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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委的职务因红一方面军改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而被撤销。——作者注），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回忆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的经历，说心里话，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叶剑英同志曾对我说过，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军事方针才取得的。叶剑英当时跟随毛主席一道走的，知道得很清楚。在宁都会议上把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掉了（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中共临时中央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并且再一次撤销了毛泽东在1932年8月8日重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作者注），由周恩来接着指挥红军反“围剿”。
毛主席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毛主席后来谈到张国焘时还多次说过，张国焘要是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毛主席继续说：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讲了党的历史，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寿、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主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毛主席在这里举出我检讨的例子，是要说服那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毛主席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那时，毛主席是主张彭德怀管军委工作的。毛主席接着又说：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主席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作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人的问题。——作者注），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当时有人回答毛主席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作者注）。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打胡宗南，很紧张，毛主席疲劳过度，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笔，《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就是由毛主席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完稿。毛主席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最后，毛主席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毛主席同刘建勋、王新、刘丰和我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几个同志第一次听来真如倾盆大雨一般，足够我们去消化、琢磨的。在武昌期间，毛主席想同华国锋谈话，我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请来了。
8月25日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国锋同志谈话，我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华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毛主席有点严肃，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主席对华又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作者注）。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1945年5月，七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作者注），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毛主席接着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庐山这事还没有完”（上）惩前毖后（2）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27日上午9时，我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这时华国锋同志刚调京，仍然兼任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