街
坊之间鱼水相帮,敦厚善良。作者写他们之间诚挚动人的友谊,温煦之气直
拂人面。。凡此都表现出温润的人情美,包含着对淳朴淡远的生活意趣和朴
实敦厚的品性的向往和追求。

《儒林外史》所写的一组组人物,一个个场景,表层情节似乎不相联属,
其实都是有机的序列;透过表层情节,从褒贬对比的结构框架挖下去,我们


可以发现吴敬梓是在对文士的命运作深沉的历史反思,通过反思,他对士林
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些沉淀很深的糟粕,进行大胆的扬弃,形象地揭示出
没落地主阶级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的腐朽糜烂(其中当然包括了对八股科
举、程朱理学的批判);同时又认真检验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有价值
的因素(包括儒家和道家),企图从中提炼出新的元素以改造士林的素质,
建构新的士林。他的后一方面的努力虽然受到历史的限制,同我们的认识有
很大距离,但他为建构健康的民族灵魂而辛勤探索的伟大精神,却永远值得
我们崇敬。

(原载《文学遗产》1998 年第1 期)


儒林百态栩栩如生

乐蘅军——世纪的漂泊者——论《儒林外史》群像

金圣叹说梁山泊石碣受天文是《水浒》全书一大结束,一百零八个好汉
到此都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儒林外史》同样是写许多人的故事,
却显然缺少如此雄健而完整的布局,甚至在情节上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统一发
展的趋势,于是它被指为是后来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一类不成全书
的体裁之始作俑者。作如是观的,显然只把《儒林外史》当作一套汇集了许
多讽刺场面的画册看:所有的画面都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但是每一幅画却
各自经营独存。这种看法对一部完整谋篇的艺术作品来讲,未免粗疏。《儒
林外史》的人物事件,毕竟不是一网偶然打上来的鱼。它虽然缺少梁山泊的
归宿,或者大观园盛衰一类的进程,可是吴敬梓的内在是在寻求着一个统一
的过程的。因为生存的意义既然必须在一连串相关过程里完成,那么要表现
一个社会生存的普遍共相,吴敬梓不可能只描写一些各不相干的孤立情状。
他需要一个能笼罩全局的大结构。因此他的兴趣就不是只供献几幅嘲讽的漫
画或素描;漫画和素描是小情节的经营,重点在塑造人物,反映某一片断的
生活真相,但是对整体命运的表露,却是不足为用的。那么我们就试着把《儒
林外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假使我们顺着每一个角色的故事脉络去追踪寻迹,于是,在原只是一片
杂杳的声影中,就逐渐呈现了一个涡漩式的结构,涡漩式结构固然不具有建
筑结构的严密,可是每一个情节仍然在朝向同一的终点运动(犹如每一水纹
都漩向中心一般);从故事说,这个终点的象征就是“南京”。每一个角色
从原来散居的地方,纷纷流向南京这个中心地,就是《儒林外史》潜伏着的
主脉动作,也就是吴敬梓所寻求和缔造的一个统一的过程。虽然文字叙述上
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过程的形式结构,可是读者仍然能从里面隐隐感觉到,
那些人物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下漂流到南京来,是被同一命运所推移的。于是,
至少在这一个大结构里,作者暂时抛开了一贯的讽刺,或者说在最后的主题
里他超越了这部作品表层的讽刺,而让读者窥视到一个群体生存的大悲剧—
—一批知识分子的永无休止的褴褛的流浪。

如果把这个过程的意义再加以分解的话,还可以做两个层次来说,第一
是,从人物开始登场到各处漂荡,以及来到南京的种种,都是不折不扣的无
数重复而又重复的流浪生涯。第二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经历若干挫败之后,
不约而同地以南京做了漂流或投诉的暂时性终点,于是南京成为某种意义的
象征。而和南京这个象征城市对比的是北京,当时京师所在。《儒林外史》
除了南京以外,因为描写各类角色的出身,曾经将场景推移到遍及南北许多
大小乡村城镇,但是却绝不实地描写北京。“京师”一词只间接提到;而当
说到“进京”,“往京师去”,或“从京师来”的时候,“京师”象征发达
和成功,同时也是一种作者避而不谈的权力象征,一个已经固结了或者说已
腐蚀了的生活样式。《儒林外史》前五分之一中大部分人物是不去南京的;
除非当他们从破陋平凡的环境里科举考中以后,他们便往北京去,像周进、
范进、荀玫、匡超人等。到最后甚至马纯上也以优行保举进京:杜慎卿则在
南京等待到少年名士的声誉酝酿成熟以后,也就奔赴北京加贡选官去了。而
相对的,慎卿堂弟少卿在家产挥尽以后,却迁居到南京来。他到南京的第一


天,就结识了马纯上、蘧駪夫、景兰江,接着第二天又是季苇萧这班更典型
的浪荡江湖的名士。因此少卿人格是一回事,少卿的命运却也逃不出一个泾
渭同流。南京便是少卿在如此情况下聊以寄居的地方。对别的人讲,也都是
如此,例如萧云仙,这个少年英发的名将,半生的功业毁于谗妒,被贬到南
京来投间置散;沈琼枝以士人之女,受骗于盐商后,从扬州流落到秦淮卖艺;
王玉辉丧女亡友之余,也从徽州徬徨到秦淮河畔来了;即使原要选做翰林的
虞博士,天子说:“这虞育德年纪老了,着他去做一个闲官罢。”于是他便
从北京来到了南京。总之,南京和北京是一个对比的意义,北京是一意亢进
者的目的地。(当马纯上优贡进京以后,有人说“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直
是一条小小亢龙”——第四十九回)。在南京,却结集着一群曾经历过各种
失败的人,一批失去了目的的人,以及一批不知其所以而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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