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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②，也是“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儒林外史》即将“终结”的标志。
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征辟”问题闯进了作者的生活。所以继鲍文卿谢恩辞
赏的描写以后，作者势必要续写自身的辞试经历；取材情况也就随之而陡然
变化。《卧闲草堂本》第二十六回回末评语说得好：鲍廷玺“丧父娶妻”以
后，作者就“换一副笔墨去写二杜”了。（2）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化，作者的
认识也在提高，所以他面对“征辟”，写下了表示辞试决心的《闲斋老人序》。
（3）依循现实题材的轨迹，大致可以断定这一阶段的创作时间约在1737 年
下半年至1738 年上半年。因为作者原本与他的从兄吴檠关系密切。1737 年
吴檠“博学鸿词”落第以后，吴敬梓才厌恶其人品①。作品中的杜慎卿形象，
恰恰从出场开始，作者就满含调侃、讽刺之情。另外，以吴蒙泉为模特儿的
虞育德，1737 年中进士，1738 年到南京任上元县教谕②。而虞育德在这一阶
段并未登场。
第三十六回开始，作者一方面继续以自身及其亲友的现实活动为题材，
一方面插进了很多历史和社会的传闻材料。1738 年，“难进易退”、襟怀冲
淡的吴蒙泉开始跟作者直接交往，使他耳目为之一新，山外又见青山。为此，
他围绕虞育德在南京期间的生活，几乎用“实录”的方法逐一地作了叙述，
又借助历史和社会的传闻不断地加以穿插。这样写的结果，使第三十六回以
后的篇幅，出现了两种时间概念：其一是生活中的真实历程，其二是作品的
自然纪历。两相比较，前者喧宾而夺主，成了主要的线索。抓住这条主要的
线索，就很容易弄清第三阶段的写作时间：
虞育德的原型吴蒙泉，1738 年南京任上元县教谕，1744 年离宁赴京，1748 年出任浙江遂
安县知县。
③ 参见尤侗《艮斋杂说》。
① 参见赵冀《檐曝杂记·徐健庵》。
② 《卧闲草堂本》第二十四回回末总评有言：士大夫有“名儒而实戏”者，“鲍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
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这条评语正确揭示了作者借鲍文卿描写“辞却功名富贵”的内在意图。
①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三《酬青然兄》和《贫女行》。
② 参见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上。
迟衡山的原型樊圣谟，1749 年应聘回原籍句容修县志。
杜慎卿的原型吴檠，1745 年中进士。
跟上述真人真事相适应，《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有祭泰伯祠的描写，
第四十六回对虞育德离开南京、杜慎卿“铨选部郎”作了顺叙和补叙，第四
十八回特意点明杜少卿到浙江去“寻”虞博士，第四十九回则对迟衡山回句
容“修理学宫”作了交代。把素材故事发生的时间与艺术形象出现的先后联
系起来看，第四十六回就必定写在1746 年以后，第四十八回决不会写在1748
年以前，第四十九回则很可能写在1750 年，。。。另外，根据《全椒县志》
等的记载，吴敬梓40 岁那年，为了祭祀雨花台的先贤祠而卖掉了“江北老
屋”。前此，又为刻印《文木山房集》而三度奔波于南京与仪征之间。所以
特传式的“真儒降生”和仪程式的“南京修礼”决不会写在1740 年以前。也
就是说，作品第三阶段的创作，开始于1740 年以后，结束于吴敬梓去世之前。
从写作特点方面来看，作品的第一阶段主要采用“杂取”和虚构的方法。
为什么吴敬梓的侄孙女婿金和凿凿有据地“揭示”了《儒林外史》的人物原
型，可是人们普遍否定诸如“荀玫之姓苟”，“严贡生之姓庄”，“范进之
姓陶”等等说法？为什么有些专家在纠正了金和的某些错误，考实了范进、
荀玫、严贡生、牛布衣等人物的原型以后，并未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其主
要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这一阶段也有几个人物，如权勿用、马纯上等，是
以一个原型为主来塑造的。但即就马纯上而言，他跟原型冯粹中相比，何尝
没有区别！据《滁州志·冯粹中传》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五的记
载，冯粹中并不像马纯上那样只是条知进不知退的“亢龙”，他还是个“诗
文有奇气”，很懂得“水道利弊”的人物。反过来看，马纯上在片石居观看
扶乩的描写，分明揉合了“崇祯爱请仙”和“云间客扶乩”①等传闻故事。“作
文之心如人目”之类，又明显借鉴了古代文论中的说法①。
《儒林外史》第二阶段的形象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像季苇萧、杜慎卿、
娄焕文、杜少卿、迟衡山等都以一个原型为模特儿。有关的故事情节也大都
事出有因，有案可稽。如杜少卿“平居豪举”，“移家秦淮”，“称病辞试”
等等，都跟吴敬梓的经历相吻合。因为这一阶段描写的人物故事大都是作者
铭心刻骨的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所以尽管带有纪实色彩，依然生动真切，
栩栩如生。为什么一般的读者，特别爱看第二十五回以前的篇章，也还并不
厌恶第二阶段的描写？为什么第一阶段的“共名”人物特别多（如周进、马
二、严监生、牛布衣等），第二阶段也还不乏杜少卿这样的典型？道理就在
这里。
① 参见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七，陆次云《湖濡杂记·片石居》。
① 第一阶段有些描写，似与原型故事发生时间不符，有人就此否定“写于1736 年前”。如第十四回鲍文卿
营救向鼎一节，有些论著以为即指1740 年商盘任南昌知县期间“中蜚语，势岌！君守之不去，事旋雪”，
也就认定作者不可能早于1736、乃至1739 年动手创作。其实，联系向鼎被委任赴宁国府摘印而惊恐等描
写来看，作者写向鼎被参，目的在于揭露险恶的官场，而“伶工营救”之类，显系虚构，这种虚构确有生
活基础。吴敬梓《老伶行·赠八十七叟王宁仲》中就有“乐舞雩门祭孝陵，行宫夜半喧歌吹”，“本朝家
法重明良”，“新磨安敢呼天下”等句，足见他了解康熙南巡故事，也就肯定知道曾经作为行宫的曹雪芹
家被抄的情况。另外，鲍文卿预政、营救向鼎，显然是对“新磨安敢呼天下”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反击。可
见不了解“虚构”法，就很可能胶柱鼓瑟、以片盖全。
毋庸讳言，一般读者是并不爱看第三阶段的故事的，特别是那些“言之
有据”的部分。这是因为，第三阶段的创作着重采用“实录”的方法。第一，
它实际上用真人真事发生的时间作为线索，甚至出现了回目数字与真人真事
发生年月相凑合的怪现象。像上述吴檠1745 年中进士，第四十六回就补叙杜
慎卿“铨选部郎”；吴蒙泉1748 年到遂安，第四十八回就写杜少卿去浙江；
樊圣谟1749 年回乡修县志，第四十九回就交代迟衡山到句容修学宫，等等。
第二，它为了求“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品的结构形式，出现了“从头
讲起”的“传记”。如第三十六回整回追溯虞育德的直到祭祀泰伯祠以前的
经历，第三十八回和第四十七回对尤扶徕、虞华轩的为人处世情况作了倒叙。
上述追溯和倒叙的内容，都发生在人物登场之前，都属节外生枝，明显偏离
了“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①的结构特点。
另外，唯其作品由虚构转向纪实，所以作者竭力用第三阶段的“真人”去附
会一、二阶段的“假事”，从真实的角度去交代虚构人物的归宿。例如，第
四十四回有关汤镇台的经历描写，酷似吴敬梓朋友杨凯的现实遭遇。从创作
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作者竟然把写实的汤镇台与虚构的汤奉
拉扯为兄弟，说什么汤镇台“做高要县知县的乃兄”已经告老在家。“两朵
高眉毛，一个大鼻粱”的汤奉，第四回出场时已是个进士出身的知县，最少
得有30 多岁。从第四回到第四十四回，时间已经相距75 年，难道汤奉活到
100 多岁才致仕？又如，作品第一阶段描写的马纯上，不乏虚构的成分；到
了祭泰伯祠的时候，这个形象已经在向“纪实”转化；第四十九回里的马纯
上，则已等同于冯粹中：冯1752 年于顺天中举，第四十九回就预言马“进了
京，一定就是得手的”。这里姑且不论用马二经历贯穿三阶段有违一、二两
阶段结构的惯例问题，就说他的经历吧：第十三回交代，马二“补廪二十四
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第十五回中，他又向匡迥发出过“我。。年
纪又大了”的感叹，可见当时他至少得有40 多岁。从第十五回到第四十九回，
按作品的纪历推算，已经过了50 年。请问，封建社会中会有年近一百的士子
离乡背井、到千里之外去参加乡试的吗？诚然，文学家不同于历史学家。出
于塑造艺术典型的需要，即使作品中的时间和地点出现差错，也是情有可原
的。问题是作品第三阶段的时间概念一错再错，而出现差错的根源恰恰在于
写法的改变。第三，《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以后纪实的篇章，大都是概念
的说教。除上面谈到的“祭泰伯祠”以外，“青枫城奏凯”分明是“兵农”
的图解，“郭孝子寻亲”无疑是孝道的演绎。换一个角度看，《儒林外史》
全书共有626 个人物，第三阶段竟出现了264 个。按理说，即使像《儒林外
史》这种特殊结构的作品，愈到后面新出场的人物也愈少。上面这种反常现
象，不也是概念化的明显表现吗？
从取材和写法的前后差异来看，《儒林外史》的创作明显经历了三个阶
段。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很大的三个不同创作阶段的呢？这自然与作者的经
历、思想和构思有关。就经历和思想而言，吴敬梓始而为地主阶级的公子，
继而为“败子”，终则为“浪子”。在科举功名的道路上，他弹唱了一首“三
部曲”：29 岁以前狂热追求，此后的11 年愤懑诅咒，不惑之年就彻底幻灭①。
① 引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① 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自注：吴敬梓40 岁那年，曾有“何如父师训，专储制举材”
的诗句。
唯其身为“败子”，吴敬梓力图借科举来重振家声；唯其科举碰壁，才使他
移家南京，进入“浪子”阶段，着手创作《儒林外史》。此后，他在半是徬
徨、半是愤怒的状态中奋勇向前，经历了“辞试”的考验，记下了心灵的胜
利历程。40 岁前后，他生活更形困顿，但总算实现了刊刻《文木山房集》的
夙愿，因而他在借“治经”安身立命②的同时，断断续续地写完了《儒林外史》。
受经历和思想的影响，吴敬梓的艺术构思也有个演变过程。他从讽世转
为匡世，由揭露变成言志，从“文行出处”渐进到“礼乐兵农”，由抨击科
举发展为鞭笞时政。质言之，吴敬梓创作之初，着眼于八股制艺。他力图沿
着科举的多级阶梯来描写对功名富贵持不同态度的各种儒生，《闲斋老人序》
就是这种艺术构思的说明书。后来，他觉察到政治主张比道德规范更为重要，
社会的流弊也远不止科举一端，一味嘲讽醉心功名富贵的儒生更不能“救助
政教”和“造就人才”。鉴于此，在他40 岁前后，出现了新的构思：以虞育
德为中心，在“指敗北住钡耐奔蠢硐耄印罢嫒濉钡目Ｉ罾┱沟�
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说，作者原先是以不应考、不从政的隐士王冕为崇拜
对象的话，那么，后来就更加钦慕应了试、做了官、力图“以德化人”、赞
助“兵农”之事的“贤人”虞育德。由此，他给儒生们以更多的怜悯。让季
萑、臧荼之流参加祭祀活动，甚至由马纯上充当“三献”就是一例。通过陈
木南给欺世盗名的权勿用开脱“奸拐”尼姑的罪行又是一例。杨执中、匡超
人、严大位、牛浦郎等竟然忝列“幽榜”更是宽容、平和与“匡世”态度的
表现。简单地说，《儒林外史》的三个创作阶段有三个重要人物：王冕、杜
少卿和虞育德。其中王冕和虞育德是作者心目中的两竿标尺，处于构思的中
心位置，而杜少卿则是前后两幅蓝图中的过渡人物。
总之，从作者的经历、思想、构思和作品的内容、形式等方面来看，吴
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的整整19 年中，确确实实地经历了三个阶段。
（原载《江汉学刊》1984 年第1 期）
② 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吴敬梓“晚年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