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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我按照外交部发来的说帖，向几方系统介绍我国在安哥拉问题上的立场。外长西索科一听就知道问题的重要，立即找来了记录员，一字不漏地记下了谈话。除了“30分钟后即向总统报告”这句话外，他没有做任何表态。
之后，安哥拉问题便被搁置起来了，双方再未讨论。直到1976年10月28日我离任前向杜尔总统辞行拜会时，他才又谈及此事，不过，有点像是在自我辩解。
杜尔总统对我说，几方对中国是充分信任的，即使发生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这一信念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正在为本国及全世界的无产者而奋斗，因此，在几内亚人民的心目中，中国的地位总是崇高的。几方决心保持、发展和加强中几关系。杜尔说，几内亚曾为中苏纠纷而忧心忡忡，有人曾怀疑几内亚纯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激进侧翼，而中国方面也可能认为几内亚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了反华立场。几内亚一度处境困难，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帝国主义列强，还包括某些社会主义强国。他接着说，关于非洲问题，中几两国应有亲密无间的合作，期望能在任何考验中始终团结在一起。如有不同意见，那只是两国之间的事，不能让双方共同的敌人知晓。
我感谢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也理解他对中苏分歧的担心。我告诉他，中国同几内亚的友好合作是不会改变的。双方对苏联的看法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中方不会要求几内亚在对苏关系上采取与我们相同的政策。
杜尔总统是从事工会运动出身的，以雄辩而闻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对民众有很大的煽动性，其演讲集当年就已出到60多卷了。在几内亚脱离法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他几乎是一呼百应，最终取得了成功。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杜尔始终对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满腔热忱，只是他不善于管理经济事务，在他的领导下，几内亚始终没有摆脱经济困难。1984年3月，杜尔总统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而去世，时年62岁。
第八章 非洲情结走遍非洲
同是发展中国家，又都有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历史，中国和非洲各国，彼此容易理解对方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始终支持非洲人民不屈不挠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并积极援助非洲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因此，非洲人民及其领导人一直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朋友。同时，非洲国家也给了中国很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最令中国人民难忘的是，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决议时，76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其中26个是非洲国家，占了三分之一。在联合国人权会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际人权斗争中，中国之所以能连续十次挫败反华提案，应该说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给予我国的坚决支持分不开。在涉及台湾问题的外交斗争中也是如此。尽管台湾当局利用非洲国家的经济困难，大搞“金钱外交”，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站在我们一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搞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在很多问题上，不断给我们制造了种种障碍。这时，又是非洲朋友挺身相助，在艰难的时刻伸出友谊之手。
1989年7月中旬，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开创外交新局面，我们召开了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报告，强调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放，并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当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想办法走出去，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锁，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国的大政方针没有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变。
那一段时候，国际上孤立中国的势头很猖獗，制裁中国成为一种时髦，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一如既往，仍是非常友好。
于是，我决定出访非洲。先是去南部非洲，访问莱索托、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安哥拉、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六国。同年9月，又访问了北非的埃及和突尼斯。
在一路访问中，我着重向往访国的领导人介绍了中国国内形势，告诉他们，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别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更不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我们。非洲朋友都十分赞同我的观点，因为许多非洲国家在建设自己国家时，也常常会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说，他当时曾为中国的局势感到忧虑。安哥拉外长洛伊说，如果中国党、政府不能控制局势，后果不堪设想，对第三世界也将产生不利影响。更多的国家领导人向我表示，在即将召开的各国议会联盟会议上，如果讨论中国问题，他们的代表团将反对通过干涉中国的议案。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元首、第一位政府首脑、第一位外长都是来自非洲。他们表示，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就是要向全世界表明，非洲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即便是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过去中国帮助了他们，因此，在中国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们会不遗余力地表达对中国的声援。
这一切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取消、推迟或中止高级互访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形势也日益严峻起来。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利用东欧剧变加紧向非洲国家施加压力，并以“援助”相要挟，企图在非洲全盘推行其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从而激化了非洲国家的各种矛盾，使各国政局更加动荡。在经济上，世界经济衰退，原料和农产品价格下降，加上流向非洲的资金减少，使大部分非洲国家负债累累，经济更为困难。这时，部分以前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因苏联收缩对非洲战略而产生失落感。部分亲西方的国家，也因美国对其推行“美式民主” 而对西方感到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将目光转向中国。他们看到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力图借助中国的力量，捍卫本国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这使得中国发展与非洲各国的关系有了新的意义和内涵。
江泽民总书记十分重视对非洲的工作，曾多次号召领导人多到非洲去，并以身作则，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亲自率团先后访问了北非、东非、西非、南部非洲等十多个国家。
1990年下半年，我再次出访非洲，访问了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三国。
1991年元旦过后，我又出访非洲。这一趟我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四国。
1992年1月，我又做了同样的安排，访问了马里、几内亚、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加纳、纳米比亚六国，并过境南非。
从此，几乎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年年初的首次出访，我都是去非洲访问。我算了一下，从我担任外长起，总共出访非洲12次，除了少数几个非建交国，我几乎走遍了非洲，其中有些国家不只去过一次，结识了非洲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
在对非洲各国的访问中，我明显感到，非洲国家对西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附带政治条件非常不满。
1992年，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曾对我说，非洲两年来的“民主化”浪潮是一种狂热。贫穷和自由互不相容，饥饿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喀麦隆比亚总统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他1987年访华的情景，说中国的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还告诉我，喀麦隆近年也开始了民主进程，一个1200万人口的国家出现了70多个政党，又加上外来干涉，影响了国内的稳定。他说，喀麦隆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但有人利用这类崇高理想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在非洲领导人中也属老资格了，执政已有36年。30多年来，政敌反对他，西方国家也不喜欢他。他多次遇险，却大难不死。20世纪90年代，他在非洲多党制的风潮中亦未落马。1995年我去多哥访问时，埃亚德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两万多人的游行，表示欢迎。谈到人权时，他气愤地说，西方国家在殖民化时期从不讲人权，在掠夺非洲资源的时候也不讲人权，现在他们大谈人权，真是不知羞耻。
非洲共有53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世界和平离不开非洲的稳定，世界经济的繁荣也不能以牺牲非洲经济发展为代价。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断为非洲说话。中国完全尊重非洲国家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国内团结、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进行的努力，支持非洲国家要求减免债务，维护经济利益以及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等一系列合理主张。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中国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非洲人连任。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对非洲的支持。
第八章 非洲情结与南非接触
南非是非洲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与中国建交最晚的非洲国家。
随着国际形势和南非国内情况的变化，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开始着手改善对华关系。1989年4月，南非政府“非正式”委托南非中华总公会主席梁兆礼先生，向中方传递愿意发展双边关系、最终实现建交的口信。5月，中方通过梁先生转达口信，对南非政府的态度表示了赞赏，并希望南非方面能顺应历史潮流，采取开明政策。至于开展双边交往，中方表示，愿在条件成熟时予以认真考虑。
到了1990年，南非政府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方传递希望建立关系的信息，并感谢中国在发展两国关系和支持南非国内问题政治解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表示，可以在外交上进行默契配合。显然，南非迫切希望同中国建立正常的直接关系。当然，我们也愿意同南非建立正常关系。不过，这里有关键的两点：一是南非必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二是南非必须同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
1991年，南非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种族隔离制度的三大支柱性法律《集团居民法》、《土地法》、《人口登记法》行将废除。这标志着这种违反人权、不得人心的种族隔离制度将很快成为历史。南非各主要政治力量均有寻求妥协的政治意愿。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这时，非洲国家对南非的态度出现了较大松动，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也开始大幅放松。
我国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两大障碍之一即将消除，但另一障碍——台湾问题依然存在。
这一年10月，南非外长博塔秘密来华，随行的还有南非外交部副总司长伊文斯、南非驻香港总领事布富雅等。我在首都机场的一间休息室同他会面。会面后他就当即乘飞机离开。
博塔在1977年45岁时就出任外交部长，被认为是南非国民党内主张“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自由派的“精神领袖”。他曾发表言论说，如白人种族集团的权利和安全得到保障，新的宪法结构中，可以有黑人总统，因此曾受到过党内保守人士的训斥。
会见时，博塔首先向我解释说，南非白人的主体是荷兰人，他们很早就到非洲了，应该说也是非洲人。正如英国人到了北美，被称为美国人一样。18世纪末，英国人进入南非，战胜了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南非随即成了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地。因此，谈南非白人，不能笼而统之，英国人是侵略者，荷兰人是抵抗外来侵略的。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南非问题政治解决的进展情况以及南非政府的有关政策。
我表示，你介绍的南非历史，根本没有把黑人看成是当地居民的主体。南非白人政权奉行种族隔离制度本身是不人道的。中方希望南非政治解决进程能够继续下去。
谈到双边关系时，我对他说，南非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