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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家史篇
自序（1）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专家。在我的写作计划中，最初也没有写这部书的打算。萌发撰写此书的念头，与本人从事编辑工作有关。因此可以说，如果本人不从事编辑工作，便不会撰写这部书。为什么这样讲呢？话必须从1982年说起。
1982年，我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后，经常要处理与毛泽东有关的书稿。在编发这些书稿的过程中，发现对毛泽东及有关史料的记述有许多说法不一的情况。
例如，对毛泽东的先祖毛太华，有的著作说他婚后有4个儿子，有的则说有8个儿子。这个问题，关系到毛泽东的世系族支问题，说法不一怎么行呢？
对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有的著作说是“贫农”，有的说是“中农”，有的则说是“富农”。这三种不同的记载，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对毛泽东第一次结婚的年龄，有的著作说是8岁，有的说是14岁。对毛泽东原配夫人的姓氏，有姓杨、姓李、姓罗之说。对这些不同的说法，在编发的书稿中选用哪一种说法呢？
对毛泽东早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有的著作说是1918年8月19日；有的则说是这一年的9月或11月。其时间相差几个月，怎么可能呢？
对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会面握手的时间，有8种说法，即1928年的4月18日、4月20日、4月23日、4月24日、4月下旬、4月28日、4月底、5月1日。其地点，有的说是在湖南酃县的十都，有的说是在湖南酃县的沔渡，有的说是在江西宁冈县砻市的龙江书院。说法这样多，肯定有许多误传。
对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有的著作说这次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因为周恩来当时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毛泽东受到党内处分；而有的著作则否定这种观点，说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与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类似这样说法不一的情况还有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对这些不同的说法，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探究，在所编发的书稿中力求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否则便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有愧读者。
另外考虑到，编辑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对他及其思想进行正确阐述和评价，显然不单纯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的问题；不仅是国内的问题，而且是国际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编辑出版毛泽东图书，是极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如果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缺乏研究，怎能纠正书稿中的差错？
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对书稿中说法不一的情况弄个清楚，编辑出准确无误的精品作，针对上述情况，我在编发书稿的过程中以及工作之余，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广泛收集史料，认真阅读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著作，致力研究与毛泽东有关的诸多问题。
在历史的长河中，毛泽东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鸿篇巨制的理论著述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曾经并且将继续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生平、著作和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如今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他的功绩不朽，他的事业长青，他的光辉思想永恒。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至今对他无比敬仰，并且深切怀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必然会进行历史的联想。回顾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几经挫折，几易首领，最后选定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毛泽东显示了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智慧，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所以长期以来众多的人致力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
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邓拓在为该报撰写的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而毛泽东自己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毛泽东还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引自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456页。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此之前，尽管已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等很多提法，但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应属于王稼祥。
除此，还应当特别说明，在王稼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一词之前，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出版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并发表了一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和专著。这些著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明显的不足之处，则是其论述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等同起来，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会前夕，邓小平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在已知的资料中，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1945年6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是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并结合学习中国革命史进行的。1951年至1953年，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情况比较好，而其缺点是深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多限于引证、注解。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提出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的口号；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因此，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情况比较好，但存在过于强调宣传毛泽东个人和夸大主观意志作用的现象。特别是1960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把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引向了邪路。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这10年中，全国出版和编印的毛泽东著作、语录及专题语录摘编，其数量之多无法计算，但真正正确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和专著甚少，可以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迷途，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遭到了厄运。
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紧密围绕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要不要坚持以及如何正确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后来通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左”的束缚和排除右的干扰，揭开了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1978年12月18日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1年6月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工作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评价。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做了更加完整和准确的概括，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正确依据和条件。从此，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专门机构和研究队伍大量增加，论著日益增多。
据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30年里，全国报刊发表有关毛泽东的文章12万篇，编印毛泽东的图书640多种。近10年，全国报刊发表有关毛泽东的文章800多篇，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传记和回忆录等500多种。1987年，湖南图书馆和韶山纪念馆在长沙举办毛泽东著作版本展览，展出52种文字、2939种版本。由此可见，其品种和数量之多！
时至1989年，全国悄然兴起“毛泽东热”。“毛泽东热”的兴起，有其多方面的原因。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毛泽东走下“神坛”，身上的“神化”光环被摘去，人们便对毛泽东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新的探寻心理。
除此，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维模式及价值取向。然而，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毛泽东晚年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封闭状态，这本来是十分可喜的历史进步。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借此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面对这样的情况，许多人便会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
从国际背景方面来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人们在震惊之余，总觉得不论时代怎样变化，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永放光芒的。因此，对毛泽东更加敬仰。追寻毛泽东的足迹，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基于这种情况，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怀念心理，必然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凝聚成一股浪潮。于是，便导致在中国神州大地上悄然兴起了“毛泽东热”。
兴起“毛泽东热”，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专家、学者深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积极撰写有关的著作；全国出版界竞相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1989年3月，河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权延赤执笔、李银桥著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4月，权延赤的著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和高湘泽等翻译的英国著名学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著作《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出版。5月，汪东林的著作《梁漱溟与毛泽东》，董志英编写的《毛泽东轶事》，权延赤撰写的《卫士长谈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等著作出版。6月，郑宜等编写的《毛泽东生活实录》，贾思楠编的《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出版。10月，武原主编的《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权延赤编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1957年～1959年中苏关系纪实》出版。11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薄一波撰写的《领袖·元帅·战友》。12月，海鲁德等编著《生活中的毛泽东》，华英编著的《毛泽东的儿女们》，逄先知等著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出版。除此，全国各报刊相继发表200多篇有关论述毛泽东的文章。上述这些著作和文章，从不同侧面记述了毛泽东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再现了他的不朽功绩，激发了人们对他更加热爱和崇敬的深厚感情。就这样，“毛泽东热”日益高涨起来。
第二年，即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有关毛泽东的图书40多种，有关文章800多篇。1991年，全国出版毛泽东的图书60多种，有关文章700多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