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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开垦江边的新生地。五百多年来，蒋氏一族在杭州湾畔看到了元朝的没落，明朝与满清的兴衰，以及几乎推翻满清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已经在这里安定地生活了五百年，和平而满足地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世代如落叶，蒋村却依然故我，这个村庄的人们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但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将很快成为陈迹——半个世纪后，本文主人公在《西潮》中这样描述这种变化：
这种转变首由外国商品的输入启其端，继由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文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
太平天国时（南方人称为闹长毛的年头），梦熊的祖父在上海旧城设了一个小钱摊，后来钱摊成为了钱庄，做些信用贷款的生意。墨西哥鹰洋传入中国成为流通货币后，因广受国人欢迎也就出现了很多假币。梦熊的祖父在鉴定币的真假上很有一手，让钱庄同行大为敬佩。可惜他盛年时出了一次意外，伤了一条腿，后来在动切除手术时因血液中毒去世。那一年，梦熊的父亲蒋怀清才十二岁。祖父给他留下了七千两银子，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非常大的遗产。蒋怀清年未弱冠，由他未来的岳父照顾，由于投资得法调度谨慎，这笔财产逐年增加，三十年后已经达到七万两银子了。
蒋怀清，一个相信行善积德可以感召神明的蒋村地主，同时还是上海几家钱庄的股东。虽然家产可观，却生活俭朴，为人忠厚而慷慨。在乡下和钱庄业内都有很好的口碑。他一度迷恋上了风水和算命术，后来又成了一个无师自通的发明家。他喜欢自己设计，或者画出图样，然后指示木匠、铁匠、铜匠、农夫或篾匠照样打造。他设计过带院子和假山的中国老房子，实验过养蚕、植桑，造过西洋楼房（照着西洋一种过了时的式样），他不安分的脑子里有着种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按着这些想法他还制造过许多别的东西。因要照拂钱庄业务，他常常要跑上海。那时去上海一般都走水路，先坐桨划的木船到宁波，然后从宁波坐轮船到上海。在这条水路上走了几个来回后，他说：“坐木船从蒋村到宁波要花三天两夜，但是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路虽然远十倍，一夜之间就到了。”言下之意是乡下的木船实在走得太慢了，因此就有了上面说的失败了的造轮船的事。蒋梦熊成年后，把这件事看作中国开始向西化的途程探索前进的一个实例。
有必要再提一下蒋梦熊的母亲。在他的成长背景中，母亲的美丽和才情已经和温情的中国传统融成了一体。尽管她过早地去世了，但对本文主人公心性的成长还是起到了一个母亲应有的作用。“一位有教养而且姿容美丽的女人”，梦熊成年后这样描述他的母亲，当然这描述中带了多少情感夸大的成分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她是一个才女，爱读书，还会弹七弦古琴。梦熊清楚地记得，母亲弹琴的书斋屋后长着一棵几丈高的大樟树，离樟树不远的地方种着一排竹子，竹丛的外面环绕着一条小河。大樟树的树阴下长着一棵紫荆花和一棵香樟树，在大樟树扶疏的枝叶之间争取些微的阳光。母亲坐在客厅里，可以听到小鸟的啭唱和河里鱼儿戏水的声音。太阳下山时，平射过来的阳光穿过竹丛把竹影子投映在窗帘上，随风飘动。书斋的墙上是一些字画，她的嵌着白玉的古琴就安放在长长的红木琴几上，琴几的四足雕着凤凰。蒋梦熊记录下的她抚琴而歌时经常唱的一首歌叫《古琴引》：
音音音，负尔心。真负心，辜负我，到如今。记得当年低低唱，千千斟，一曲值千金。如今放我枯墙阴，秋风芳草白云深，断桥流水无故人。凄凄切切，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冷冷清清。乡下人说，她这么美貌的妇人唱这样悲切的歌是不吉利的。果然天妒红颜，她很年轻就去世了。少年只记得死后的母亲躺在棺内，穿着色泽华丽的绣花裙袄，外面罩着盖到脚踝处的红绸披风，一颗很大的珍珠衬着红头兜在额头上发出闪闪的亮光。
秋天，一场大水过后，乡间发生了好几起饥民向大户借粮的事件。说是借，却是有借无还的，比明火打劫也好不了哪里去。蒋家作为当地一户殷实之家，自然也不能幸免。洋火、洋油、洋布、时钟、美孚灯这些外来物品的传入也带来了新的营生，有人做生意做发了，赚得满盆满钵，上海、杭州、苏州都有家产，有人在田亩中讨生活，道路越走越逼仄一日日地困顿下去。乡间淳厚的风气好像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变得遍地盗贼了。梦熊不得不辍止了在绍兴中西学堂读的两年书，随家人到了上海。
1898年前后的上海还是座建筑凌乱的海滨小城，从黄浦江口直驱而入的海风在城内几乎没有阻挡，但市政办得不错，街道宽敞清洁，有了电灯和煤气灯。这时城里已经有了三四千西方人，他们在自己封闭的社区里生活着，给人的印象是既文质彬彬，又趾高气扬得让人冒火。
到了梦熊十五岁那年，义和团蔓延波及上海，他们又搬回到乡下去住了。乡下还是不太平，土匪越弄越凶，抢粮、吃大户、强盗剪径，邻村还发生了把地主绑在竹篙上沉塘的事件。父亲从上海买来了几支快枪和旧式的长枪，一得空就带了家人在河岸上乒乒乓乓地练枪，飞过的鸟儿自然成了最好的靶子。这样长久地悬着心，终究不是过日子应该有的，不得已，再次迁家，搬到了余姚城里。梦熊在县城里的一所学校念英文和算术，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中文。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变化年代中的家族史（2）
一年后，他去杭州，上了一个木匠出身的美国佬办的教会学校。那美国佬的宗教热情要远远大于他的办学才干，只想着用基督福音来教化中国人，而且抠门得紧，于是梦熊和他的同学们造了他的反，集体退学了。这些人中的几个中坚分子办了一个“改进学社”，他们的妄想是把它办得像牛津剑桥一样著名。章太炎穿了和服木屐，被他们热情地拖来讲课，章说改进这名字取得好，改进改进，改良进步之谓也。少年人的梦，总是来如急雨去如朝露，不到半年，学社就作了鸟兽散。不久，我们年轻的主人公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书院），因“梦熊”的原名已经入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改用“梦麟”注册。“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知识让他变得自信，对世界史的兴趣使他看清了另一种异质文明的发展脉络，也开始懂得了人在历史的漩涡中，世界的变化与个体紧紧系连着。
蒋梦麟终于明白，世界不在身外。世界就和你一起行进着：童年时看到的马桶阵大败日本军舰的彩色图画，竟然是精神胜利式的错象，那是1894年使台湾割让于日本的中日战争；康梁维新，那是他在绍兴中西学堂读书时发生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他正和家人在上海避乡下的匪乱，又因义和团运动举家迁离上海。那么，其时他在杭州念书，崇拜梁启超，读《浙江潮》和《新民丛报》，学代数、几何、生物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当儿，这个变动的世界又在进行着什么呢？新与旧、立宪与革命，满脑子的冲突使尚未成熟的心灵几乎无法承受。小小少年就像一支英文歌曲里唱的，随着年龄长大烦恼增多了，这烦恼却是不关男女不关风月的，是带了些家国之痛的沉重的，他变得爱独处，成天不说一句话，时而觉得通体如好风吹送上九霄般的轻逸，时而又觉堕入世俗的泥潭努力挣扎仍不免没顶的窒息。这的确是个疯狂的世界，难道自己也发疯了吗？是在新学问的路上走下去，还是像父亲所期望的走上仕途，成为一个旧式的官僚？就像身处两股潮流的汇合处，蒋梦麟还真有些无所适从。
十九岁那年，蒋梦麟去绍兴参加郡试，考取了余姚县学附生，成了秀才，两个月后又回到杭州接受新式教育。这一来一去中也可见出他内心的矛盾。寒假回乡自然享受了衣锦荣归的光耀，七大姑八大爷的几百人连吃了两天喜酒，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心中的迷茫。二哥梦桃已早他几年考取秀才，大哥梦兰已在去上海避难的前一年病死——其时正在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读书。当时的学生听说京师大学四字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谁也想不到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在十五年之后竟会出任北大校长一职。这时的蒋梦麟已经看到，不论立宪维新还是革命，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他渴望能够上一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第二年暑假到来前，他找了个借口离开学校，坐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了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那是1904年，为争夺满洲控制权的日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时代正像里尔克说的如同一面旗帜被风暴所包围。到他二十三岁那年，向父亲要了几千块钱，坐船去了美国。
上船前，蒋梦麟去一家理发店剪了辫子——他后来说，当理发匠抓住他的辫子举起剪刀时，他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辫子一落，脑袋好像也随着剪子的咔嚓声落地了——船一开，他就把这包辫子丢进了大海。
这一去就是九年。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新文化的怒潮（1）
我现在写着他的故事，一个村庄，一条船，他经过的几个城市和一些国家，就好像我生活在其中，就好像我写下它是在重温往日的片断。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感受呢？到了盛夏时节，世界不仅没有一刻的安宁而且还发了热。欧洲杯刚刚落幕，雅典奥运正要开张。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去世。涉嫌虐囚女兵接受庭审。桑塔格的相片在一些人文网站流转。菲律宾为保人质安全正考虑从伊拉克撤军。十六岁的湖北少女含笑跳楼，原因不明。狂风冰雹肆虐上海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后天》……在我生活的城市，电荒、限价房、车价、商帮大会正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词。世界是如此散漫地铺展着，它的步履又是如此的匆忙。在摄氏35度的空气里，一遍遍地翻着台湾名田版的《西潮》，疏朗的直排字像有风的峡谷让人顿生凉意。这真是一双看世界的清凉之眼。我对自己说：谁在今天还能有足够的静，足够的耐心和清醒？看着他梳理的一百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揣摩他在“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昆明写下这本书时的心情，比较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生活，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还是要说，我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是的，不过如此。
一代人出生，一代人老去，世界从未停止过它的步履。我们始终生活在异质文明的撞击中，并在撞击中寻找融合的道路。
1917年夏天，蒋梦麟完成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学业，准备启程回国。离开纽约后，先到俄亥俄州一位朋友家里住了半个月。这座小城的年轻人正忙着登记应征入伍，蒋梦麟看见新兵们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战争的屠宰场。然后他搭乘火车到旧金山，再坐邮轮开始漫长的海上旅行。之前，蒋梦麟已在黄炎培的介绍下致信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张元济，流露出想在这一当时中国最具名气的出版机构做事的念头。张元济在这一年8月14日的日记中郑重写道：“蒋梦麟来信，云乘支那船七月三十一日启程回国，本月二十六日可到。”蒋梦麟回到上海后的第三日，即到商务向张元济报到，8月28日，张元济日记载：“蒋梦麟来，任之（黄炎培）来言，职业教育社要蒋兼办社事。需分时间三分之一。”
走时还是龙旗飘扬的大清国，回来已是民国的天下了。哲学博士蒋梦麟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发现他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太多，简直可以追上纽约的风气。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了。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到处可以看到摩登的青年妇女。她们穿上了高跟皮鞋，在人行道上敲打出急骤的笃笃声，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他觉得，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一种仅到膝头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男子都已经剪掉辫子，却没有舍弃长衫，看起来似乎很滑稽。
在上海停留几日，他坐上夜班船去了宁波。
天亮前，船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他学过的历史告诉他，出生前一年的中法战争中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位法军的海军上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由一番唏嘘感叹。到天色大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