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超级女人
作者:赫拉·琳德 译者:陈思义、朱小安、甲山
弗兰西丝卡,这个二十世纪末的灰姑娘,这个被丈夫抛弃、失业、寒酸、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苦苦挣扎的女人,竟然变成了文学界光彩照人的新星,变成拥有无数崇拜者的畅销书作家。
“新女性”与新的女性价值观
王诺
她这位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耀眼夺目的公主。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下,她挽着王子的手臂在舞场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正是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是那个矮小不起眼的弗兰西丝卡了,至少暂时是这样。
《超级女人》的确是一个灰姑娘变成公主的故事。
然而,这又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童话,而是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想最新发展的当代小说。弗兰西丝卡,这个二十世纪末的灰姑娘,这个被丈夫抛弃、失业、寒酸、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苦苦挣扎的女人,竟然变成了文学界光彩照人的新星,变成拥有无数崇拜者的畅销书作家。赫拉·琳德以她生动、幽默、女人味十足的文笔,为读者塑造了一个“新女性”,表达了新的女性价值观。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弗兰西丝卡的成功依靠的不是“王子”的帮助和拯救,依靠的是她自己。自立自主是她最迷人的人格特征,是她成功的主因,也是所有女性真正获得自身价值的基本前提。始终在她“大脑内部的自由广场”跳跃呐喊的那些女郎是她自立自主精神的象征。她发誓:“我自己决定自己。我不想成为男人们自负的玩物……我要获得自主权。我要保持自由……现在和将来都要做命运的主人。”三十四岁的她,对男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不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知道,在男权社会里,男人从骨子里轻视女人,无论多么优秀、多么可爱的男人,一旦做了丈夫,都不可能完全抑制那种已经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里积淀了数千年的渴望——让妻子“照料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熨衣服,替他们接电话,给他们做饭吃,使他们从一切日常的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正因为弗兰西丝卡认清了这种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她才选择了并非最好但却是最可行的生活方式:独身。
她坚决地与丈夫离婚,并顽强地抗拒着再婚的诱惑。她对自己说:“我根本不需要男人。不需要同他一起过日子。只需要他同我在一起消遣,这是另一码事。”她并没有拒绝男人的帮助,但她绝不自贱地乞求帮助,绝不接受令她感到有损尊严的施舍,特别是绝不用同男人睡觉的方式向男人表示感谢。她有爱有欲,她与男人一起“消遣”得那么疯狂,那么热烈,然而即使是面对自己喜欢的男人,即便是已经与那个男人有过肌肤之亲,她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放弃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问。她曾在醉酒状态下与她喜欢的男人埃诺亲密接触,后来在她疲倦和渴望独处的时候,他又提出与她“轻松轻松”的要求,弗兰西丝卡坚定地拒绝了。她对埃诺说:“只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同你在‘鲸鱼皮’上滚了几圈……你就以为你今天有权把我当做未成年的孩子来对待,那你就错了!哎,你们男人总是搞错!”“每个妇女都有感到疲倦的权利!”都有享受独处的权利!
享受独处并不容易。现代人为生计所迫,受欲望驱使,本来就难得有时间抛开一切,安安静静地享受独处;即便有这样的时间,也往往将其浪费于电视、电脑或群体娱乐上。弗兰西丝卡好不容易争取到独处的权利,可一开始却不知如何享用。她要么睡懒觉,要么习惯性地为孩子、家务牵肠挂肚。她感叹道:“享受时光并不那么容易。”不过,酷爱大自然的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享受独处的方式——融入自然:
多么美丽的景色啊!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走了,这是多大的享受啊!我空着两手,大步流星地走在夏日的田野上。我走过开满鲜花和香气扑鼻的果树林,越过草地和田野。不用推那辆载着两个胖小子、重达五十公斤的手推车,也不用等爱挑刺的丈夫赶上来!我只管自己往前走。我觉得自己轻得像一片羽毛,真是妙极了……我漫步——不,我飘浮在这一片无法诉诸笔墨的富丽堂皇的花丛中,惊叹不已。阵阵花香和缤纷色彩让我微微陶醉……一种幸福的感觉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
想想看,如果我同埃诺结婚,搬进独家小院,那么我会一下子老上二十岁!想想看,如果我还待在埃里莎·施密茨家的那套三室住宅里,可以想像,我会完全忘掉要享受生活!
弗兰西丝卡以独身摆脱了婚恋关系的男权压迫,获得了自立和自主,但她并没有像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那样报复、征服男人,与男人为敌。她说:“把盘子或杯子摔到我丈夫的头上,我认为于事无补。用我的体操鞋扇他的耳光也没有意思。我憎恨吵架。”尽管她曾经遭受无耻丈夫的百般拆磨,她也不愿意冤冤相报。相反,她还与即将离婚的丈夫平等而有成效地合作,共同创作电影剧本,并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宽容了许多排挤她的小伎俩。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要的只是平等独立,而不是两性战争,是自由解放而不是征服统治。弗兰西丝卡的这种意识体现了九十年代新的女性主义思想,那就是男女相互尊重而非敌视、相互理解而非隔阂、相互合作而非斗争、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就像女权运动著名领袖弗里丹所说的那样,“女权主义再也不能是那种主张女人反对男人的运动了”。
应当看到,独身对于弗兰西丝卡来说实为不得已的选择。她一人独自抚养她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孩子,实际上就是对不平等的一种默认。而且,她又是多么渴望有一个理想的丈夫和理想的家庭啊!她感叹道:“当我看到那些能干的爸爸站在沙坑旁,参加父母和儿童体操,看到他们高兴地让孩子骑在肩上,一起欢闹着在场地上奔跑时,我就充满了嫉妒和羡慕。当我看到那些爸爸给孩子擦鼻涕,甚至令人感动地同孩子认真而严肃地侃侃而谈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情人为她的孩子洗澡时,她想到:“要是在洗澡间和孩子们戏水的是我的丈夫该有多好啊!……要是同他心情愉快地骑着自行车去购物,然后在井边洗洗菜,再和孩子们骑车在村子附近兜兜风,那该有多好啊!”正因为如此,她有时甚至怀疑:“独身幸福的说法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她在四处奔波宣传她的《独身幸福》的同时,却常常想到结婚,常常感到困惑。
弗兰西丝卡的困惑代表了当今女性主义者的困惑。她们一方面改变了以前提倡彻底独身、抛弃家庭,甚至同性恋的极端观点,转而肯定一个完美家庭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深感完美的丈夫和完美的家庭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十分罕见,深感单靠一个男人——哪怕他再优秀——无法满足她们对理想丈夫的所有要求。因而,她们在主张上经常是矛盾的,在重返婚姻的行动上经常是迟疑不决的。弗兰西丝卡在想像中的“人力市场”选购丈夫的那一段就生动而幽默地表现了她们的这种矛盾和迟疑:
这儿有一种,他能跟孩子们一起嬉闹,对家务活驾轻就熟。既能以极大的热情扎到孩子堆里跟他们做游戏,同时又不耽误家务活,他会心甘情愿地、迅速地把土豆皮刮完。是要这样的吗?
哦,是的,干吗不要呢?……不过,这样的男人不会长久吸引我的。我希望找个能让我仰视而又亲近的男人。哎呀,这当然不行啦。有小孩的模范丈夫干活时往往是弓着腰,或者是四“爪”着地地爬来爬去。
噢,这是本店的进口美味,雅致,机灵,成熟,浪漫而又性感,品味高贵,可是只能小份享用。并且,尊贵的夫人,他也不会使您的孩子感到满意的。这种类型适合于体验丰富、需求较高的美食家的口味,也相当昂贵,可以这么说,一小份就是奢侈享受。
那就奢侈上四分之一吧。除此以外,女人还有什么可奢侈的呢?
重新认识并讴歌母性,一反过去贬低母爱的主张,提倡女人“响应与生俱来的母性召唤”,是当今女性主义者又一思想转变,也是弗兰西丝卡这个“新女性”及其价值观的又一特点。作者充满母爱地、妙趣横生地描写了弗兰西丝卡抚养两个孩子的快乐,并把那种快乐视为独身幸福的主要成分。弗兰西丝卡说:“做妈妈的乐趣自然很多,我绝不贬低或者否认这一点。”两个淘气的男孩让她筋疲力尽,不得安宁:在她开车的时候让玩具轰炸机从她的脖颈上嘎嘎滑过,不停地问为什么非要放路障栏杆,为什么前面的大货车老是闪灯,为什么左前方的马自达是坏蛋……在妈妈接电话时对着听筒大喊大叫,或抢先摘下听筒,与对方乱说一气,死也不给妈妈;在餐馆吃饭时冲着旁边珠光宝气锦衣裘服的太太大叫:“妈妈,为什么国王要带一只死狗(指那裘皮大衣上的狐狸头)来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无比幸福。当她连哄带骗好不容易让两岁的维利坐在便盆上大便时,维利用尽吃奶的力气憋出一个响屁,然后满意地说:“屁屁,你可以把它弄到厕所里去了。”她笑得膝盖都软了,抱着维利在地上打起滚来。后来,维利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他在便盆上的使命,做妈妈的便郑重地宣告:“维利·斯巴斯蒂安·赫尔…格罗斯克特尔把屎巴巴拉到了便盆里。我有理由为此欢呼!”她带儿子们到结冰的湖面去玩,用木棍打下薄冰给孩子当抛向湖心的手榴弹。两个孩子怕妈妈掉进湖里,忙跑过来拉住她的衣角,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她的心头。“这一定是一幅奇妙的图画:两个裹在冬装里的小男孩,紧紧地抓着他们的妈咪,防止她凿冰时落进湖里。我玩这一游戏玩得如醉如痴。”
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故事叙述带着叙述者弗兰西丝卡大量趣味盎然的感觉、想像、幻想等形象化的心理活动。这样的叙事充分体现出这个“新女性”的女性特点,同时也体现了新的女性价值观:女性解放绝不能走男性化的道路(弗里丹已承认过去的女权运动过于男性化),绝不能追求在一切领域与男人一样,绝不能只重视“人”而忽视“女”;应当正面肯定男女固有的性别差异,应当赞美、表现女人对生活的特殊敏感、她发达的想像力和幻想力、她胜过男人的形象感悟。
叙述者不愿放弃自己任何有乐趣的心理活动,纵使加上括号——
弗兰西丝卡为夺回电话听筒,把脏兔子和奶瓶一起递给抓着电话的小儿子,“他马上不知所措地松开了话筒(哈哈!上当了)”。
她在出版社的走廊面对一排紧闭的房门,不知敲哪个门才能找到安妮格蕾特,心中突然升起一个怪异的想法:“要么就挨个儿敲门,口中喊道‘刑事警察’,然后叫他们大吃一惊,再喊道:‘所有叫安妮格蕾特的都给我站出来,站到墙跟旁!’”
叙述者不喜欢用抽象的词汇讲故事,说着说着就冒出一大串具体可感的形象,纵使那些形象与故事本身毫无关系——
“埃诺瞪了我一眼,让人觉得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氰化钾或老鼠药。”
“我……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瞥了他一眼。这种目光在电视里常常见到:一帮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穿着油乎乎的皮背心,戴着满是油腻的宽边帽,用枪点着对手的太阳穴,让完全吓傻了的对手站在翻倒的马车和破损的酒桶之问。他们总是以这种目光盯着对方。”
当埃诺一下子占了上风,得意洋洋地等待弗兰西丝卡承认错误请求原谅时,叙述者马上写了这样一段:“他现在可有上钩的鱼了,可他还要让鱼儿垂死挣扎一番,欣赏它大口喘气和嘴上冒泡的情景。”
桑雅当众宣布自己腹中双胞胎的父亲是威尔,然后“走到威尔身边,抓起他的手,把它高高擎过头顶”。写到这儿,叙述者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种场景,而她也就立即写了出来:“那动作就像是拳击赛后裁判向大家宣布获胜者似的。”
叙述者对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是那么敏锐,纵使在激情荡漾之际也能注意到无关大局的小事,这与男性的专注形成了鲜明对比。弗兰西丝卡在那种关键时刻对她的情人说:
“喂,我的同行,您脱裤子之前,最好先把鞋子捡回来,它马上就要漂过那个拐弯看不见了……”
叙述者的形象感悟是那么切中要害。看到自己的情人和他的妻子一同走来,她只飞快地一瞥就立即捕捉到本质——
“瞧你这张又熟悉又可爱的脸,怎么一挨着妻子就完全变样了呢?显得那么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