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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导弹部队是随着中国导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创建时，中央军委确定在专业技术与导弹接近的常规炮兵部队中组建地地导弹部队。1957年12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由解放军炮兵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炮兵教导大队，为创建地地导弹部队培训指挥、技术干部。1959年7月，炮兵教导大队完成培训任务，机构撤销。解放军炮兵将原教导大队1营的一个发射连及专业分队，扩编为人民解放军最早的一个地地导弹发射营。1960年3月以后，根据中央军委发展导弹部队的规划，先后在一些军区组建了地地导弹营。为加强领导，适应导弹部队的发展，1964年1月31日，经总参谋部批准，导弹营改编为导弹团，导弹部队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主体装备是地地战略导弹，它是中国战略核武器的主要组成部分。1966年以前，导弹部队使用从前苏联购买和仿制的P—2近程导弹进行教学和训练；从1966年开始，第二炮兵部队装备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1971年中程导弹核武器开始装备部队；尔后，远程、洲际导弹开始在第二炮兵部队服役。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拥有了一定数量、多种型号的近程、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同时，随着导弹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先后组建了装备有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的地地导弹部队，并逐步组建了一批战斗保障和技术勤务部（分）队。
1982年9月后，根据中央军委下达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案，战略导弹部队的体制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体制，突破了以往沿用的陆军体制，适应了导弹部队装备复杂、技术性强的特点，有利于保留骨干和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专业化，也使官兵比例、作战和保障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适合作战的需要。1985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改革导弹部队体制和使编制精干的指示，战略导弹部队在保持原编制体制特点的情况下，又重点加强了以发射分队为主体的合成配套，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作战体系。这一新的编组，既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又与全军建制部队的序列协调一致，向精兵、合成、配套的方向跨出了一大步。
第二炮兵部队经过30多年的建设，逐步发展，不断壮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实战能力，成为主要的核威慑和核反击力量。它对实现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加强国防，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着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三支两军”是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的简称，是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支左”是指“文革”前期，部队支持地方被称为左派的一些组织；“支农”“支工”是到地方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支援农业和工业生产；“军管”是部队对一些要害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则是派军队对大中专院校进行军训。“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严重内乱的形势下开始的。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夺权”阶段，地方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社会上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阻塞。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 月23 日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提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部队支持援助，都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同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的决定》，要求各部队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各部队“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从此，三支两军工作陆续开始。至1972年部队先后派出280多万指战员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全国省、地、县三级均成立了支工领导机构（如支工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县级以上企事业单位和大、中学校均派驻了军宣队或军代表，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气象、机要、国防工厂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
“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消”。此后三支两军人员就陆续撤回部队。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人民解放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
在武斗激烈、“打砸抢”盛行的严重局面下，许多指战员临危不惧，制止武斗，阻止“打砸抢”。有时还需用人墙隔离武斗的双方人员，忍受群众的殴打和辱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城镇居民武装巡逻、送粮、运菜、运垃圾；保护商店、粮店、旅店、影剧院的正常营业；组织恢复公路和铁路交通，担负押运、护车、护路的繁重任务；取缔危害社会生活和秩序的打砸抢反动组织和团体；支工支农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宣传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与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一起，同外流、旷工、停产、擅自离职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作斗争；为把生产搞上去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起到了积极作用；担任军管的部队保卫了边海防要害地区、重要单位和公检法专政机关，使这些地区、部门和系统的安全和秩序有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外来的干扰和冲击；军训队还动员、教育、组织广大师生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增强了广大青少年的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正是由于“三支两军”，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由于“三支两军”在总体上是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助长了派性，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损害了人民军队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人民军队的威信，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团结；破坏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单位和单位之间由于各支一派造成隔阂；它把林彪的“突出政治”、“三忠于”、“四无限”带到地方，加剧了个人崇拜，又把社会上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和一些不正之风带到部队，破坏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为了统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79年12月14日发出了《关于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通知》，指出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一条，是要历史的看待“三支两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致使地方党政群组织瘫痪，打砸抢成风，全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当时对稳定大局起了积极的作用，成绩是主要的。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其次也由于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某些问题还同领导上的错误指示有直接关系。当然，在“三支两军”中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应该虚心听取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地方同志则不应该苛求他们，而应当持谅解态度。经过军队和地方的努力，妥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拥军优属、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
江青、康生等制造“二月逆流”
“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全国一片混乱，迫害领导干部之风愈演愈烈。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掀起夺权运动，使全国党政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生产秩序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国民经济日趋恶化。在“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局势面前，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政治局碰头会和其他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表示了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义正辞严的斗争。斗争主要围绕着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二是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打倒；三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1967年1月19日、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林彪先前提出的在军队中全面搞“大民主”，遭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副主席的反对，坚持保持军队的稳定；针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企图从总政人手，打开缺口，搞乱军队的阴谋，叶剑英拍案而起，警告那些野心家不会有好结果。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这就是后来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人同康生、陈伯达、关锋等人再次交锋。叶剑英质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啦，难道我们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为上海公社，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等人被问得瞠目结舌。
更加激烈的斗争发生在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在此前，周恩来鉴于各地揪斗党政领导干部的情况十分严重，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把20多个地方党政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但上海却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扣住不放。会前，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碰到张春桥，便问他：“陈丕显来了吗？”张春桥却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呵！”谭震林严肃地说：“党可以做工作嘛！”张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气愤地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于是会议一开始，谭震林首先提出陈丕显的事，他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痛斥张春桥等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谭震林越说越气愤，拿起皮包，穿上衣服一边走一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