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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
在1970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这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的。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做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6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画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他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后，说什么“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们还把“讲用报告”的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吴法宪吹捧说这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吹捧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说，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了，快修好了。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作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我说：“不知道。”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总理说：“我问一下。”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吴法宪还交代：8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21日，叶群又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8月13日下午，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争吵。因为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进行密商。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又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吴密商后，黄永胜、林彪与陈伯达靠得越来越近了吴法宪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方面的语录。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陈伯达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作为依据。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8月20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人带着他们准备好的材料上了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主席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毛主席意识到林彪有迫不及待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野心。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林彪的讲话 （1）
二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从1970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
1970年8月18日下午2时，我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
我从19日上庐山后，就投入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了。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