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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部著作中，对罗氏病逝的时间，有上述两种说法，即嫁给毛泽东后的“次年2月”和“第三个年头”。到底哪一种说法是准确的呢？
根据第一种说法记述的时间推算，罗氏于1909年到毛家，这一年，应是清宣统元年。罗氏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1909年，罗氏20岁。实际上，罗氏与毛泽东结婚的准确年龄为18岁。就是说，罗氏是在1907年与毛泽东结婚的。再说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到外地求学，也不是1909年秋。1909年秋，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毛岱钟的私塾就读。1910年春，毛泽东尚在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处读书。1910年秋，毛泽东才离韶山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读书。
再讲上述第二种说法。毛泽东与罗氏结婚是在1907年。婚后的“第三个年头”，是1910年。这一年，罗氏21岁。据考证，此说法是正确的。
罗氏病逝的准确的时间，是婚后的第三年，即清宣统二年正月初二（1910年2月11日），年仅21岁。
毛泽东如何到长沙与杨开慧结婚的
199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一书，其中这样写道：
1920年7月，毛泽东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杨开慧……这年冬天，两人便同居结婚……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38页。
而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5月出版的《伟人之初：毛泽东》一书记载：
1920年5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6月，张敬尧被逐出湖南；7月初，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曹志为著：《伟人之初：毛泽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40页。
1920年7月，毛泽东到底是从北京还是由上海回长沙的？这个问题，看来是不值得探究的小事，其实关系到毛泽东的革命实践问题，是值得弄清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无疑必须追寻毛泽东在1920年4月离京后的行踪。
据《毛泽东年谱》（上卷）和解放军出版社的《东方巨人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开慧》等著作记载，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
5月5日抵沪，继续做驱张工作，写有《湘人为人格而战》，刊于6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
5月8日，毛泽东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聚会，欢送会员赴法，讨论会务问题。
5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海还多次与陈独秀会晤，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等。
6月11日，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当天，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一文，提出湖南人应为废除督军制、实行湖南民治而努力。
7月7日，从上海回到长沙。途经武汉时，与恽代英等商讨了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等问题。
从上述情况来看，如果毛泽东是从北京直接回长沙的，那么，上述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就不能在他的光辉历程中体现，也就不能载入革命史册了。
毛泽东与杨开慧有第四个儿子吗（1）
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古籍研究所馆员宋平生等在编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家谱目录》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部珍贵的家谱资料——《韶山毛氏族谱》。
这部族谱，系1941年毛氏西河堂活字印本，是由毛泽东的族兄和私塾老师毛泽启，号宇居，根据宣统三年（1911年）三修本，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继增总纂的四修本。
此谱记录了毛氏从元末明初始祖毛太华至民国间凡22代人的家谱简史。其中一些有关毛泽东本人以及其祖父、父母、兄弟、妻子和子女情况的记载尚属首次披露，可据此考订和填补有关毛泽东一家史事方面的一些误传和空白，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根据这部族谱的记载，宋平生撰写了《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一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其中这样写道：
关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后代，通常的说法是三个孩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4日1992年6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毛泽东大辞典》第1288页，记载毛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2日，有误。，岸青生于1923年，岸龙生于1927年4月4日（参见《杨开慧》一书）。
但是，《族谱》却记载毛泽东与杨开慧共生有四个儿子，而且还首次披露了他们的本名。他们是：长子毛远仁，字岸英；次子毛远义，字岸青；三子毛远智，字岸立；四子毛远怀，字式谷。远怀名下注云：“民国十二年癸亥二月初二辰时生”（即公元1923年3月18日）。奇怪的是，其中并无毛岸龙。而毛远怀的生年竟与次子毛岸青相同，若用孪生子来解释，那么为何毛远怀又排行第四呢？《族谱》上说他过继给了毛泽铭，现在还没有其他旁证。总之，《族谱》中关于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后代的记载，尚须进一步核实。宋平生：《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转引自《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2期，第56～57页。
宋平生撰写的《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一文，还有这样的记述：
“毛泽民，字润莲。”这是《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的说法，也是最流行的说法。现在，我们通过《族谱》知道，他原名泽铭，字咏莲。他与原配夫人王氏共生有3儿3女，但只有一个女儿幸运地长大，并嫁给了一位姓王的男人。后来，毛泽民夫妇抚养了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第四个儿子——毛远怀，以弥补膝下无子的缺憾。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2期，第56页。
毛泽东与杨开慧真的生有第四个儿子吗？据考证和多方面证实，毛泽东和杨开慧共生有三个儿子，即长子毛远仁，字岸英；次子毛远义，字岸青；三子毛远智，字岸龙。毛泽东与杨开慧生有四个儿子之说，肯定是错误的。
那么，上述《韶山毛氏族谱》的记载，为什么说毛泽东与杨开慧生有四个儿子呢？显然，是误把毛远怀视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第四个儿子了。
毛远怀不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儿子，他是谁的孩子呢？说起来话长。
在毛泽东的亲友中，的确有一个叫毛远怀的人，而且至今健在。笔者早在1967年12月就认识他，而且曾请他讲过自己的家世和生活经历。他告诉笔者：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他曾先后任湘潭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1955年4月，调湖南省林业厅任副厅长。1957年，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1969年，任湖南省档案局副局长。1961年，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兼任湖南省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
然而，他原名叫王华初，湖南浏阳人。他的母亲罗醒英英勇牺牲后，便改姓毛，叫毛华初，又名毛远怀。
他的情况既然如此，为什么《韶山毛氏族谱》记载他是“泽铭（毛泽民，又名泽铭，笔者注）抚子远怀，字式谷，民国十二年癸亥二月初二辰时生”（即1923年3月18日）。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他怎能作为毛泽东的家属到北京参加追悼会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呢？
这个问题的源头可追溯到1927年。这一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策动湖南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等搞“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在韶山无法生存下去，便带着6岁的女儿毛远志到长沙，希望能找到党组织，但没有躲过敌人的魔爪，被捕入狱。
在她所在的牢房里，有一位名叫罗醒英的女共产党人，带着8岁的儿子王华初，早已被关押在这里。共同的革命信念和患难，使她们很快成为相依为命的姐妹。
有一天，罗醒英对王淑兰说：“国民党反动派杀人不眨眼，我们都面临随时被杀头的危险。不论我先被杀，或你先被杀，谁幸存谁就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我和你，是这两个孩子的共同妈妈。”说罢，顺手把王华初拉到王淑兰面前，往地下一按说：“华初，快叩头，叫妈妈！”王华初按照母亲的要求，认了王淑兰为妈妈。
1930年7月25日下午，彭德怀带兵攻打长沙，罗醒英和王淑兰趁机越狱。她们到了湖南浏阳，罗醒英不幸再次被捕，时过不久壮烈牺牲。从此，王华初便由王淑兰抚养，并改名叫毛华初。
1942年，韶山毛氏家族修族谱时，尽管王淑兰没在韶山，毛华初已去延安，仍将毛华初列入毛泽民和王淑兰名下，给他排行第23，取名远怀，字式谷。
根据上述情况，无论怎么说，都不能把毛远怀视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生的第四个儿子，正确地应当说他是毛泽民和王淑兰的养子。
宋平生在《新发现的〈韶山毛氏族谱〉叙略及毛泽东家族史事考订》中说：“奇怪的是，其中并无毛岸龙。”其实并非如此。《韶山毛氏族谱》中记载的“毛远智”，不是毛岸龙是谁？毛岸龙，又名毛远智，或者这样说：毛远智，字岸龙。《韶山毛氏族谱》上记载：毛远智，字岸立，显然是笔误，应当纠正。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如何相识产生爱情的
？对这个问题，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一书是这样记述的：
1928年6月的一个晚上，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做报告。事也凑巧，这次会议在永新县城举行，子珍是团的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和她闲谈起来，他们共进晚餐，吃了两只鸡，喝了两瓶酒。
两天后，子珍帮助毛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她留下没有走。第二天吃早饭时，毛对此事毫不隐瞒，“贺同志和我相爱了”。毛对同事们说。〔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25页。
据《毛家兄弟与贺家姐妹》、《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和《贺子珍》等著作记载，上述这段记述有以下明显的错误：
第一，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是1927年10月6日，而不是1928年6月。
第二，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江西宁冈县东源乡大仓村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相识产生爱情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江西宁冈县东源乡大仓村一户姓林的人家中第一次会见时，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了手下的部将后，还向毛泽东介绍了贺敏学和贺子珍。
贺子珍当时年仅18岁，年轻貌美。毛泽东见到贺子珍，以为这姑娘可能是袁文才或他手下部将的女儿。
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说：“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
毛泽东询问了贺子珍的姓名后说：“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
这次会面后，贺子珍同袁文才一起回到茅坪。袁文才原是个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的人。而这天回到家里，他格外兴奋，话也多起来。他给妻子谢梅香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景，一面讲一面笑。他还对贺子珍说：“我看革命高潮要来了，有了毛委员的领导，我们今后可以有很多的事干了。”
贺子珍受袁文才情绪的感染，也很高兴，一再发表见解，畅谈将要到来的革命高潮会是个什么样子。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自从毛泽东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后，井冈山变样了，沸腾了！但为了建立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军第一团的官兵没有立即？span class=yqlink》仙剑堑搅ê秃系呢亍⒉枇甑鹊厝ゴ蛲梁篮统锟睢Ｃ蠖蛭派耍挥兴娌慷映龇ⅲ≡诿┢捍迥喜嘁蛔浇畔碌睦钍纤秸镅恕？/p》
毛泽东利用在此养伤的机会，经常同袁文才、王佐等促膝倾谈，连患疟疾尚未痊愈的贺子珍也找过几次，听取她的意见。
就这样，袁文才同毛泽东熟悉以后，对毛泽东非常敬佩，觉得毛泽东的住处离自己太远了，商谈工作不方便，于是便让毛泽东住到茅坪的八角楼。
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外出找人谈话或到河边散步，都要从袁文才的家门前经过。那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有时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在此经过，见到了贺子珍都要走过来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样，态度非常和蔼亲切，给贺子珍留下美好的印象。
以后，毛泽东与贺子珍接触的机会更多。特别是贺子珍在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岭村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到九陇山工作期间，毛泽东在九陇山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因此，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