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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雁不是家养的鸡鸭鹅，是天地间的灵禽，儿子你做的事罪过呀！”
“那叫我怎么办呢？我已经读到高中了。我相信我一定能考上大学。难道现在我该退学吗？”
见父母被问得哑口无言，又说：“我也知道我做的事不对，但以后我会以我的方式赎罪的。”
那些与他进行过交易的餐馆老板们，曾千方百计地企图从他嘴里套出“绝招”——他是如何能逮住雁的？
“你没有枪。再说你送来的雁都是活的，从没有一只带枪伤的。所以你不是用枪打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吧？”
“是明摆着的事儿。”
“对雁这东西，我也知道一点儿。如果它们在什么地方被枪打过了，哪怕一只也没死伤，那么它们第二年也不会落在同一个地方了，对不？”
“对。”
“何况，别说你没枪，全县谁家都没枪啊。但凡算支枪，都被收缴了。哪儿一响枪声，其后公安机关肯定详细调查。看来用枪打这种念头，也只能是想想罢了。”
“不错，只能是想想罢了。”
“那么用网罩行不行？”
“不行。雁多灵警啊。不等人张着网挨近它们，它们早飞了。”
“下绳套呢？”
“绳粗了雁就发现了。雁的眼很尖。绳细了，即使套住了它，它也能用嘴把绳啄断。”
“那就下铁夹子！”
“雁喜欢落在水里，铁夹子怎么设呢？碰巧夹住一只，一只惊一群，你也别打算以后再逮住雁了。”
“照你这么说就没法子了？”
“怎么没法子，我不是每年没断了送雁给你吗？”
“就是的呀。讲讲，你用的什么法子？”
“不讲。讲了怕被你学去。”
“咱们索性再做一种交易。我，告诉我给你五百元钱。”
“不。”
“那……一千！一千还打不动你的心吗？”
“打不动。”
“你自己说个数！”
“谁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告诉。如果我为钱告诉了贪心的人，那我不是更罪过了吗？”
……
他的父母也纳闷地问过，他照例不说。
后来，他自然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而且第一志愿就被录取了——农业大学野生禽类研究专业。是他如愿以偿的专业。
再后来，他大学毕业了，没有理想的对口单位可去，便“下海从商”了。他是中国最早“下海从商”的一批大学毕业生之一。
如今，他带着他凭聪明和机遇赚得的五十三万元回到了家乡。他投资改造了那条河流，使河水在北归的雁群长久以来习惯了中途栖息的地方形成一片面积不小的人工湖。不，对北归的雁群来说，那儿已经不是它们中途栖息的地方了，而是它们乐于度夏的一处环境美好的家园了。
他在那地方立了一座碑——碑上刻的字告诉世人，从初中到高中的五年里，他为了上学，共逮住过五十三只雁，都卖给县城的餐馆被人吃掉了。
他还在那地方建了一幢木结构的简陋的“雁馆”，介绍雁的种类、习性、“集体观念”等等一切关于雁的趣事和知识。在“雁馆”不怎么显眼的地方，摆着几只用铁丝编成的漏斗形状的东西。
如今，那儿已成了一处景点。去赏雁的人渐多。
每当有人参观“雁馆”，最后他总会将人们引到那几只铁丝编成的漏斗形状的东西前，并且怀着几分罪过感坦率地告诉人们——他当年就是用那几种东西逮雁的。他说，他当年观察到，雁和别的野禽有些不同。大多数野禽，降落以后，翅膀还要张开着片刻才缓缓收拢。雁却不是那样。雁双掌降落和翅膀收拢，几乎是同时的。结果，雁的身体就很容易整个儿落入经过伪装的铁丝“漏斗”里。因为没有什么伤疼感，所以中计的雁一般不至于惶扑，雁群也不会受惊。飞了一天精疲力竭的雁，往往将头朝翅下一插，怀着几分奇怪大意地睡去。但它第二天可就伸展不开翅膀了，只能被雁群忽视地遗弃，继而乖乖就擒……
之后，他又总会这么补充一句：“我希望人的聪明，尤其一个孩子的聪明，不再被贫穷逼得朝这方面发展。”
那时，人们望着他的目光里，便都有着宽恕了……
在四月或十月，在清晨或傍晚，在北方大地上这处景色苍野透着旖旎的地方，常有同一个身影久久伫立天地之间，仰望长空，看雁队飞来翔去，听雁鸣阵阵入耳，并情不自禁地吟他所喜欢的两句诗：“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便是当年那个孩子了。
人们都传说——他将会一辈子驻守那地方的……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04
隔着一条马路的相遇张立勤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一位大学生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看见了马路对面的海明威。那一年海明威58岁，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想立刻跑过去，可海明威就要被人流淹没了。他用两只手握成筒形放在嘴边，大声喊道：“文学大师！”海明威转过身来，举起手，并高声说：“再见了，朋友！”随即，消失在卢森堡公园的那个方向中。
那个方向正下着如烟的细雨，年轻的马尔克斯觉得，似乎只有那儿下着雨，别处是无雨的。他望着那下得如此沉默，而不可追溯的雨，意识到他与海明威的相遇，将会是终生的别离了。马尔克斯兴奋又很伤心，像读完《老人与海》的那种感觉。只不过此时的他，感到离那个诡谲不衰的大海更近了。
他们的相遇，海明威是不会太理会的，因为，上帝已经这样安排，他走在了马尔克斯的前面。海明威像对待朋友一样，打了个招呼，就远去了。但对于马尔克斯，却是诱惑，是文学的，理想的。马尔克斯接受的是，与海明威的文字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海明威充满活力的样子，那句令人难忘的话语，及在雨中起落的手，都是那样贴近自己的内心。海明威仿佛从一个高处走来，把他那极具精神意义的气质与侧影带到了雨中——那是飘在马尔克斯记忆之中的一场雨，是那个夏季唯一的一场雨吧。
马尔克斯和海明威，相差30岁，即使他们生活在一座城市，相遇的概率也是极小的。然而，他们毕竟相遇了，在这个芸芸众生的世界上。也许，他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隔着一条马路和绵绵细雨，匆匆地相遇了。或许，那条马路，正是这30年光阴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由于这30年，马路才得以横亘在他们之间，否则，他们也说不定会成为同学、邻居什么的。总之，30年是一个危险又幸运的数字，如果再长一点，恐怕连面都见不着了，很有可能。
福克纳比海明威大两岁。马尔克斯称其为：我的两位文学大师。马尔克斯阅读了他们发表的每一篇作品，这是一种作家的阅读。马尔克斯是要通过阅读，把书分解到它们的实质部分，然后再将其恢复原样等。马尔克斯曾说，觉得自己与福克纳心灵共感的地方，要超过海明威。同时他又承认，海明威是一位与自己的写作技巧最为密切相关的作家。
海明威何尝不是也历经了艰苦的阅读呢，在圣米歇尔广场的那家咖啡馆里，他花了许许多多的时光在那里读书。福克纳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读书，他最初的阅读除了格林童话外，还有狄更斯、马克？吐温、莎士比亚、雨果等作家的书。福克纳长大后，在密西西比大学上了一年学，读欧洲语言。但是他不喜欢上课，不久就退学了。其余的教育，都是通过没有任何人指导的阅读得来的。他们的阅读同写作一样，无情地占有着自己的生命。谁能分辨清楚，他们的作品里，哪些是阅读经验，哪些是生命经验？其实这怎么能够分得开呢。这样长河般的阅读，那种心灵不断的相遇，早已变得自然而然，无懈可击。同样，海明威和福克纳很年轻的时候，也都有过像马尔克斯那样的与前辈作家的相遇。他们要比马尔克斯幸运得多，因为，他们的相遇，没有隔着马路。作家与作家的相遇，在阅读之中。而在那还能够感受着对面的微笑、声音和气息的生动的相遇，又是文字所不能替代的，那该是最为真实的一种对于文学的进入吧。
24年后的一个迷离的夏天，不再年轻的马尔克斯说，那个在马路对面向我道别的人，让我感到我生活中仿佛发生过某件事，而且这件事萦绕了我的一生。这是怎样的一种对于生命挥之不去的影响呢？一个作家对于另一个作家，就是这样在有形无形的或并行、或一错而过的相遇中连接起来，像一块一块的泥土连接成陆地一样，文学一直踏着包含着作家自己的大地，朝前走去。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56
父亲的手提箱帕慕克
在父亲去世的两年前，他给了我一个小手提箱，里面装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笔记。他故作轻松地要我在他走后再看，这个“走”说的是他死了以后。他说：“翻翻就行了，看看有没有对你有用的东西。或许在我走后你可以挑选一些发表。”
说这话时是在我的书房里，父亲想找个地方放下箱子，就像一个想把自己身上的痛苦赶紧卸下去的人一样。最后，他悄悄把它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父亲走后，我围着那个箱子转了几天，却碰都没有碰一下。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子我太熟悉了，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承载我的童年及过去的记忆。可现在我却不能碰它一下，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其中沉重的内涵。
上世纪４０年代，父亲曾想当一名伊斯兰诗人，他还把瓦雷里（法国诗人）的诗译成土耳其语。但他不想过那种在一个穷地方写几首没人看的诗的生活，于是放弃了他的作家梦。
可真正让我无法打开父亲箱子的第一条，就是我害怕发现父亲是个优秀作家。因为如果从父亲的箱子里拿出来的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我就必须面对父亲身体里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这个可能性太可怕了。因为即便是一把年纪了，我也只希望父亲就是父亲，而不是作家什么的。
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男人或是女人，写作的时候可能喝茶，喝咖啡，抽烟，还时不时站起来，望着窗外在大街上嬉戏的儿童，如果幸运的话，可能还能看到绿树或其他风景，又或许他只能面对一堵灰墙。
我害怕打开父亲的箱子，还因为父亲没选择和我一样的生活而生气。但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妒忌”。每逢想到这点，我就会轻蔑、恼怒地大声问自己：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孤独地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吗？或是与芸芸众生一起，过着或装出过着舒适生活的样子？这些问题实在太让人烦恼了。谁说幸福是衡量生活的惟一标准？大众，报纸，每个人都把幸福当作评判生活的重要尺度，这件事本身是不是说明其反面也很值得探寻一番？
我第一次打开父亲的箱子时，就是受这种情绪影响的。父亲生活中是不是有什么我毫不知情的秘密或是不幸，而他又只能默默忍受，倾泻在纸上？一打开箱子，我就认出了其中的几本笔记，它们大多是父亲到巴黎去时写的。我就像读我所崇拜的作家的手记一样，急切地想要了解父亲在我那个年纪都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不久后我就意识到不是那么一回事。最让我不舒服的是我在笔记中时不时能读到作家的腔调，一点都不真实。在对父亲写作时可能不是发自内心的担心之下，我开始担心内心深处的自己是否也不真实。
当我关上父亲的箱子时，被放逐感和对自己缺乏真实性的怀疑感就深深地包围着我。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多年来它们就一直在我的阅读、写作当中存在着，我也一直在研究甚至深化着这些既让人精神崩溃，又让人情绪高涨的情感和色彩。只有当我写书时，我才对真实性的问题（比如《我的名字是红》和《黑书》）和边缘性的生活（比如《雪》和《伊斯坦布尔》）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
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性，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但是从父亲的箱子和伊斯坦布尔人苍白的生活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的确有一个中心，而且离我们很遥远。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有这种情绪，有些人可能还遭受着更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