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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说，我姓丁好了。那语气就像麦尔维尔在《白鲸》的开头说叫我以实玛利吧，一开口就是小说家腔调。沈从文暗暗好笑，嘴里却不说出来，那么一个胖胖的模样，却姓丁！大概在他的感觉中，这是一个瘦子才配有的姓。果然，女人走后，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不姓丁，姓蒋。
沈从文猜测，海军学生是出于一种炫耀的心理才带他的女友来这里的，但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是听到有人夸沈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沈从文搞不清他的朋友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是真诚的还是讥诮的，但被人在暗底下夸总是开心的。
胡也频也带沈从文去过他女友的住处，那是丁玲在通丰公寓租住的一个小房间。沈从文观察到，她租住的这个房子同自己的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样的硬板床，一样是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地面，墙上糊着破烂的旧报纸，窗纸上涂鸦着许多人头和古怪的符号，丝毫没有一个女孩的住所应有的洁净和脂粉气。
当交谈中得知这个女人也来自湘江下游，和自己谊属同乡，沈从文心里突然涌上一种柔软的、自己也陌生的东西，他怜惜，且不无惊奇：这样一个女子，住在这样一处简陋的屋子里，居然不生病，不头痛，还若无其事地坐在一张小条桌旁看书写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的事实证明沈的这一直觉是对的，要不了几年，这个生活在穷困线上的女人就要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走红，成为最入时的女作家，并在丈夫死后投身政治成为一个“红色圣女”。
但现在还是1925年北京郊外的香山，以后的变化此时还未露丝毫端倪。他们是贫穷的，也是快乐的。贫穷没有减少快乐，反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点点欣喜。他们常常在幽静的山谷寺院中一同散步，为了观赏落日，常常忘了吃饭，还在中秋夜去香山静宜园的小池里划船。这些快乐的日子随着丁、胡夫妇的回城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年，沈从文在《现代评论》社里谋到了一个发行员的职位，既然有了个糊口的饭碗，他便离开了让他总觉得憋闷的香山熊氏别业又回到了北京城，重新住进了北河沿的汉园公寓。
理所当然的，沈从文又过起了穷困的生活。穿不起像样一点的衣服，过冬了连炉子也生不起。他的朋友胡也频、丁玲夫妇在贫穷上倒是和他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装上了炉子，却买不起煤，来了客人只好烧些旧书旧报取暖。沈从文时常饿肚子，时常感冒。寒冷干燥的空气让他鼻孔时常淌血。写作时只好一只手握笔，一只手撕块破布捂着流血不止的鼻子。他穷得上医院挂号的两角钱也拿不出，就这样还得挣钱接济母亲和妹妹。这期间他写了一些自伤穷困的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常常患着呼吸系统疾病——就像他的传记作者金介甫所说——这成了他作品主人公的传奇性特征，就像西方19世纪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患有结核病一样。困扰这些人物的除了贫穷和肺病，还有这些时代和青春期的疾病：性的饥渴、失眠、精神疲惫和偏执狂。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三人行（2）
这些小说中的说话者总是一个怒气冲冲、又过着狼狈不堪日子的年轻人。他们没有金钱去实现人生的梦想，懦弱的个性又让他们无力献身于革新和时代的洪流，只得在自轻自贱中躲在小公寓里“纵情痛哭”（《老实人》），直至进入梦乡。其大致情状就像他那个时期的一篇短小说中的一个饿着肚子在街头闲逛的年轻人，“魔鬼的人群啊！地狱的事物啊！我要离开你！”这样发泄一通，“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鸽笼般的湿霉房子中了”（《绝食以后》）。这些小说人物易怒、古怪的性情和狼狈不堪的生活，正是沈从文在1920年代的北京的一幅自画像。
此后的几年，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三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他们都是想上大学而名落孙山，可谓同病相怜。又都野心勃勃想要打进中国文坛。在香山度过一段日子后，三人都跑到北大去当了一段时间的旁听生。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时广开门户，谁都可以去大学旁听，旁听生与正式生的比率最高时达到三比一。在沈从文的介绍下，有段时间三人还合住一套公寓。从银闸、孟家大院、汉园，再到景山东街的一套住宅，他们总是一同搬家。三人把微薄的一点收入——沈从文的稿费、丁玲母亲的接济——凑集起来，在花钱上不分彼此，努力让每一个小钱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他们还一起去日文班听课，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日本留学。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争取能有每月20—30元的稿酬收入，这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于是他们自我安慰，如果鲁迅弃去了他的教育部佥事和大学的讲师职务，去专靠译作生活，情形也一定过得十分狼狈，比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可笑的是他们还常常设想这笔钱已经到手，做着白日梦计划着怎么样去花费这笔尚在空中飘荡的钱。
当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看着许多人的名字凭着各种关系和机缘在刊物上露面，他们也计划过办一种类似于《语丝》那样的杂志，把他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如果每期印1000份，就可以有12—13元的收入。
这个时期，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气质”让沈从文感到了吃惊。按理说，沈从文来自地处中国南方山地丘陵带的凤凰小城，他的身上不无热情率真与好幻想的气质，可是这个与他年龄相差并不太远的海军学生的性格可说与他全然不同。如果说沈从文的热情如长河沉潜，绵厚，悠长，那么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则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糊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地想象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记胡也频》）。他的新婚妻子丁玲的才具，显然也长于笔墨而不善持家理财，日子过得拮据难免口角上争短长，据说沈从文总是在这个时候充当和事老的角色。
三人朝夕相处，使得外界一度风言蜚语，把三人的关系丑化为二男事一女的桃色新闻。从沈从文含糊其辞的叙述来看，这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可能在当时曾引起过他某种单相思式的情愫。
沈从文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止，在北京文人的雅集中肯定是要让人侧目而视的。他到《晨报》馆去领每个月的稿酬时，都要向门房塞上两到三角钱才走得进去。被各种关系网排除在外的沈，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给素未谋面的名人写信自荐，他把这叫做“撞大运的信”。多次碰壁后，他和胡也频也想弄个杂志，省得忍着屈辱去拜山头。
但还是少不了朋友帮忙，如果说是郁达夫第一个发现了沈从文的文学才华，那么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则对沈从文早期作品的发表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使沈从文平生第一次过起了靠写稿来维持的生活，还带沈从文去参加诗歌朗诵会。沈从文在闻一多的屋子里，听到了朱湘、刘梦苇、饶孟侃这些抒情诗人的朗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起，沈从文开始了自传的写作。
如果一个人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写自传，他不是懵懵懂懂就是灵气溢动，沈从文无疑属于前者。自从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一个逐臣在一条叫沅的河流上抱石自绝，这条河就或明或暗地流动在中国的诗史上。当沈从文像一滴南方的水融进1920年代干燥的北平时，他一提起笔，那条河便从记忆的渊海中跃了出来，码头、木筏、灰色的小渔船和形形色色的船娘、水手全在他的笔下复活了。
在这个别致的自传里，他写逃学去看满山鸣叫的蟋蟀，写唢呐声中穿着红绿衣裳伤心大哭的小小新娘，写河边用绣花大衣袖掩着嘴笑的苗家小妇人和大太阳底下安置船上龙骨的船工。他写看星、看月、看流水的边城生活。他用笔堆垒着文字的“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表现着一种优美、自然、健康的人生样式。他编织着故事，故事也改造着他，使他成为一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但他还是爱说自己是个乡下人，谦逊地把这些成绩引到南方的地理上去。他说他写的船上、水上的故事，如果有点灵性，那也都是来自多年以前南方山地雨水的滋润。
沈从文因那条故土的河流而爱上了世间一切的水——檐流、溪漳、万顷的大海。他告诉我们，他学会了用小小的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他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十五岁那年的7月，一只大船载着他驶离山壑中那座美丽的小城，进了军营，他揉着因长途跋涉起泡的双脚，第一次觉悟了生命如水一逝不复返。
他痛惜时间的流逝，尽管在古都过着的一个文艺青年的苦闷日子实在太长了些，他还是惋惜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他说时间带走了一切，带走了天上的虹或人间的梦。他还说时间在改造着一切，星宿的运行，昆虫的触角，全在时间的流变中失去了原先的位置和形体。这些体悟或许不无窘迫现实的挤压触发，但它们已经超越了贫穷和卑微，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从这个时候起，他在内心已经以长河的歌者和儿子的身份自居了。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时间行进到了1920年代下半叶，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长江沿岸，伴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文化的重心也渐渐地从故都北平移向殖民化色彩浓郁的上海，出版物的盈虚消长也显然由北而南。在上海，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现代评论》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已迁上海，新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还出现了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等一些新的书店。一时是普罗文学的兴起，一时又是民族文学与都市文学大旗招摇，上海俨然成了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大狗小狗都在上面汪汪吠叫。1928年4月，沈从文离开北京，正式迁居上海。此前他已在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了《鸭子》、《蜜柑》两本小说集，开始以一个职业作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个时期的上海，显然比北京更加适合于一个处于上升期的青年作家，而他向往中的爱情，也正在上海等着他。
沈从文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善钟路一户人家楼上赁了一间房子，同时把母亲和妹妹接来同住。这一期间，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黑》，每月编辑费200元，各分得70元左右，另外还有稿费收入。这比起北京时期手头要宽裕多了。后来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204号楼房，胡也频、丁玲和丁的母亲住二楼，沈和他的母亲、妹妹住在三楼。此期间，他们的开销如下：房租每月20元，水电费10元，其他再加上伙食、衣物、购书等，每月开支在100元左右。
1929年，胡适担任坐落于上海附近吴淞口炮台的中国公学的校长，在徐志摩的举荐下，他请沈从文去教文学课与写作，担任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讲师。这一破天荒之举——照规矩教授必须有文凭——对沈从文的经济生活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是使他从一个无业游民一跃而上升为中产阶级。他有了100元的固定月薪，加上稿酬和编务费，每月有保障的收入在200元以上（后来杨振声教授把沈从文介绍到青岛大学，月薪仍是100元。1930年，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把留下的职位让给了沈，月薪仍在百元以上）。但这个新锐小说家的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准备的讲稿不到一刻钟就讲完了，余下的课堂时间因不知做什么他困窘得无地自容，倒是学生们安慰起了这个才走上讲坛的先生。沈从文当然不可能想到，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他日后的夫人张兆和。
不管沈从文是否愿意承认，事实是经济上的自立使他有了自信和勇气去追求自己喜欢的女性。当然仅仅这些小钱还是不够的，他更大的自信来自于自身的才华。到了1930年，28岁的沈从文疯狂地追逐起了年轻的女学生张兆和，为此还劳动“有名的学者”（张兆和语）胡适——如前所述，沈正是在他的直接安排下担任了张小姐的老师——充当说客。
出身于苏州一个饶有艺术情趣的富商之家的张氏姐妹，是校园里无数正处于青春期骚动的青年学生的梦中情人。时年18岁的张兆和，身前身后不乏蜂蝶嗡嗡，任性的三小姐把她的追求者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大着胆子向自己的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