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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青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
王光炜告诉蔡智诚：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象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
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
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
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
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
309团的团长陈永思是遵义绥阳人（1949年12月率部起义，曾任贵州省政协委员），他与王家和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很高兴。
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光炜回答：“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
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
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
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陈永思说：“你现在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
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赶紧收我入伍！”
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
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
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
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寻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
游湘江的这个“湘江”不是湖南的那条江，而是遵义城里的一条小河。（马甲我也弄不清贵州的河为什么要取个湖南的江的名字——传说，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到河边散步，问当地百姓：“这是什么河呀？”，百姓回答：“是湘江”，主席顿时一愣：“怎么又是湘江？”，于是就很不开心的回屋睡觉去了……）
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遵义人，王家烈的表弟）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升为上尉连长。
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
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
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
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是兴义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他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无关，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要给他点面子。
蔡何两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八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
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强，直到抗战中期才勉强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八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所以把第八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黄埔一期生），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黄埔四期生）派到第八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
第八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的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
荣誉第一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汪波，黄埔三期）到团长、营长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
82师是贵州部队，前任师长欧百川（就是参加过南昌起义、跟着贺龙打到海陆丰的那个“前敌司令”）、现任师长王伯勋（何应钦的亲信弟子，1949年12月起义）都是贵州人，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八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
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这熊绶春（黄埔三期生）也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的把熊师长给架空了。
这样一来，第八军总共三个师，一个不卖军长的帐、一个不卖师长的帐，还有一个实力太弱。作战效能可想而知。
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同学，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遵义人，48年在营口被俘）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
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
看见这个情形，蔡智诚心想：“熊师长一定把我当成了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就主动表态说：“两位师长，你们现在很忙，我本不该来此打扰。蔡智诚到军队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大战将至，个人的小事不劳长官费心，只要请派我上火线杀敌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熊绶春的脸色开朗了许多、态度也和蔼起来，他询问了蔡同学的情况，然后表示：“你还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最好先去教导队锻炼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至于是留在本师或者是去青年军，等训练完毕以后再作决定吧”，然后，他与这个新兵握了握手，叮嘱说：“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们还指望你给军队帮忙呢”
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
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就象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象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的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的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象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象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里还藏着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
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
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
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
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
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