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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的组成，其人数应是单数，不应是双数，这是一般的常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什么是12人，即双数呢？
笔者认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在1934年革命遭到挫折，面临危急形势，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加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时间不长，紧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经常在瑞金者只有9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12人，也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然而，时过几天，中央又要大会。
这次大会，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两年来各种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和经验教训，做出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经济建设问题、苏维埃建设问题等项决议，通过了修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通过了国徽、国旗和军旗的决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通过的文献看，这次大会虽然接受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许多“左”的方针、政策，会后未能起到扭转中央革命根据地严峻形势的作用，但对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都起了一定作用。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那么，这次会议是何时召开的？对此，有以下不同的说法：
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记载：朱德于1934年“1月21日至31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26页。朱德从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此记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则为1934年1月21日至31日。
而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记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1月22日举行开幕式，2月1日闭幕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0～423页。
湖南出版社于1990年11月出版的《常用资料手册》的记载则是1934年1月24日至2月1日。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用资料手册》，湖南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67页。
上述记载，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有三种说法：一是1月21日，二是22日，三是24日；闭幕日期有两种说法：一是1月31日，二是2月1日。
到底哪一种记载是对的呢？根据1934年1月24日《红色中华》（特刊）及以后该刊的报道，档案出版社于1988年3月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辞典》和刘思齐主编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等著作记载，这次会议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
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是于1月18日闭幕的。接着“过了3天，中央又要毛泽东出面主持召开全苏‘二大’”。刘思齐主编：《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中国书店1993年1月版，第467页。显然是1月22日。
22日拂晓，首先在瑞金沙洲坝中央运动场举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阅兵典礼。毛泽东讲了话，代表全苏区工农群众向红色战士致敬。
同日上午，大会开幕。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全体代表致开幕词。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全总代表刘少奇、中共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致词。大会选举了75人组成的主席团。
24日、2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长篇报告。全文报告4万多字，其中《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一节，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
代表们于26日分组讨论毛泽东的报告。
27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又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后来，将其中的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28日、30日，先后分别由朱德作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林伯渠作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报告，项英作关于宪法的报告，吴亮平作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随后，大会通过了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修正的苏维埃宪法以及红军建设、经济建设、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
29日，得知前方消息，蒋介石兵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大会主席团决定缩短会期，并推荐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
31日，大会举行授奖典礼，向在扩大红军中做出特殊贡献的江西兴国具、瑞金县和红三军团授奖旗。
2月1日，大会主席团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选名单。经过代表讨论，选举毛泽东、博古等175人为正式中央执行委员，选出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致闭幕词。最后发布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
上述情况说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召开的，其他之说是不准确的。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
1987年12月，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35年1月第一个星期，政治局在那里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终于使毛控制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实权是在新设的政治局主席毛的手中。〔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52页。
此记述明显有误。根据陈云于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后，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遵义会议做出了四项重要决定，其中第一项决定就是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43页。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召开遵义会议时，正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之中，不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重大的事务则由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政治局委员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4年9月撰写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记载，遵义会议共选出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原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加上新当选的毛泽东。
在一般情况下，选出了政治局常委，便立即进行工作分工。但遵义会议快结束时，出现紧急情况，就是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1月17日晚，遵义会议刚刚结束，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便率兵逼近遵义城了。遵义会议会址，即遵义老城红旗路（原子尹路）80号，老地名琵琶桥，就是柏辉章家的私邸。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于1月19日凌晨撤出了遵义。因此，政治局常委没有时间进行分工。
时过半个多月，即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就是现在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乡的一个村子，召开了常委分工会，“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但没有设“政治局主席”一职，根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授予毛泽东以军权，着手过问军事。由此可见，所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被选为“政治局主席”之说，是有误的。
毛泽东曾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事。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了调整。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述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时，有一个习惯的提法，即导地位。国内人们这样讲，外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美国研究毛泽东的著名专家R特里尔，在其撰写的《毛泽东传》中写道：
在遵义，毛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毛重新获得权力主要在军事方面。至少在整个长征期间，枪杆子居一切权力之首。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52～153页。
笔者认为，这样表述是不确切的。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居领袖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是在遵义会议之后。
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等著作记载，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其中第一项就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但不能说是居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于1月17日结束时，博古仍为中共中央总负责，只是他这“总负责”已很难开展工作了。2月5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中央红军到达川、滇、黔边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乡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自1931年9月下旬起的3年零4个月的中共领袖地位，成了中共中央总负责。
从军事指挥权方面来说，遵义会议决定取消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毛泽东着手过问军事，但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即以周恩来的助手身份出现的。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于1月19日按照北渡长江的计划，分三路从遵义、桐梓、松坎出发，向川南开进。
3月4日，根据红军长征作战需要，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红军，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第二天，朱德、毛泽东联合发布作战命令。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被取消军事指挥权以来第一次署名发布作战命令，表明毛泽东从此重掌军权。
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苟坝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即新的“三人团”。新的“三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以毛泽东为首。从此，毛泽东不再是“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毛泽东正式开始执掌最高军事指挥权后，由于在军事上出现一些困难甚至失利，部队的一些指挥员对他的军事指挥持怀疑态度，因而影响了毛泽东领导权的稳固建立。
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见《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8页。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5月12日在川西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后近4个月的会理会议，也还不是那么稳固的。
以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懋功地区实现了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并且领导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其威望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仍遭受过波折。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毛泽东：《关于王稼祥的评价》，载《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第32页。
所谓“十二月会议”，是指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王明、康生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反对和否认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