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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又遭受了重大损失，由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和毛泽东坚持的路线的正确性，因而迫切要求改变路线，改变领导。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地攻遵义，把敌人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这就为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确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
博古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为其错误辩护。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批评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们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总结决议》。决议根据全国形势，提出了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围追堵截的敌人，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要发挥动动战的特长，灵活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胜敌人；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等老根据地，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以新的工作方式适应新的环境。
这次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党委。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不久，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错误领导对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为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展中国革命新的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南方八省红军坚持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时，党中央在中央苏区设立了党的中央分局及苏维埃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任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各苏区的军民坚持斗争。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8个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共5万多人，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克服各种困难，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琼崖等15个主要地区，坚持了极其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南方各省红军和游击队，先后调集了数十万正规军和大量地方武装，采取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烧杀抢劫等残酷手段，向各游击根据地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清剿”。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红军游击队遭到了极大的损失，中央苏区损失更加严重，斗争更加艰苦，何叔衡、瞿秋白等领导人先后牺牲。
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4年10月—1935年春）：由正规战转入游击战。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由于初期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在主观指导上，没有随着变化的情况和任务而自觉地及时地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在敌人“围剿”和“清剿”时，仍采取集中兵力打“正规战争”，使自己受到严重损失和削弱，不得不转入游击战争。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2月5日和13日先后两次指示中央苏区中央分局：要坚持游击战争，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部队分散活动，实行战略转变。在接到中央指示后，中央苏区和其他地区都逐步地转入了游击战争。
第二阶段（1935年夏—1936年12月）：各地红军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和巧妙的斗争策略，依靠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反击敌人的“清剿”，使红军游击队和游击区得到保存、巩固和发展。
这阶段，敌人集中力量摧毁我苏区的革命政权、公开或半公开的党和群众组织，建立白色恐怖统治，然后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手段“围剿”红军游击队。在军事上，以绝对优势兵力对多个游击区进行持续深入的“清剿”；在政治上实行白色恐怖，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离间游击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从内部对我游击队分化；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实行计口购粮和配给其他日用品，企图困死游击队。红军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恢复、建立、健全当地党团组织，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在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下，灵活运用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打击敌人，对保甲长和壮丁队分化瓦解，保存了自己，发展了力量。
第三阶段（1936年12月—1937年7月）：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面同我党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面加紧对南方各游击区进行“清剿”，企图在3个月内将各游击队最后消灭。各游击队对敌人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同时经过两党复杂的谈判斗争迫使敌人在卢沟桥事变后，陆续停止了进攻。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南方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后来改编为琼崖纵队），成为抗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制和消耗了敌人大量兵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扩大了党在南方八省的政治影响，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订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和热河之后，又步步进逼，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制订新形势下的正确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打开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深入讨论并制订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和战略方针。
会议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着重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25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或支持抗日斗争。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23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军事决议根据全国形势和党的总政策，提出了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即：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同时，规定红一方面军应把自己的行动部署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上，把主要发展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根据情况的发，再转向北面的绥远等省。这个决议，在红军行动问题上，体现了毛泽东“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经过后来的作战实践和进一步统一认识，行1936年3月晋西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战略方针正式确定了下来。决议重申和强调了作战指挥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战略防御时，要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又要反对冒险主义和冒进政策；不论防御或进攻，基本地是打运动战，反对只打不走，寸土不让的阵地战；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实行战略上的一个拳头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实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反对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击溃战；指挥上要有通盘计划，反对走一步看一步，并容许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等。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代表中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给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瓦窑堡会议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战略方针，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进行了一系列的作战和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红军发起东征战役
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大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和扩大红军，为此，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打通抗日路线。
这时，阎锡山以晋绥军5个旅布防于陕甘苏区东北面的吴堡、义合镇及其南北地区，以3个旅又1个团在黄河东岸黑峪口至禹门口地段筑堡守备，阻止红军东渡入晋，其余21个旅又1个团驻守太原、临汾、长治、大同等地及绥远境内。
根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精神，1936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1。3万人集结在永坪、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地行东渡作战准备。1月1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东征宣言》。
18日，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令第军团第1、第2、第4师和第15军团第81师从沟口地段渡河，占领留誉镇，向南发展，打通同第15军团联系；第15军团第75、第78师从河口渡河，占领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方面军直属队随第15军团之后渡河。
2月2O日晚，东征战役开始，红军各军团在预定渡河点迅速渡过黄河，突破了晋绥军防线，接着向东进攻，经石楼、隰县城郊及关上村等战斗，至2月下旬，共歼灭晋绥军2个团又2个营，击溃其2个团，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地区。此时，阎锡山一面急电蒋介石求援，一面集中14个旅编成4个纵队，从南、东、北3面向红军反击。红军以一部兵力分别在石口、关上钳制第1、第4纵队，集中主力歼击兑九峪地区之国民党军。3月10日，红军击溃敌第2、第3纵队的反击。在此期间，红军第28军进占吴堡等地，收复部分被占苏区。
3月中旬，晋绥军4个纵队再次向石楼方向反击。红一方面军鉴于晋南和晋西北守军兵力薄弱，决定向南向北发展进攻，扩大战果。遂以第15军团一部和第30军等部组成中路军，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之间钳制反击之国民党军，以第1军团和第81师主力组成右路军，19日南下并占领霍县至侯马间广大地区，破除同蒲铁路100余公里，以15军团主力组成的左路军北上，22日进到岔口镇，于31日在兴县歼敌2个营又1个连。
红军主力南下北上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零3个旅集结在同蒲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阻止红军向晋东南发展；另5个师编成3个纵队同晋绥军4个纵队向红军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同时蒋介石令西北军和东北军向陕甘苏区进攻。
3月底，晋绥军占领黄河各渡口。在这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决定左、右路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相机歼敌。4月4日，右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