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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国民革命史》的记载，则是另一种说法，写道：
在筹备工作大致就绪时，国民党中央考虑到要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人才，决定把这个农讲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制，地址在武昌。该所实行委员制，常务委员是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夏明翰为秘书，周以栗为教务主任，下设教务、训练和事务处。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413页。
上述三部著作，对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任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个讲习所实行所长制，毛泽东任副所长；第二个说法是实行学校执行委员会制，毛泽东是主任委员；第三种说法是实行委员制，毛泽东是常务委员、副所长。那么，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
1977年3月1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在武昌中央农讲所》一文的刘征，于1927年2月，经毛泽东亲自主持考试合格，被录取到中央农民讲习所学习。1927年6月18日，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战斗之后毕业。刘征：《在武昌中央农讲所》，载1977年3月18日《光明日报》。他当时是中央农讲所的学员，其记述应该说是准确的。
时隔几十年，刘征的回忆会不会有误呢？有的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让我们以曾在中央农讲所工作的张国基的回忆来印证吧！
1926年12月下旬，张国基从印尼回国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时过一个多月，毛泽东从武昌拍电报要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毛泽东让他帮助教务主任办事，具体负责接洽教师和编排课程表等工作。因为安排教员讲课和确定讲课日期、科目等，都必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所以，他每天都要多次与毛泽东打交道。他在回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有关情况时写道：
当时，毛泽东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农村工作。筹备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个处，由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季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见李捷、于俊道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16页。
刘征，当年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学员，而张国基是其工作人员。他们的回忆，都证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实行委员制，毛泽东是主任委员，不是主持工作的副所长。
在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毛泽东任何职
1928年5月，毛泽东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为了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坚定边界割据斗争的决心，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特委，毛泽东任书记。
随后，根据大会决议，于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不久迁往茨坪）。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东任何职呢？对此，有以下三种说法：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记载：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茅坪成立，毛泽东任主席。王进等主编：《毛泽东大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36页。
1993年6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足迹》一书记载：1928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就是在这里（指宁冈茅坪苍边村——引者注）正式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曾维东、严帆著：《毛泽东的足迹》，群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34页。
1993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一书记载：特委成立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随后，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袁文才任副主席。胡长水、李缓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8页。
上述这三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1967年10月，笔者从广州到长沙，曾采访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在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曾任中共湖南酃县县委书记兼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后在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工作，不仅多次见到毛泽东，而且与袁文才、王佐建立工作联系，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比较了解。
当谈到湘赣边界的领导机构和成员组成时，他告诉笔者，1928年5月，毛泽东曾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兼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袁文才任副主席。
但查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此书明确记载：中共湘赣边界特委（1928年5月22日成立）：书记毛泽东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1928年5月成立）：主席袁文才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09页。
恢复毛泽东党籍是朱德上井冈山之后吗
1997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领袖的成功之路》一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我们今天看来是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而当时，就在文家市转兵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却认为这是临阵脱逃。
谁都知道战场上临阵脱逃将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被指控为临阵脱逃的指挥官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果然，在两个月后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赫然写着“开除毛泽东同志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此前，毛泽东是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当选这一职务的。
更糟糕的是，中央的这一决议，传到井冈山时却变成了毛泽东同志被开除党籍。毛泽东当了几个月的党外人士，连党的支部会议也不能参加，就是靠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职务来指挥部队，直到朱德上井冈山后，才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委员。卢瑞莲、张云英、刘高志主编：《共和国领袖的成功之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页。
在这段论述中谈到的毛泽东被“开除党籍”这件事，显然是指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派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于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4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和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指示信的精神，把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的事。
误传把毛泽东开除党籍后，恢复毛泽东的党籍，重新让他任中央委员，是朱德上井冈山后的事吗？不是的。
中共湖南郴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写的《湘南起义史稿》一书记载，1928年1月，朱德率领部队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湘南暴动。3月29日，在湘、粤敌人重点夹击下，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移。4月5日，率部由湖南安仁县出发，经茶陵湖口圩，到达酃县沔渡。中共湖南郴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湘南起义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83页。
到达湖南酃县沔渡，就可以说是跨入井冈山地区。因为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横跨湘赣边界，在江西宁冈、永新、泰和、遂川和湖南酃县之间。位于东经113°49′至114°23′，北纬26°27′至26°49′。辖境总面积66087公里。
而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写的《毛泽东军事年谱》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于1928年3月18日率领部队到达湖南酃县中村。到此地后，“两件使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扫除原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毛泽东又可以在部队中发挥领导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强大敌军追击，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8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72页。也就是说，毛泽东于1928年3月18日在湖南酃县中村就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从而纠正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恢复了中央委员。
如若是朱德于4月5日到井冈山辖境的酃县或以后才恢复毛泽东的中央委员，就难以解释这样一件事：1928年3月18日，毛泽东到酃县中村后，曾听取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的工作汇报，并指示将特别区委改组为县委，以刘寅生为书记；把酃县暴动队改为赤卫团。否则，毛泽东仍是党外人士，怎能听取刘寅生的工作汇报和指示将中共酃县特别区委改组为县委呢？
由此可见，恢复毛泽东的党籍和中央委员是在1928年3月中旬，而不是朱德上井冈山之后的事。
中共八次代表大会任毛泽东为书记吗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克福建上杭县城后，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对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事典》是这样记载的：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召开，会议选出新的前敌委员会，并通过决议重任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邢崇智等主编：《毛泽东研究事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67页。
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与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有密切的联系。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载：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城内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然而，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会议开始后，陈毅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便根据会议主持人的号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会议最后所做的决议，虽然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由于会议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所以改选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攻占上杭后，在县城太忠庙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一书记载：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时，陈毅已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前委负责人只剩下朱德一人主持会议，忙得不亦乐乎。加上当时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出击闽中某些战斗的失利，红四军的领导力量，特别是政治工作大大削弱，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因此，在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上出现了非常混乱的情况。开会讨论问题，无休止地争论。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党代表的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都没有统一认识，只好决定请示中央。就这样，这次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3天，结果选出来的红四军第八届前委，又同第七届前委一样，毛泽东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未能当选前委书记。见胡长水、李瑗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19页。
时至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即史称“九月来信”）。在此信中特别强调：
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中央档案馆编：《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