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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还在其后，但作者如此安排他的进场，具有回环映带、远近衬托之
妙，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匠心。
吴敬梓有时安排两人同时进场，但却一实一虚；有时通过人物的上场既
刻画人物描叙情节，但却有主有次。前者如五河县的彭乡绅与方盐商，在他
们进场之前，无论是作者的正面介绍，还是书中一系列角色如唐三痰、赵麟
书、余敷、余殷、唐二棒椎、姚老五以至成老爹之流的议论，都是把他们相
提并举，满纸彭、方。但实际进场的却只是方盐商，作者描写了他与厉太尊
公子的吃喝玩乐、与权卖婆在尊经阁上的谈笑风生，并予以讥刺抨击。而彭
府几位“老爷”只在送方老太太神主入节孝祠的队伍中一晃而过，可见前文
只是虚写。这种相提并举而有虚实的进场方式，不仅省却许多笔墨，而且也
表明作者对方盐商的憎恶更在彭乡绅之上，通过具体描绘，实录其种种丑态，
予读者以深刻印象。一般说来，文学作品的情节是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段，而
人物性格的展示又离不开作者对情节的组织，人物和情节具有密不可分的相
互作用的关系。吴敬梓让他笔下的人物在进场之初立即通过他们所触发的行
动展现他们独特的性格。不过，也有些人物在进场之际，作者描写的重心并
不在于立即展示他们的性格，而在于着重抨击某一社会现象。例如荀玫的名
字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是举人王惠在塾师周进批的“仿”上所见。当时王
举人极为惊讶，因为他曾梦见自己与荀玫为同榜进士。此时作者已将荀玫安
排进入作品，但并未描写他的任何活动，当然也不能表现出他的性格。荀玫
的正式上台演出却是在十几年以后，那时范进出任山东学政，他果然与王惠
成为一老一少的“同年”进士。由此可见，尽管作者对荀玫后来的夺情等等
行径有所谴责，然而在他首次入场之际，却并非表现其为人，而在于通过他
的名字为王惠所梦见的情景，抨击了科举制度的荒唐无稽。显然可见，荀玫
与读者初次见面，作者的目的在于绘事而不在于写人。这种主次分明、虚实
配合的进场方式，正表现了作者不同的态度。
对于理想人物的进场，吴敬梓更是精心设计，着意安排。作品中出现的
正面人物有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人，特别是虞育德更是“书
中第一人”（天目山樵批语）。据金和《〈儒林外史〉跋》所云，虞育德的
原型为“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是作者“生平所至敬服者”，“故书中表
为上上人物”。作者极其庄重地描写他的进场：在他进场之前先写杜少卿入
场，由杜少卿出场引进迟衡山；再由杜、迟二人导致庄绍光出场；最后才由
杜、迟、庄等人众星拱月式地捧出虞育德，充分显示他的崇高身份。
杜、迟、庄三人的进场也各有特色。杜少卿入场前，有族兄杜慎卿和父
执韦四太爷对他的议论，杜慎卿说他是个“最好做大老官”的“呆子”，韦
四太爷却说他是“大江南北有名”的“豪杰”。这截然相反的评价必然激发
读者想要亲见其人的强烈愿望，于是在韦四太爷前来访问时，他出场了。迟
衡山的进场，则是杜少卿前往白下表侄卢华士家中所遇见。迟衡山是卢华士
的业师，少卿见他“不是庸流”，便“一见如故”。杜少卿是住在家中受人
访问而登台，迟衡山则是因杜少卿出门访客而出场，何其婀娜多姿，变化无
穷。如果说迟衡山登台是杜少卿无意邂逅，那么庄绍光的出场则是杜少卿的
有心拜见，而且初访再访，其中又因七事八事，一再延宕彼此相见的时机，
颇经曲折始得见面，真是波浪迭起，疏密相间。
杜、迟、庄三人先后进场会聚以后，最重要的活动是彼此议论礼乐，募
捐修泰伯祠。这时方才由迟衡山说出：“这所祭的是个大圣人，须得是个圣
贤之徒来主祭，方为不愧。如今必须寻这一个人。”在远近相托、反复铺扬
之后，引出“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这一回书来。作者如同司
马迁写《史记》一样，特为这“上上人物”立传，把这位“真儒”、“名贤”
的生平大节作了详尽介绍，然后才让他出场。他出场后的表现又与杜、迟、
庄不同。作者是从他来南京国子监任职开始，正式描写他的活动。他虽然身
为“博士”却“无学博气”，虽然高中甲科也“无进士气”，因而任职之初
不是坐等士人来拜，相反却主动先访当地宿儒：庄绍光推辞不见，杜少卿却
与之相会；在少卿赞美之后，庄绍光才偕同少卿同去回拜。这样回环映带、
错落呼应的进场方式，不但表现了虞育德谦恭下士的品德，也说明他之所以
能受到广大士子的眷恋和追慕并非偶然，确为儒林中的“第一人”。
总之，吴敬梓在这部人物众多、情节纷纭的小说中，以极其纯熟而精湛
无比的艺术技巧，根据人物性格的特征和故事情节的需要，时或浓笔酣墨、
时或精镂细刻地设计了各自独特的进场方式，不但自然而且巧妙，看似偶然
却具必然，波澜起伏但却筋脉连贯，奇峰突起但却真实可信。
（二）
《儒林外史》中人物的退场方式，相对来说不如进场方式那样百态千姿，
但这并非作者才力不济，而是由于人物的退场必须符合情节发展的必然逻
辑，必须符合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向。这就与作者对社会发展远景的展望
度有密切关系。不能设想，未曾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武器的旧时代作家，能够
高瞻远瞩地了解到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尽管一些忠实于现实的作家能够根
据他们的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生活洪流的趋势，但却很少能正确
地指明社会发展的清晰远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为他所描写的人物设
计的退场方式，不如进场方式那样摇曳多姿、令人眩目，这与他受历史的局
限性是分不开的。例如科举场中人物以及盐典商人的下场，常常交代得不那
么明确，因为如众周知，在清代科举制度自顺治朝恢复实行以来，雍、乾之
际正处于鼎盛时期，盐商势力则自康熙朝以降逐步扩大，到乾、嘉之际达于
极盛。身历康、雍、乾三朝的吴敬梓，虽然对这两类人物极端厌恶，但却无
法预见他们的最后结局。不过，吴敬梓究竟不愧为大家，尽管他无法预见这
些人物的结局，但却凭着“公心”，仍然精心地设计了他们不同的退场方式，
或明写或暗喻，表露了作者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吴敬梓和许多作家一样，经常运用艺术的对比来刻画人物描绘场景，在
人物退场方式的设计上也常运用对比，从而更为显明地表露了自己对这些人
物的不同态度。例如先后紧跟着入场的杨执中和权勿用，二人都是清客，并
无本质区别，但杨执中较之权勿用究竟要“老实”一些，只是呆中有伪，而
权勿用纯是伪中有诈。所以作者让权勿用被萧山县差人“一条链子锁去”，
而当此际却于杨执中的去向未着一字。虽然后来从浦墨卿口中说出杨执中已
经进京，从陈木南口中说出权勿用已经昭雪，但那只是虚写，而对权勿用被
锁走的下场却予以具体描绘，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如果说杨执中的下场略
胜过权勿用，是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憎恶程度有所不同，那么比较“本分”
的严监生的下场却不如一向不守“本分”的严贡主，就流露了作者强烈的愤
慨之情。严监生虽和所有封建地主一样残酷剥削农民，但尚未有其它罪恶行
径；而乃兄严贡生却迥然不同，拦人的猪，讹人的钱，霸占弟妇财产，无恶
不作。可是他闯下“祸事”以后一走了之，乃弟严监生不得不为之处结。从
此，“本分”的严监生气恼交加一病不起，而极不安分的严贡生却在京里攀
结上范进，居然陪同范通政大人返回故里省墓，也说得上不是衣锦荣归的“衣
锦荣归”了。严氏兄弟不同退场的对比，不但暴露了世道的不公，也倾泻了
作者的不平。张铁臂和万中书的下场与此颇为类似。张铁臂伪作侠士，出入
湖州娄府和天长杜府，依靠豪门贵族骗取一点残杯冷炙，然而却被蘧公孙“看
破了相”，因而“存身不住”就悄悄返回故乡去了。假中书万青云则不同，
当他被捕以后身份败露，其东道主高翰林、秦中书出于自身利害不得不出银
一千二百两，为其保举了一个真中书，“一场焰腾腾的官事”就被“一瓢水
泼息”。但他并未从此收敛，居然老着脸皮“仍旧穿了公服到这两家谢谢去”。
在作者笔下，小骗子为衣食骗人却不能见容，而大骗子倒能骗到一官半职；
张铁臂尚有羞耻之心，而万青云却恬不知耻。这种对比的下场，既深刻地反
映了“有了钱就是官”的黑暗吏治，也表现了作者对这两个不同人物的抨击
程度有所差别。作者不仅在不同人物退场时运用对比，而且也常常将同一人
物的退场和他的进场相对比。王惠的上场，是在山东兖州府薛家集河中乘着
“一只船”飘然而来，那时还只是举人，尔后中了进士做了南昌太守，又升
任南赣道，真是前程似锦；然而他的下场却是远窜四川，病死在成都乡间的
竹山庵里，寂然而去。这个被朝廷认为是“才能干济之员”的王惠，却以曾
降过宁王的罪名被缉捕，这不但是对统治阶级的所谓能员的一种嘲讽，也暴
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已趋激化。汤奏一上场，就为了维护“朝廷体统”，
要发兵去“尽行剿灭”“逆苗”，极其慷慨激昂、轰轰烈烈；然而其下场则
是“着降三级调用”，回到故乡，角巾私第，教子读书，诗酒自娱，渐渐寂
寞无闻了。与此类似的还有萧云仙，他上场时弹打恶和尚赵大，正当英勇少
年；尔后“替朝廷效力”的结果却被“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如果说汤奏
“率意轻进”尚有贪功之意，那么萧云仙平定青枫却全出自“半生忠悃”，
但都落得如此下场。他们两人上场时何其激烈，下场时又如此悄寂，正暴露
了封建朝廷的举措失当，有功反受其罚，这在客观上就具有了抨击政治黑暗
的意义。
除对比手法以外，吴敬梓还设计了其它一些方式的人物退场。如鲍文卿
初次登场是出自“爱惜人才的念头”，向主人崔按察司“双膝跪下”，求他
赦免“斯文”向鼎。与此相照应，他的下场即其死后，作者则安排已升任为
道台的向鼎来到他的柩前“恸哭了一场，上了一炷香，作了四个揖”，并亲
自写铭旌，称他为“皇明义民”，落款为“老友向鼎顿首拜题”。这就回应
了前文，又表现了两人的性格。又如胡屠户是在女婿范进考取秀才时进场的，
当时气势昂昂；范进中举以后，虽然他还曾出面，但已换了一副卑谀胆怯的
面孔，有客来拜女婿时，他“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及至范进中了
进士，此人便再也不曾露面。以后范进做了通政大人，他和范进的关系如何，
本人的表现如何，颇耐人寻味，作者未着一字，一概留与读者去猜想与品评。
再如危素本为元朝官僚，而在“归降之后”，仍然“妄自尊大”，居然“在
太祖面前自称老臣”，惹恼了朱元璋，而被“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余
阙却是元朝安庆守将，与陈友谅作战身亡，让“危老先生”去替余阙守墓，
这样的结局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危素也就在读者的嘲笑声中退场而去。
这些退场方式的设计，虽然出自作者的匠心，但却未能揭示这些人物在
退场之后的归宿，可以说这是由于时代所限，作者无法预见他们的今后命运，
因而只能做出这种无法预见其将来的退场安排。
至于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他们的退场又另具特色。作者从自己大半生
的社会实践中终于明白原先倡导的礼乐兵农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破
灭，他不得不“黯然销魂”（天目山樵批语）地感叹道，“话说万历二十三
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
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他原先寄寓着理想的人物已面临着没落
的命运。这些人物又都是作者曾经钟爱过的，他不能像安排否定人物那样，
运用明讽暗嘲的艺术手法，对他们不可预见的前景设计出不同的退场。可是，
他们既然已上场演出，就必然要下场卸妆，这是情节演进所必需，也是作者
无法回避的责任。但设计他们的退场又不能违背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
作者只能用极为“伤神”的“淡语”（天目山樵批语）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