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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西方人质。他有关准备为和平做出牺牲的说法，曾引起了外界的一些揣测。不过，萨达姆到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
第三章 飞往巴格达美方的“交易”
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贝克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本人对我们在开罗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布什总统在听取汇报后，也有同感。美国正在考虑下一步骤，希望能很快再次与我接触。同一天，我们通过驻美使馆，向美方通报了我访问伊拉克的情况。
11月20日下午，贝克又从法国巴黎打来电话。主要是谈两件相互有关联的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我出席将于11月28日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
贝克国务卿多年经商，又担任过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无论办什么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欢“做个交易”。他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显然也是一桩交易。
贝克说，美国正考虑在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决议中不会出现“使用武力”的措辞，但包含这样的意思。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个安理会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表示赞成这种做法。美方希望中方也能投赞成票，至少不否决。
他说，知道中国政府需要时间仔细考虑，但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暗示，即中国政府将以肯定、积极的方式处理此事。如果中国要行使否决权，那美国就不会向安理会提出这一决议。美国不愿看到所提出的决议被否决。
我说，在当前海湾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呼声很高，国际社会应保持并加强对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压力。把对一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这样重大的问题提到安理会讨论，应当十分慎重。对于决议案，在中方没有看到案文之前，不能给予明确答复。
贝克听后，当即在电话中将草案念给我听。在案文的执行部分第一段中有两个括号，即两种用语的选择：（一切必要手段）和（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
贝克在电话中还提出，希望我能前往纽约，参加11月28日至29日的安理会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在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案投赞成票或不加以否决，将为我访美创造合适时机。他进一步表示，我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将是两国恢复高级互访的良好开端。布什总统将于12月1日出访拉美，有可能在11月30日会见我。贝克还说，他本人也期待着明年到中国访问。
我们分析，美国政府力图在11月美方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通过一个新决议案，使联合国授权必要时可以对伊拉克动武。为换取中国赞成或不否决美国的议案，主动邀请我正式访问美国，说明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中方，但又企图把中方对这个议案的态度与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紧密挂钩。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原则，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越来越有影响。在目前的海湾危机中，中国主持正义，力争危机能够和平化解，但我们反对战争，并不是支持萨达姆的侵略行为。 中央决定，中国将对决议草案投弃权票。这时也是推动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有利时机，于是，我们在11月24日答复美方，我将出席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在会后应邀正式访问美国。
贝克因为喜欢“做交易”，自然也擅长“讨价还价”。美方得知我接受邀请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11月25日下午，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贝霖急急忙忙地跑到外交部，转交一封贝克给我的信。在信中，贝克除再次强调我参加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的重要性外，又说，由于没有邀请所有安理会成员国或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访问华盛顿，因此，希望在纽约双边会晤之后再宣布我对华盛顿的访问。贝霖还补充说，美方希望中方能投票赞成美国的提案，如果中方投否决或弃权票，那将对我访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方面出尔反尔，提高了要价，把访美安排与投赞成票挂钩。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在双方的外交谈判中必然会有某种互谅互让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对各方来说都有取有予才能达成协议，但决不能说话不算数，搞小动作。
我们当即回答，美方违反了11月20日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并要求美方查阅并确认我与贝克的谈话记录。同时表示，美方如改变立场，我就不去开会了。
26日美方态度软了下来。贝霖又转述贝克的话，认为中方对11月20日电话的理解是准确的，但美方仍强烈希望中国投赞成票。贝霖还解释说，美国国务院的低级官员由于不了解情况，前一天给他发来的指示是错误的。
11月27日，布什总统又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写了内容相同的信。中心意思是，希望我们支持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并说，即将进行的安理会投票表决以及我对美国的访问，将为实现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提供决定性的机会。
第三章 飞往巴格达 投弃权票
11月28日，我们乘CA981航班离京赴纽约，随同我去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亚非司司长王昌义、国际司司长秦华孙等共十人。那天，北京有大雾，航班一再推迟，似乎预示着此行还不会一帆风顺。
飞机到中午才起飞，抵达纽约时已是半夜。美国国务院来接机的官员告诉我们，贝克正在饭店等候。
我们一行来到华尔道夫饭店，走进会客室，只见贝克等美方官员坐满了一屋子。
会谈中，美方仍是想在投票前夕劝说中方投赞成票。我对贝克说，动武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对美方来说，采用军事手段，问题解决得可能快些；而使用和平方式，也许需要更长些时间。但是，战争方式造成的损失会比较大，后遗症会有很多。接着，我说，中国人民对当年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的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美国现在仍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而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对有关决议，不予否决，已是最大的照顾了。
投票当天上午，在我忙于会见一些国家的外长时，贝克又多次打电话给我，转达布什总统的口信，继续劝说中方对决议投赞成票。
中方的投票立场已经确定，不可能再改变，我拒绝了贝克的要求。
下午3时40分，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开始。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和表决美国提出的第678号决议案。草案的关键内容是：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或此前完全履行安理会各有关决议，否则授权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联合国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
那天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不仅旁听席坐满了人，连两边的走道上也站满了人。大家最为关注的是中国的态度。如果我们投了否决票，决议案就通不过了。
5时30分，我就中方投票立场做了解释性发言。首先表明中国既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的原则立场。接着，我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在海湾地区没有也不谋求任何私利，惟一关心的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力主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这样做时间可能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以小一些，后遗症也会少一些。一旦爆发战争，各有关方面都将蒙受重大损害，不仅对海湾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说，这个决议草案采用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实质上是允许采用军事行动，而这一内容有悖于中国政府力主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因此，中国代表团难以对这项决议案投赞成票；另一方面，海湾危机是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而引起的，伊拉克至今未在从科威特撤军这个关键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这项决议草案同时也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安理会660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也就是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对于这一点中国是赞成的，因此中国对这个决议草案也不投反对票。
这个决议案，最后以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
中国投了弃权票。古巴和也门投了反对票。
第三章 飞往巴格达会晤布什总统
当天晚上，贝克宴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表面上谈笑风生，底下却通过工作人员通报说，明天去华盛顿，因为布什总统忙于处理海湾危机，不能安排时间会见我。当晚，美国务院也如此通知了中国驻美使馆。
我们判断，惯于“做交易”的贝克，显然是觉得这次“交易”中，自己亏了，心有不甘。
此时，如果我们赌气不去访问，会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去了华盛顿，总统不见，也不合适。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去还是要去，去了还要见到总统。
为此，我国驻美大使朱启祯星夜驱车从纽约赶回华盛顿，于午夜3时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通了电话。斯考克罗夫特于凌晨6时答复称，欢迎我按原定时间访问华盛顿，布什总统期待着与我会晤。
我们于11月30日上午9时30分由纽约乘飞机抵达华盛顿。11时与贝克举行会谈，随后他设午宴欢迎我。
会面时，他告诉我，布什总统将于当日宣布邀请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访美，并准备派贝克本人去伊拉克见萨达姆。我说，美方的这一步骤是重要的，有积极意义，我们支持。我在访问巴格达时，伊方曾非正式地提到希望与美国直接对话。我在前一天也曾建议，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与萨达姆本人谈。贝克称，他把我的意见当面告诉了布什总统，这也是布什总统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之一。
他还向我解释了有关会见布什总统的安排。他自我解嘲说，由于中国未投赞成票，他个人觉得，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似乎不妥，不过，现在这些事都过去了，布什总统已决定会见。我听后笑了一下，转换了话题，对他说，美国为争取安理会通过决议，国务卿先后访问了12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外长会晤。美国强调中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起着重要作用，却不到中国去访问。我向你发出过到中国去的邀请，结果只接到你一个电话，电话交流是容易发生误解的。我仍欢迎你到中国去访问。
11月30日下午1时40分，贝克午宴结束后，我乘车直接去白宫会见布什总统。
与布什总统的会见，进行了45分钟。布什表示，他重视美中关系，希望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恢复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对于中国投弃权票，虽感到失望，但也要感谢中国在海湾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弃权也使决议生效了，这才是重要的。
我对他说，中美在海湾问题上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中国对安理会十个有关决议都投了赞成票。中国这次做出投弃权票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领导人曾就此进行过反复考虑。
我又向他介绍了访问伊拉克的情况。我说，在敦促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问题上，中美没有分歧。中美今后在国际事务中要进行合作的领域还很多，尽管两国处境不同，对问题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同，但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还是能找到共同点的。
这次访问结束前，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记者的提问大都集中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并对布什总统会见我的安排感到惊奇。
2002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在老布什总统的图书馆会见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就有斯考克罗夫特。我们谈及海湾危机时，还回忆起这段12年前的往事，大家都记得很清楚。我对斯考克罗夫特说：“对不起，那天把你从睡梦中吵醒了。”大家都笑了。
虽然第678号决议在安理会通过了，但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希望能够避免使用武力。在美国和伊拉克未能就两国外长互访的安排达成协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意去见萨达姆，为和平解决做最后的努力。他希望中方能给予协助。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海南岛出差，当即让外交部指示驻伊大使郑达庸，约见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转达了秘书长的意愿。伊方同意秘书长去访问，但德奎利亚尔最后的斡旋也没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