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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了短文《伤逝》，借用古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传达了他对不可再得的兄弟情谊的追念，“只嘱咐你一声珍重！”这是他向兄长发出的一份意味复杂的密码电报。看到此文的九天后，亦即10月21日，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伤逝》，这个以“涓生的手记”为副题的第一人称的小说是他的小说中最沉郁悲痛的一篇，“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世人都误以为这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只有周作人看出来了，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爱情小说，而是假借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死，哀悼兄弟之情的断绝。
他在一则读后感中（后收入《知堂回想录》）如是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是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从新文化运动肇始时的兄弟一体而分道扬镳，他们施向对方的每一招，也都无情地伤着了自己。
阿忆的文章写到，鲁迅死后的第二天，周作人正好有一堂关于六朝散文的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了教室”。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讲义说，对不起，下一堂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让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
附记2：何其不堪
1931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一起被处决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中，还有四位文人是：柔石、冯铿（女）、胡也频、李伟森。这五位左翼作家的死，几经渲染，成为耸动国际的“五烈士”事件。
同时赴死的五人中，以教师为业的柔石年岁稍长，死时也不过三十一岁。柔石饶有文才，极得鲁迅赏识（从1929—1930年鲁迅日记的记述来看，两人情逾父子）。其文《为奴隶的母亲》写女性身体被剥削的痛苦，充满人道主义的深情。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二月》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娓娓叙述“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启蒙热情和传统桎梏间的两难，是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一。平心而论，柔石之外，其余四人在文学上皆是泛泛之辈。但在成了烈士之后，他们的文名始为世人所知。王德威有一段话说得好：
求仁得仁，原是革命作家的宿愿。何其不堪的是，日后资料显示，五烈士之被捕牺牲，未必是当局侦警如何的神通广大，倒可能是出自红色左派人士的内讧及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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