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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懂得经营的人做助手，就只能苦了他自己，还落不得一个好。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异域美人
1935年来到上海后来又走进邵洵美生活的那个美国女人叫埃米丽·哈恩，她后来还有个中国名字叫项美丽。这一年她三十岁，来中国的身份是《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喜欢探险，身材健壮，臀部庞大，剪一个秀兰·邓波儿式的时尚的童花头，有着一双海水般幽深的棕色的眼睛，还有着一张茱丽亚·罗伯茨那样的性感的大嘴。有点放浪，也有点叛逆。据说此人在踏上去中国之路前，还像一个从事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一般在非洲刚果的土人部落待过两年。
那个时期上海滩有位有名的交际花弗立茨夫人，作为上海洋行大班的太太，她善于打扮，面貌姣好，同时有着两位数的地下情人。这个风流的阔太太对中国文化无比热衷，自己出钱搞了个京剧团，还协办过跑马厅市政厅（后为大光明剧场）的新年音乐会。进入她家每周一至二次定期举办的文艺沙龙曾是多少海上才子的梦想，因为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进入了上流社会的标志。数年来，邵公子都是弗立茨夫人的座上宾，逢请必去，逢宴必到，同时通过邵，弗立茨夫人还把当时的最负盛名的名伶梅兰芳也拉进了她的京戏团。
这年春天，在“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刚到上海的埃米丽·哈恩被女主人弗立茨夫人牵着手推到了邵洵美面前。一曲终了，女作家已经对这个面白鼻高的东方美男子有了好感，特别是当她知道这个男子出自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这个美国女人最为震惊和敬佩的是这个美男子不仅能写诗，而且能用英文写！喜欢冒险的美国女人埃米丽·哈恩来到中国的目的，堂皇地说是为了写作，为了亲手切一切这个变化中的古老国度的脉搏，选取她所要叙述和描写的题材，但和一个东方男子发生一场奇异的爱情，经历一场异国情调的性爱之旅，更是她隐秘的梦想。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梦想这么快就要成为现实了。
埃米丽·哈恩几乎是心甘情愿地成了邵洵美的情妇，两人出双入对，一点也没有想到要避嫌。邵洵美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项美丽，这是她的英文名字的谐音。让人吃惊的是，她还频频出入邵家，与邵妻做起了朋友。他们对她还有一个称呼，“密姬”，据说是她的原名EmilyHahn的谐音。邵洵美还带妻子去兰心电影院看她演话剧，连邵的妻子也赞叹，“密姬穿了浅灰色外国绸缎的连衣裙，裙子较长，但不是古装，灯光一照，真是十分美丽”。可见这女人的磁力非同凡响。
可笑又可叹的是邵的妻子还是蒙在了鼓里。丈夫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个外国女人身上，她疑窦暗生，却又盘查不出什么，因为丈夫的理由总是那么堂皇、充足。她警告他每天晚上必须在十一点前到家，否则不管他在哪里都要打上门去。丈夫唯唯应着，从不误卯，外面却早已彩旗飘飘。
邵洵美的社交魅力使他一直是他那个圈子里光芒四射的人物，现在因了他美丽的外国情人，更给这个“华美的带世纪末情调的圈子平添了生活的趣味”。他为情妇在霞飞路附近买了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而自己住在杨树浦一套更豪华的房子里。有时候他也接情妇到自己的房子过夜。很多朋友找了借口聚到一起来看他的异域美人，他在自己家里，也在情人的公寓里招待他们。同为唯美派作家的朋友张若谷用不无艳羡并稍带夸张的语气这样描述他豪奢的住处：
少爷（圈子里的朋友都这样亲热地招呼他）的住宅，是上海有数建筑中的一座。全部用云石盖造，周围是一个大花园，有八条可以驶走汽车的阔路好像八卦阵一般地把那宅高洋房转在中垓。中间是一座大厅，金碧辉煌装潢得好像金銮殿一样……少爷的私人书房，也就是招待朋友谈话的客室。里面陈设很富丽，但是壁上挂的那张从邦贝火山石古城中掘出来的希腊女诗人莎弗像真迹，估价在五千金以上。还有那一架英国诗人史文朋集的手卷，是用二十万金镑的代价在伦敦拍卖来的……中间放着一架STIENWAY牌的三角形钢琴……琴畔一堆像宝塔一般高的乐谱，都用翡翠色的蛇皮装订。
女作家的放浪行径在白人世界里激起了许多闲言，他们甚至不屑于提起她的名字，只说是“那个养猴子的”（埃米丽·哈恩刚到上海时，养过一只猴子，是从刚果带来的，她叫它查尔斯；每次出门必抱于臂中，查尔斯后来生病死了）。有一天，女作家收到了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只是一张用过了的卫生纸。拆信的时候邵洵美也在，他原以为女作家在羞辱面前会哭闹，可是埃米丽·哈恩却放怀大笑起来，笑得连眼泪都出来了。在这种毫无心肝的大笑面前，邵觉得，自己也不是很懂得这个有着漂亮的蓝眼睛的异国女人。
当日本人进占上海时，邵洵美借埃米丽·哈恩的名义在租界内办起了宣传抗日的杂志《自由谭》。这本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名义上是埃米丽·哈恩，但背后全是邵在运作。以同样的方式，他还办起了一本差不多开本的英文杂志《天下》。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推测说：“也许正是邵考虑到当时租界的孤岛环境，有意请一位外国人来出面办理杂志，借以躲避日本占领军的障碍……这种办刊方法，在当时孤岛亦决非一例。”
据说埃米丽·哈恩和邵洵美在律师处是秘密办了结婚手续的，这么说来她的身份就不再是邵的情妇，而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了。但这并没有牵制住她离开邵洵美。她给邵留下的唯一纪念是让他也染上了阿芙蓉癖，幸亏不是太严重。1940年，埃米丽·哈恩离开上海去了重庆，搜集她正在写作的《宋氏三姐妹》一书的材料。第二年她去了香港，在那里她爱上了一个已有妻室的英国少校（此人和她养过的那只猴子同名，叫查尔斯·鲍克瑟），不久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她和鲍克瑟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12月，美日交换侨民时，他们被遣返美国，定居纽约，并在那里正式结婚，从此结束了她长达八年浪迹远东的传奇生涯。
此后，在中国的经历几乎成了她唯一的写作资源。战后，她出版了自传性的《我与中国》一书，对上海期间的生活及和邵洵美的一段情分作了不少披露。邵在她的笔下成了“中国朋友Sinmay”。她描述了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是多么熟悉，“每家店铺的每一块砖对Sinmay而言都是有历史的”。还有他如何驾着他“长长的褐色Nash（美国的老牌汽车公司）”，从他的杨树浦的家，经过苏州河，一直到市中心的那些诱人的书店所在地。在她生动的叙述中，邵是个“过分好奇的人”，——“他的心理就像孩子，像小狗，或像个老派的小说家，探究一切事情，从所有吸引他的东西里编织着故事”。
她还写到了富有绅士风度的邵洵美对女人的体贴，这个“有教养的美食家”和“风趣的健谈者”，在带她出去赴宴时，“他会就这道菜或那道菜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先是用中文讲给他的那些朋友听，然后意识到我不懂中文，就会迅速地向我解释一遍”。他只到埃米丽·哈恩工作的地方去找过她一次，“他苍白的脸和他的长袍在温和的英国记者中激起了那么大的反响，使他以后很有意识地总是约我出去在外滩见面”，——她这么回忆说——“几乎天天见面，或早或晚，多数是晚上。对他来说，时间无所谓”，“然后到了晚上，就在邵洵美的家里开晚宴，或闲谈；有时去看电影；要不就在床上读书。虽然我已经嗅到了空气中的战火，我依然非常幸福”。在她的另一本叫《潘先生》的书中，邵成了一个叫“潘海文”的人物的原型。其实这个人物的名字也是来自邵，是邵的英文笔名Penheaven（笔天下）的谐音。邵读过这个小说后，生气地发现自己在女作家的笔下竟然成了一个书呆子式的人物。
1946年夏天，邵洵美受陈果夫委派以电影考察为名来到美国，和他的旧情人（前妻？）见了一面。鲍克瑟少校很不绅士地参与了他们所有的会谈，或许他是怕妻子再来个孔雀东南飞？会谈结束时，鲍克瑟指着妻子对邵说：“邵先生，你的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鲍克瑟一个洋番，自然不会想到妻子如衣服这一层上去，或许真的只是想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邵也笑笑，说：“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你再保管下去。”
可怜的鲍克瑟少校！他把埃米丽·哈恩一直保管到她变成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太婆。到了埃米丽九十岁那年，他要先去见上帝了，还握着妻子的手说：你变得那么老，还能像一只蝴蝶一样飞走吗？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老娘舅”在难中
1936年春天，又一个女人在邵洵美的生活中出现了。她叫陈茵眉，这年19岁，江苏溧阳人，是来邵家做帮佣的。这个乡下来的姑娘身材高挑，一双眼睛黑亮有神。时日一久，邵少爷难免不心动。比之夫人那朵富贵花，陈姑娘这朵乡野小花自有她的动人风情。可是夫人不高兴了，吵着要回娘家住，倒不是因为丈夫太花心，他和埃米丽·哈恩搞得那么粘乎她就从来没有闹过，而是觉得他找个丫头也太掉价了。有说客劝道，夫人啊，男人三妻四妾又不是什么稀罕事，你的公公，在外面不是也有好几个小公馆吗？再说丫头有什么不好，丫头更体己。于是少爷如蒙大赦，又筑爱巢。几年里，她就为他生下了三男一女。
“八·一三”的战火烧进了上海，也烧掉了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幸亏之前他已在埃米丽·哈恩的通融下，把重金购置的印刷机拆零搬到了租界。那时，邵洵美已住到了印刷厂附近的麦克利克路。上海一沦陷，他就搬到了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这里虽说有二十多间相互比邻的二层小洋房，但屋子又小又矮。邵洵美一家住的房子有底层二间，楼上二间，统共四间。三子五女，再加上女佣和借住的表弟，也挤轧得很。说是逃难，邵洵美还是带了好多书，摆满了靠墙壁的一排书架，仍容纳不下，连地板上也堆满了……
一个习惯了西式早餐和英式下午茶的人，置身于呛人的油烟味和嘈杂的市井声中，过的又是一种提心吊胆“灯火管制”的日子，邵洵美觉得再这样下去真要发疯了。他的烟瘾越来越大，常常一抽就是好半天，白净的指节也熏黄了。不知道这样的时局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变好。他有一首未曾发表的诗，标题《一个疑问》，正是那时候苦闷心情的记录：
我的中年的身体，却有老年的眼睛，
我已把世界上的一切完全识清，
我已懂得什么是物的本来，事有终始，
我已看穿了时光他计算的秘诀，
我知道云从何处飞来复向何处飞去，
我知道雨为什么下又为什么要停止，
……
我始终想不明白现在这一个时局，
究竟是我的开始还是我的结束。
孤岛的空气是令人窒息的，邵洵美无论如何是忍受不下去了，他决定单身去内地，重庆或者武汉，安顿下来后再来接家人。
当时淞沪区域的战事告一段落后，日军的势力尚未进入租界，黄浦江中还有几艘英商的太古、怡和轮船，定期往来香港上海两地，军政界的闻人和有钱的商人，都乘搭这些商船逃到了香港，或由香港转往内地。邵洵美非官非商，一个破落户的子弟，自然不会有人送他船票安排他离开，要走也只有自己走。他是转道杭州走的。当时许多投机商、走私客贩运货物来往，日本军方也需要各种物资从内地运来，故开放了沪杭与内地之间的一条秘密通道，是从皖浙交界的场口，再转往后方各地。场口设有关卡，来往的货运车辆很多，也有跑单帮的散客。邵洵美顺着这条路而去，没想到在屯溪出了事。
屯溪位于安徽南部，新安江的上游，新安江航运与皖南公路的交接点，是皖南山区茶叶、竹、木材等物产的集散地。邵洵美一到屯溪，就被军统的人留住了。其中有一个是他远房的外甥，一直来劝说“老娘舅”留下来为党国做事。因为军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需要懂外语的人。软禁中，虽然每天都喝着清香的“屯溪绿”，但因为前途莫测，邵洵美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绝望之中他想到了欧游时的一个狗友，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