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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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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说起。所谓“闲”,传统理解是“闲业”和“闲居”。闲业对做官的“正

业”而言,指礼、乐、射、御、书、数或是《诗》、《书》等“六经”;闲

居的意思是绝意功名和“闲静居坐”。②因为优游六艺、弃绝功名的“闲”,

恰恰符合吴敬梓的经历和思想,所以他在《移家赋》和《买陂塘》中,秉承

了潘岳《闲居赋》“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退而闲居”的说法,特别强

调“笙簧六艺,渔猎百家”,“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和“身将隐

矣,召阮籍稽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①也因此把自己的情怀称作“闲

情”②,以南京的寓所为“闲庭”③熟悉他的朋友则进而概括其寓居秦淮的生

活为“闲居”④。由“身将隐”、“闲居”、“闲庭”到“闲斋”,寓意相同、

① 引自胡适《吴敬梓年谱》。
② 丁福保笺注陶渊明《和郭主簿》“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句时指出:“闲业者,正业之对文。。。
闲业为六艺。”李善注潘仁安《闲居赋》时明言:闲居者,“不知世事,闲静居坐之意”。
① 参见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② 《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五曰:“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
③ 《文木山房集》卷二《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有“闲庭两三间”之句。
④ 如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中说:“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见《丁
辛老屋集》卷十二。

一脉相承。“闲斋”必属吴敬梓自名,毋容置疑。至于“老人”之谓,似乎
不可思议,因为吴敬梓当时年未四十。但从科名的角度看,他早有迟暮之感:
33 岁那年,就深感“长安”路难,叹息“新例入资须少壮”⑤;34 岁那年,
又以“岂知盛年去,空闺自长嗟”⑥的美女自况。在《移家赋》中则再次发出
了“叹老嗟卑,思来述往”的悲叹。应该说,这里的“老人”,是功名迟暮
的一个特殊概念。

闲斋老人就是吴敬梓。这一点,胡适似乎未敢否定。按理说,既有序言,

就必有作品;既有作品,就决不能作出尚未动笔的判断。正因为如此,胡适

避开了闲斋老人是谁的问题,一味在“序言”的写作时间上做文章;通过对

“序言”的否定,为他的“1740”说服务。

为了弄清“序言”和作品的写作时间,我们有必要解剖胡适的所谓论据。

36 岁的吴敬梓依旧“热心科名”吗?诚然,以“家声科第从来美”自诩

的吴敬梓,早先确实醉心举业。29 岁那年参加科考,他甚至表演了一出向试

官“匍匐乞收”的丑剧①但是,希望越是迫切,失望后的打击就愈益沉重。正

是在这次乞求收录遭到斥逐和稍后的乡试再次落第以后,吴敬梓终于发出了

“狂来自笑,模索曹刘谁信道”②的叛逆呼喊,产生了远离毷氉声喧的全椒,

移家“秦淮十里”的强烈愿望③。应该说,公然反对科举世家的传统,乃至离

乡背井,抛弃祖宗的家业,这是对礼教和科名改变看法的明显标志,也是思

想急转直下、出现变迁的有力证据。正因为思想有了变化,所以吴敬梓蔑视

八股制义和利禄功名的情绪日益强烈。30 岁那年,他明确表态:“不婚不宦,

嗜欲人生应减半”④;31 岁那年,又用“捉鼻低头知不足,且把棋秤共赌”⑤ 

来自我解嘲;33 岁那年,他再一次述志抒怀:“身将隐矣,召阮籍稽康,披

襟箕踞把酒共沉醉”⑥。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嘲讽“摸索”和移家秦淮是吴敬

梓思想转变的一座分水岭;33 岁以后,他鄙薄科举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既

然如此,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吴敬梓思想的“成熟”和看破科名的“觉悟”任

意推迟到1737、1739 或1740 年。当然,吴敬梓毕竟出生在科举世家,束身

于名教之内,所以他跟科名的决裂,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难免会出现

反复。但从总体上看,打从移家南京以后,日益叛逆是其思想的主流,徘徊

顾盼只是支流。胡适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所以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按照胡

适的逻辑,吴敬梓对“征辟”有所眷恋和“悔恨”,就是“不脱热心科名的

念头”,那岂不可以进而推论:因为吴敬梓直到去世前的一年,还在《金陵

景物图诗》首页自诩为“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

所以他对科名至死不悟,也就根本不可能撰写《儒林外史》!这是荒唐的逻

辑!问题还在于:《丙辰除夕述怀》不仅不能作为吴敬梓没有“大觉悟”的

依据,也不能单纯地看成思想反复的“铁证”。具体地说。诗中“相如封禅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七。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古意》。

参见《泰然斋诗集》第二附金两铭《和(吴檠)作》。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四。
③ 参见上书之七、八。
④ 引自上书之一。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贺新凉·青然兄生日》。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等四句,实际上有着双重的涵
义:一是胡适所讲的“悔”。当然这种“悔”的原因并不是“因病辞试”,
而是“托病辞试”。二是“瞒”。唯其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托病”,
所以在悔恨之际,也不忘用“采薪”来加以掩饰。这里,有必要重提胡适的
另一个明显错误:他仅仅根据江宁教授唐时琳的《文木山房集序》,就断言
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真病”。对于这一说法,很多学者已经撰文驳斥,
这里不再赘言。当然,无风不能起浪,联系上述引自《孟子》的“采薪”二
字来看,吴敬梓当时很可能确有小病。但是,把小病装成大病,借“大病”
辞去廷试,决不等于“因病辞试”,因为小病是不允许辞试的。由此可见,
吴敬梓1736 年辞试的行动,恰恰是他1729 年叛逆呼喊的延伸和发展。否定
“托病辞试”是错误的,认为“托病辞试”才算思想飞跃的标志也是不全面
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吴敬梓真为“因病辞试”而悔恨,充其量也只是一次
思想的大反复。用后来的反复去否定早先的飞跃,依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总之,从对待科名的态度看,吴敬梓早在辞试和吟咏《美女篇》以前,就已
具备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了。

理清了吴敬梓思想转变的脉络,是不是有“余暇”撰写《闲斋老人序》

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前所述,吴敬梓既已鄙薄科名,热衷“笙簧六艺”,

自名闲斋老人,也就投诸闲散,有的是时间。何况《闲斋老人序》只有短短

五百零一字。

那么,吴敬梓为什么要选择1736 年2 月写“序”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把他在“征辟”前后的情况罗列一下:1733 年,雍正诏令保荐“博

学鸿儒”者。两年以后,雍正再下诏令。这时候,35 岁的吴敬梓已经风闻有

可能被保荐①,所以赶忙“追”写“美人之赋”(即《移家赋》),用以表明

自己“不工封禅之书”②的心迹。同年秋天,被荐的风声紧了,他又写下了《秋

病》八首,再次流露了“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的心声。由于

吴敬梓蔑视科名,对保举又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乾隆元年正式被保荐时,并

没有受宠若惊,手足无措。相反,他胸有成竹,“凿坏而遁”;酗酒秦淮,

乔装“狂疾”③。朋友们责以固执已甚,他机敏地诉说了自己的衷肠:“吾既

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

足贵耶?”④这一切,充分说明当时的吴敬梓,镇定自若,未雨绸缪。进一步

看,他既能用《移家赋》去反衬《子虚》、《上林》,以装病来辞去廷试,

也就必定会自矜俚俗粗村的小说家身份,嘲讽借词赋博取富贵的枚乘和司马

相如之流;用鄙夷功名富贵的《闲斋老人序》去否定“博学鸿词”的终南捷

径。“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吴敬梓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

图》⑤中的这两句诗,不就表现了他对征辟荐举妨碍小说创作的强烈不满吗!

既然如此,自称闲斋老人,借“序言”述怀明志,声言“以辞却功名富贵,


顾云《钵山志》卷四《吴敬梓传》:“乾隆间,再以博学鸿词,荐(吴敬梓)”。顾云既用“再”字,
则很可能吴敬梓1736 年前就曾被当作保荐对象。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一《移家赋》。
③ 金兆燕《棕亭诗抄》集三《寄吴文木先生》曰:“昔岁鹤板下纶扉,严徐车马纷猋驰。蒲轮觅径过蓬户,
凿坏而遁人不知。有时倒白著接。。,秦淮酒家杯独特。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
④ 参见顾云《钵山志》卷四。
⑤ 白参《文木山房集》卷二。

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不都是合情合理的吗!

早在乾隆元年以前,吴敬梓已经走上了背叛科名的道路,1736 年2 月,

他又写下了《闲斋老人序》。根据这两点,就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吴敬梓

着手创作《儒林外史》,决不会迟于1736 年。可是胡适又认为:“书中写杜

少卿、庄绍光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也就“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

怎样看待胡适的这一论点呢?笔者以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错误的方

面。诚然,作品中杜少卿、庄绍光等形象,无疑是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程廷

祚作为模特儿的,因此有关的章节确实不可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前。问题在

于:第一,胡适仅仅考虑了《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几段故事的原型。

三十四回以前的取材情况怎样,一系列生活素材是否发生在1736 年以后呢?

大家知道,《儒林外史》的结构具有“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特点,所以

作者完全可以写写停停,零写整编,决不会弹指之间,一挥而就。就是说,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的内容固然只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后,但决不

能就此作出结论:三十四回以前的故事也必定写在同一时期;更不能把吴敬

梓开卷伊始的时间随意拉到1736 年以后的某一年。这一点,后文将作详细论

述。第二,胡适顾此失彼,无视吴敬梓借助某些诗词对小说创作的时间和情

况所作的曲折说明。例如,上述“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等两

句,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这里所说的“著书”,当然指撰写《儒林

外史》。所谓“仰屋”,分明援引和活用了《宋史·富弼传》中的典故,意

思是“计无所出”,奈何不得。正因为吴敬梓处境艰难、心情抑郁,所以才

用“著书”来排遣愤世疾俗的怒火,寻找聊以自慰的欢乐。但正当他笔墨酣

畅的得意时刻,传来了被安徽巡抚赵国麟保荐的消息。他毫无理由拒绝预试,

只得“春光抛掷”,“孤负秦淮”①风尘仆仆地“涉险”到安庆,言不由衷地

写下了“金门赋”,也即《正声感人赋》等六篇“试帖”②。这真是强人所难

的“无端”啊!由此,我们不就看清了这样一种事实:1736 年2 月,吴敬梓

正在撰写《儒林外史》,而且早已进入了欲舍不能的境地。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可以论定:《闲斋老人序》确实写在1736 年2 月,

吴敬梓在此以前已经开始创作《儒林外史》。那么,究竟哪一年动手的呢?

笔者以为,当是1736 年。理由是:(1)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与亲友们频

频交往,把酒沉醉,诗词唱和,还被“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推为盟

主”③。他自己又洋洋自得地认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④。就

经济生活而言,虽然祖传的“三万金”,在移家前已经基本花去,但还没有

陷入“乞食近年诗”⑤的绝境。另外,在移家后的第二年,他的糖尿病开始发

作⑥。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敬梓似乎还不可能潜心创作《儒林外史》。当然,

没有动手不等于没有想法。从写在33 岁七月五日的《金缕曲》来看,吴敬梓

可能早有“著书”的潜在动机⑦。但想法毕竟不是行动,何况他一提到“著书”,

①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虐美人》、《西子妆》。
②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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