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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麟德十四岁那年离开家乡慈溪应家河塘，进了上海的一家钱庄做学徒。后来又离开那家叫福源的钱庄，进了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棉业银行，短短几年，就做到了银行出纳股主任的位子。
但据说此人在钱庄做事时就不太安分，老是想着要“弃商务农”。十八岁那年他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按当时知识阶级的时尚，照片背后他题了两句诗，写的是：学商何如学农好，想共乡人乐岁穰。十九岁那年的春天，看到报上的招生广告，他给南京省立第一农校校长写了一封信，痛陈他的“好农之志”。大意是，他虽知在商亦可救国，但商场凶险，贪利忘义，媚上咒下，改革又非小商人所能，求高职又非昧着良心不可，所以他只有逃跑。校长先生劝他暂且不要辞去钱庄职务，救国固然重要，饭碗更是重要。再加上父亲的阻拦，搞得他一时很是痛苦。在给主持《时事新报·学灯》笔政的张东荪的一封信里，他说要痛下决心，投身农界，“改良农业，造福农民”。
且看看年轻的钱庄学徒想象中的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
那是“两行绿草的池塘”加“牧牛儿一双”的农村，是“染着温静的绿情，那绿树浓荫里流出鸟的歌声”的农村，是有着“蓝格子布扎在头上、一篮新剪的苜蓿挽在肘儿上”的“伊”赤足走在田塍上的农村。他看到田塍上静静地睡着“受过蹂躏的青菜”，犹豫着“还是绕着远路走呢，还是践伊而过呢”。事实上1919年的浙东农村是什么模样呢？它或许有着钱庄学徒应麟德赞美过的鸟儿、鸭儿、狗儿、小猫儿、小蜻蜓和“伊”，但肯定不会有这样泛滥的好心情。
一个人成天在铜钱的气息中讨生活，偶尔做做乡村梦也算是浮上来透口气。这么说或许有些道理，但用到应麟德身上好像就不太合适了。应麟德一直是个认真的人，他这个梦做得太逼真了，不仅骗过了他的朋友，也骗过了他自己。他终于没有走成，或许是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苦衷。事实上到了1922年春天，应麟德还在做着他的乡村救国梦。从日记来看，他在钱庄执业期间还数次租借农民土地，继续他的实验与梦想。
5月16日日记载：“晨6点多乘电车到北四川路底。走到天通庵站北，有茅舍，住农民夫妇和女儿共三人，种蔬菜。想向其转租一短畦自种。”由于各种原因，当天没有租定。第二天早晨，“又到北郊，租定两短畦（我脚七步方），二元一年，又代照料收拾费二元。”第三天，“又和友舜步行到北郊……再租一短畦，共一年六元了。”这里所说的“北四川路底”、“天通庵站北”和“北郊”，就是现在虹口体育场对面的一大块土地，那时是一片农田，居住着种田的农户。应麟德租了几块地后，做毕了钱庄的事就去“锄田”，然后像一个农业时代的诗人一样不无矫情地写他的田园诗歌。
年轻的银行出纳股主任把包围他的优裕的物质生活视作牢禁囚徒的十丈红尘，自称“尘囚”。他觉得，只有当他的脚心与泥土接触的一刻他才成为一个自由人，一个完整的人。到了第二年的4月，他给杭州的诗友写信，想以“湖畔诗社”为核心建成“湖畔新村”。他在想象中一次次地修正着新村的蓝图，“我以为要湖畔村的人才能入湖畔社，而入村不一定入社”。这实质上是一个诗歌公社，或者说是一个以诗人为精神领袖的乌托邦。
但命运好像一直在跟应麟德开着玩笑。一个看见算盘、银元、钞票就要发生“呕吐似的心情”的人，却命定要在金钱世界里讨生活。1926年，应麟德丢下银行优越的位子，丢下待他哺养的一家子，一个人背着一只皮箱，坐轮船跑到了革命的广州，进了黄埔军校，当一名中尉会计员，不久随军北伐到武汉，在武汉政府的农民部工作。到那时他还是一个管钱的。成天穿着灰色的长衫马褂，一双圆头布鞋沾满了尘土，手里夹着方方正正的新闻纸包，里面包的还是钞票。为了憎恶算盘、账本离开过去的应麟德，自我解嘲说现在是为革命而当账房了。他成天默默奔走着，永远是一副劳碌相，路上偶尔遇见旧日朋友，也只是轻轻一笑，有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就好像老在担心夹着的那些钱被人拐跑了似的。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一个文艺青年1923年的行状
1923年，应麟德二十三岁。这是一个容易为情所迷的年龄。世界在他的身外轰轰烈烈地行走，他居住在内心情感的蜗居。这年头农民兄弟胼手胝足，活得坚韧而麻木，劳工阶级成了机器大生产的一个部件，脑袋也是空的。像应麟德这样有钱又有闲，又有点娘胎子里带来的感伤情绪的，在1920年代刚刚有点文化的湿润空气的上海，天生就是个文艺青年，想不做都不成的。文艺青年当然有很多种，有钱的和没有钱的，激进的和不激进的，才子式的、流氓式的和才子加流氓式的，但在1920年代的上海，他们几乎都喜欢这样一种看上去很摩登的生活方式：下馆子，郊游，谈胡适之，做救国梦，读《新青年》或《创造周刊》，听音乐会，看文明戏和画展，淘旧书，写新诗，和尽可能多的女友通信，等等。文艺青年应麟德在1923年的行状大致如下：
一月。数次到福源上英文夜课。经常感到“微晕”。因身有小恙，有人劝学佛，买了《维摩经注》、《心经注》等。看西洋歌剧（意大利歌剧Norma），两次去市政厅听中西音乐歌舞国操会。读寄来的《晨报副镌》（大概是自费订的），读顾颉刚采集的《吴歌杂集》。学吹箫，“肺相近处有些困”。——头晕病、肺病，都是那个时代文艺青年的流行病，应麟德也一点不落伍地染上了。在写给湖州一女友的信里说，“我毫没计划，我只像小孩儿般随着兴趣乱做”。这个月还在看谢冰心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杭州的汪静之又恋爱了，写来一封十分肉麻的信。冯雪峰回到了故乡义乌，说母亲为他生下了一个小弟！
二月。月初有几天和钱庄界同事在通信图书馆忙。那是他和上海钱业界的一帮白领青年一起创办的小型公共图书馆，按他起草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者自由》来看，“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工作也不是与革命绝不生关联的”，图书馆的宗旨是：发扬进步思想，摒弃反动潮流，灌输革新精神。
得空看《太平乐府》、《南唐二主词》、北大的《国学季刊》和新出的《创造周刊》第4期。旧历年尾得了一场寒热病，“昏沉沉”，“只是痴痴地睡”。到青年会看电影《好女儿》，到新爱伦影戏院看《春香闹学》，和银行同事到春华舞台看旧戏。海盐的女友、教员福倩来信，附来小影，回信说，“我虽在商界，而好友都在界外，众醉我不醉”云云。又说，“你说青春像火车，一叫就开的，我们奏出的调是不和谐，我们要于不和谐里寻出错综的美来”。
三月。到法国影戏院看电影《红粉骷髅》。和同事去宋园看梅，放纸鸢。
这月中旬出了一件事，报上说杭一师学生全体晚膳中毒，死了十多人，“我们底雪峰也危险万分”，得知消息，应麟德即向行长告假，急赴杭州。姨妈、姑妈、母亲都怕他到杭州会染上病，阻止他去，他的母亲甚至还赶到火车站想把他拉回去。但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主意。“一路希望和凄惶递相起落，窗外景物都有愁容”。六小时后车到杭州，直到一师，寻到调养室，看到冯还活在床上，边上有汪静之送的花，有潘漠华调护用的灯煤壶。是夜，应、汪、潘，三人一榻，挤睡于冯边上。次日，又是游湖，到孤山看梅，入西泠印社，上浙图，夜车返回上海。
去通信图书馆抄书目。看田汉译的《萨乐美》。和同事到静安寺一带踏青。到南门沪军营空场参加十万人对日外交游行大会。
四月。到龙华看桃花，“桃花满树像在笑”。游草佳村、宋园。游吴淞，看月亮。和南京来的朋友到菜馨楼吃素食，谈胡适之。
五月。有女友强迫被嫁，“夜不能睡，又不敢高声哭”。正是适合恋爱的气候，狂读《少年维特之烦恼》。看《创造周刊》，有成仿吾大骂时下新诗，感觉“很中意”。月半旬和银行同事游北郊，看怒放的蔷薇，回来路上，在点心店看见一人很像胡适之。有女友来信，“亲昵而端庄”。抄叶绍钧的小说。看胡适之《五十年来的文学》。梦到郭沫若，去信。给郁达夫去信，说读《茑萝行》的感受，“他们样底勇往的真诚，最令我们爱”。
六月。去西门公共体育场看球赛。打网球。汪静之的爱“一天高一天”。冯雪峰的小弟死了，曾祖母有病。继续读《沉沦》，还有《镜花缘》。
七月。看绍兴戏，吃杨梅，买旧书。去荷里恩派亚戏院，看电影《空中黑女星》。去法国戏院看《非洲历险记》。和银行同事共往经理新寓，聚餐，听戏文，散步，吃冰食。那些日子应麟德一直像陀螺一样转呀转，如22日，日记提要为“晓游江边，下午越剧，晚夜野游”。郁达夫在上海，连续三次去访。“他很有趣，谈笑很乐”。潘漠华为考北大转途上海，冯雪峰也来了，两人同住沪江第一台旅社29号。带他们去拜访郁达夫，叫了银行同事陪他们游吴淞。吹笛，下棋，醉酒，谈诗（“在茅亭里大谈诗，大谈。”）。
八月。去美专看天马会第六届画展。大风的夜里到黄埔江边看红波汹涌。到提篮桥精武体育会学拳。
九月。赴银行同事荣庆元喜宴。到北四川路、横浜路、克明路看房子。给美国的康白情写信谈政治（“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革命家”）。和银行同行游吴淞口炮台，一路高歌、吹箫。而此时，曾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的冯雪峰正身处另一场学潮的风暴中心。
十月。月初，“头热身冷”，吃牛乳、牛肉、羊肉粥、面包都觉无味。看《小说月报》太哥尔号。读《两当轩诗集》和《浮生六记》。十四日，“（姨妈）细细告诉我，西乡芳稼渡一个姑娘儿桃仙的性情和一切。总之是和幼年时一模一样。伊说样样都舒齐，只要我答应，就可去说定。”——谈婚论娶了，三个月后，他将要与这个叫郑桃仙的乡下姑娘结婚。
十一月。同事谢旦如丧妻，前往吊唁。给桃仙姑娘写信。读《克鲁泡特金之思想》。看安·波特的小说《灰色马》，一本关于死亡的小说。
十二月。想印诗集了。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教堂里听唱诗和祷告，暗自发笑。18日，全家搬至北四川路克明路天寿里九十号新寓，九月里谈妥的价，每月租金20元，“爹爹妈妈都很欢喜，我自然也欢喜。”……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上溯一年
历史大都是无意间写成的。由此上溯一年，1922年3月31日，“油菜花黄时”，银行职员应麟德乘坐沪杭线上的一列慢班车来到杭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西湖游玩，并顺便访问在杭州的几个青年诗人。前来接站的是他的诗友，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汪静之。在这之前，他们虽已通过十余封信，却从未见面。为了不致认错人，临行前，应麟德给他的朋友寄了一张照片。果然，当一手提挈箧、一手拿礼帽的应麟德一出杭州站，两个年轻人就在拥挤的人流中相互辨认出了对方。
是夜，汪静之陪同应麟德下榻在湖滨的清华旅馆，两人并肩而睡。应麟德打趣说这是他“尝新的第一夜”。白天，他们已去逛过孤山和西泠印社，约定第二天的节目是游湖。应麟德提出，最好是约几个要好的，诗又写得好的一起同游。汪介绍了他的同班同学潘漠华和低一级的冯雪峰，——为什么只叫两个，他有自己的解释，游湖的小划子只有四个座，人多了坐不下，坐少了又不稳。值得记一笔的是，这一年应麟德二十三岁，潘漠华二十一岁，汪静之二十一岁，冯雪峰二十岁，都正是爱做梦的年龄。
接下来的一周里，四少年优游山林，结社湖畔。以那个年代文艺青年们的习气，他们共同的话题理所当然是围绕着爱情和女人的。因为此时的他们都为情所扰。汪静之“一漂流到西湖”，就由曹佩声接二连三地介绍女友，一下子爱上了好几个；冯雪峰家里前些年已为他领养了个童养媳，却偏偏在“进师范的第二年”，“偶然恋爱上和她（童养媳）同村的一个表姐”；潘漠华正刻骨铭心地恋着他的堂姐，在道德与情欲的挣扎中经历着苦不堪言的内心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