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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使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并且经常呕吐。贺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
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经常疼痛难忍。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取弹片的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对贺子珍这种打算，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沦陷被日本占领，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暂住。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使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可以到苏联去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
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苏联。但贺子珍不听劝说，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从上述情况来看，贺子珍从延安出走离开毛泽东，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为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而此时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审查，不可能让她与毛泽东单独接触。再说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基于这样的情况，怎能说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结果呢？贺子珍在延安时，江青未曾与贺子珍见过面。以后，她们也未见过面，说她们在毛泽东所住的延安窑洞里当面吵架，显然是子虚乌有的误传。
江青与毛泽东第一次相见，是在何时何
江青于1937年8月底到延安，第二年11月19日与毛泽东结婚。那么，她与毛泽东相识是在何时何地呢？
有一次，江青接见美国女记者维特克时谈到，1937年8月她从西安往延安进发，途经西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时，与毛泽东相识。她说：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1993年7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对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的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洛川会议对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洛川会议期间，毛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对他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在会议的第四天，一群来自上海文艺界的年轻人在日本侵略之后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他们途经洛川。这群人中有一个23岁的女电影演员，这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她叫“蓝苹”，即蓝色的苹果。
她当时搭乘给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那天，她与毛眉目传情，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英〕迪克·威尔逊著：《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00～201页。
洛川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按照上述所说，在召开洛川会议的“第四天”与毛泽东相识，就是1937年8月25日。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的王观澜和其爱人徐明清带着江青去见毛泽东，从而相识。
第三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江青与毛泽东相识。对这种说法，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江青正传》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毛泽东认为艺术对政治有用（虽然他个人喜好从中国的传统取材），有一天，上鲁艺讲课来了。当他像牧师一样站起来讲话时，蓝苹脸上露出笑容。她比大多数学生皮肤白一点，因为他们都是农村的，在西北农村呆的时间也长。鼓掌的时候，蓝苹故意引人注目。讲话结束时她提了几个很幼稚的问题，而且跑到前面跟毛泽东讲了几句话……〔美〕罗斯·特里尔著：《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13～114页。
江青就这样与毛泽东相识。
第四种说法，是在中央党校与毛泽东相识。对此，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江青秘传》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
今天吃午饭之前，各班组通知大家，下午两点钟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作报告，作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以手支头，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晚上，全校分组讨论。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珠珊（朱仲丽）著：《江青秘传》，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版。
据说，江青随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并且亲自将此信送到毛泽东居住处。她就这样想办法与毛泽东相识了。
从上述情况来看，第一种说法是江青“吹牛”，根本不可能。洛川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研究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如此重要，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怎么可能会全体都出来迎接江青呢？
1937年8月底，江青到延安后，因为要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所以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两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王观澜和爱人徐明清不可能带着江青去见毛泽东。因此，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的第二种说法，是不可能的。
关于江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与毛泽东相识的说法也不可能。因为毛泽东于1937年8月30日由洛川回到延安。这年的9月和10月，毛泽东没有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演讲。在这期间，江青正被审查党籍问题。审查工作没结束，不可能让她到鲁迅艺术学院听毛泽东演讲。11月，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才结束其审查，让江青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江青于1937年11月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4月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当戏剧教师。
1937年11月29日，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接替李维汉任校长。
江青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做帮佣，两家相距不远。因此，他们是老相识。康生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后，江青正在党校学习，他们既有“同乡之谊”，又是“他乡遇故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通过康生的帮助，加上自己主动争取，她与毛泽东相识，显然是毫无疑义的。
毛泽东革命生涯篇
毛泽东何时第一次到北京（1）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著名人物，当时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广大青年喜爱的《新青年》刊物也是在北京出刊的。因此，北京是毛泽东早就渴望来的地方。
那么，毛泽东是何时第一次到北京的呢？
1992年9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
1918年8月，毛泽东离开长沙赴北京……路海江、贺明洲编著：《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57页。
1993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生平纪事》一书记述：
1918年8月19日，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张昆弟、罗学瓒、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位青年一起到达北京。王进等主编：《毛泽东生平纪事》，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42页。
1993年1月，北京书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佳话三百篇》一书记载：
在1918年9月，毛泽东和萧子升……来到了北京。刘学琦主编：《毛泽东佳话三百篇》，北京书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1页。
1992年6月，《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发表的《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文记载：
1918年11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徐光寿：《毛泽东与陈独秀》。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
从上述记载来看，对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即1918年8月、9月、11月等三种说法，到底哪一种说法对呢？探究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的原因及其在1918年下半年的行踪，便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蔡畅在《回忆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一文中说，1918年6月，毛泽东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寄居在长沙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一天，毛泽东接到一份从北京寄给他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资料，看过之后，认为赴法勤工俭学是青年学生学习新知识、探索新思想的好机会，是培养和提高新民学会会员的好途径，也是实现新民学会宗旨的好措施。于是，便即刻和同住在一起的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商量，决定在长沙推动这一运动。
为了搞好宣传发动和有关的组织工作，经过协商，决定“由蔡和森和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毛泽东等负责宣传发动工作。几天之后，便有湖南第一师范、长沙长郡中学等校的许多学生报名参加。
到法国勤工俭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每人要准备几百块钱的旅费；第二，要向政府交涉，办好到法国去的护照；第三，要学习法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便派人先去北京。
6月25日毛泽东派去的人到北京后，积极筹备有关事宜，但有许多具体问题难以解决，于是，便给毛泽东写信，要他赶快去北京。
当时，毛泽东正忙于进一步做宣传发动工作，因此，收到寄来的信没有立即去北京。7月又接连收到来信催促，他只好把长沙的工作暂时放下，决定到北京走一回。
毛泽东在离开长沙之前，最放心不下的是慈母的病情。于是，便在1918年8月11日给罗学瓒写了一封信后，又特地给在韶山唐家务农的七舅父、八舅父毛泽东的七舅父、八舅父，是指文玉瑞、文玉钦。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书》记载，毛泽东的七舅是文玉端，有误。写了一封信，恳请他们代为照料母亲。在信中写道：“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见李捷、于俊益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66页。
毛泽东在给七舅父、八舅父的信中所说的“初七日”，是1918年农历七月初七日，即为1918年8月13日。
然而，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青年毛泽东》的记载，毛泽东没有在8月13日去京，而是在8月15日（农历七月初九）离长沙赴京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7～90页。
毛泽东离长沙赴京，同行者较多，其中有李维汉和罗章龙。李维汉撰写的《回忆新民学会》，罗章龙撰写的《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记述了他们于8月15日与毛泽东等离长沙结伴赴京的情况。
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中写道：8月15日，在长沙登船北上，16日到达汉口，然后改乘火车。“当火车到河南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