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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毛泽东。上海工读互助团于3月5日正式成立，毛泽东是知道的，但因驱张事宜缠身不能离开北京，所以没有参加成立会。但他正式报名参加，并且同意作为发起人之一。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就是以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等联名发表的。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才直接参加互助团的活动。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是1920年5月到上海后才参加互助团。而实际上，他尚未到上海，就报名参加了互助团。因此，应当说他是在北京报名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其筹务会，他没有参与。3月5日的成立会，他联名发表了《募捐启》，说明他已正式参加。
毛泽东早年巡游是哪一年的事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作这样的自述：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完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129页。
毛泽东在这段自述中说，他在1919年初前往上海。然而，查阅《毛泽东年谱》和其他有关毛泽东行踪的史料，可看到其中记载毛泽东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即毛泽东第一次赴京期间，曾到保定迎接由陈赞周、邹鼎丞带领的第二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送蔡和森等30多位留法预备班学员去蠡县布里村参观；同萧三、罗章龙到天津大沽口观海，看要塞炮台等，但没有他离京到上海的记载。上述毛泽东所说离京前往上海的时间，显然是误记。
1919年3月，毛泽东曾从北京到上海。上述毛泽东所说，是否这一次呢？对毛泽东这次上海之行，1990年2月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记载：191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北京正忙于筹办欢送一批湖南青年由上海登船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有关事宜，突然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于是便匆忙结束第一次北京之行，绕道上海到长沙服侍母亲。在长沙期间，他致信舅父母，写道：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匆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主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已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日见《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年2月版，第24页。
毛泽东在给舅父母的这封信中，明确说3月12日由北京动身，14日到上海，其间只有3天时间，怎么可能游览他在自述中所说的那么多地方呢？除此，毛泽东这次离京去上海，是因为突然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绕道上海到长沙服侍母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到许多地方漫游呢？由此可以说明，上述毛泽东所说的上海之行，肯定不是1919年3月这一次。
那么，准确的应是哪一年的事呢？
《毛泽东年谱》（上卷）记载，毛泽东第二次离京去上海，是1920年4月11日离京，5月5日抵沪，计有27天之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57页。这么长时间，途中游览天津、山东曲阜、孟子出生地、东岳泰山等地，从时间方面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据此可断定，毛泽东在自述中所说的上海之行，无疑是1920年4月的事。
毛泽东筹建团组织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
1920年10月，毛泽东在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着手筹建团的工作。通过毛泽东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努力，长沙的建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1920年入团者就有16人，1921年7月前入团者达36人。见高菊村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51页。
这些入团者，哪一个是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有的著作记载，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刘少奇，有的说是张文亮，有的说是彭平之。到底是哪一个呢？据现在保存的长沙地方《团员调查表》（1924年填写）记载，在湖南最早加入青年团的是彭平之，其入团时间和介绍人栏内填写的是1920年10月，由毛泽东介绍参加青年团。就是说，他是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
彭平之，字承玺，号绶宗，今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红光村人。1900年4月10日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1917年，彭平之考入湖南湘乡县驻省中学，经蔡和森的介绍与毛泽东相识。其实，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彭平之就曾慕名而去拜访毛泽东。
1920年8月底，陈独秀等从上海向全国各地发出信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寄给毛泽东，并要求根据团章尽快发展团组织。
毛泽东根据陈独秀等的来信要求，立即在新民学会、文化书社成员以及第一师范等学校进步同学中，寻觅“真同志”入团，组建团的组织。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是在1921年1月13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的，但实际上，在1920年10月就开始吸收团员。
毛泽东发展吸收团员，首先想到彭平之。于是，便写信给彭平之，要求尽快来长沙。
彭平之在家收到毛泽东的信，便立即到长沙，在长沙市西区东北部、沿江大道中段东侧的潮宗街（又名草潮门正街）56号，找到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此街创办文化书社，住在这里。
毛泽东向彭平之介绍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宗旨以及入团的条件，提出想介绍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彭平之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他成为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思想上进，积极靠拢党的组织。
1921年1月13日，筹建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湖南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1921年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彭平之等10人，第一批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党团组织生活没有严格区别开来，不少党员仍然是团员，参加团的组织生活，直到1924年才改变这种情况，没有担任团内领导职务的党员才不参加团的组织活动。
当时，湖南开展的各项政治活动，如工人运动等，在许多地方，特别是长沙，系党团共同进行。湖南最初的团员，大多数是党员介绍发展的，因而团组织自觉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在全国团组织中具有特色，所以湖南团组织迅速稳步健康发展。到1923年12月，长沙团组织便发展建立25个支部，236名团员。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明确了团的性质和奋斗的目标，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贯彻全国团的“一大”精神，1922年6月17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召开改组大会，毛泽东被选为执委会书记，李隆郅（即李立三）任组织部长。
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彭平之被选为团湘区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春，他被推举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执委会组织部长，代理执行委员长。在任职期间，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全省各地调查团的工作，提出整顿团的基层组织的方法，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除此，他还积极从事工人、农民运动，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1926年，任湖南省农协执行委员、中共衡阳县委书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悬赏缉拿他。在白色恐怖下，他坚持同敌人作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
以后，他参加了秋收起义。接着，又跟随毛泽东到江西中央苏区开展革命工作，在同敌人作战时壮烈牺牲。
毛泽东何时离长沙到上海出席党的一大
1921年，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离长沙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是在何时？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页。又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71页。
毛泽东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的？李达回忆说：
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洽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据《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记载，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科尔斯基都是在1921年6月3日乘“阿奎拉号”船抵达上海的。〔苏〕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们到达上海后，听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的汇报，才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6月初旬才“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并且明确通知“大会定于7月1日开幕”。而毛泽东说5月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怎么可能呢？
1952年，谢觉哉在《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一文中，记述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长沙动身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他对此写道：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330～331页。
当时，谢觉哉任《湖南通俗日报》主编。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经理。上述谢觉哉的记述，是他亲自经历的事，但没有说具体日期。
198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觉哉日记》（上册），记载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长沙赴上海的时间。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49页。
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对谢觉哉的这篇日记，作了简要的解释。她在《万古之霄春意旋》一文中写道：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王定国：《万古之霄春意旋》，载1978年12月23日《工人日报》。
上述谢觉哉的日记，无疑可证实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