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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城市街区， A 房子的业主想要去拜访住在 D 处的朋友，如上图左。他可以抄近路，穿过 B 和 C 房子的后院。如果他不得穿越这两处产业，他走路的距离就要增加，但增幅并不大，因为公共道路就在附近。在这种情况下，隐私的价值高于抄近路的价值。
现在再假设上述房子位于湖边，如上图右。倘若住在 A 的人想拜访住在 D 的朋友，要是准予她穿越 B 房和 C 房旁的道路，就不用走太长路。可要是只能使用会共道路，她必须穿越一两里陡峭的山路，再朝北开一两里，最后再通过另一段陡峭的山路。在很多情况下，这么长时间玻沙的成本，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暂缓执行水滨产业的侵权法。
但这么解释还不够完整，因为有些时候，即便岸边就有公路可走，侵权法也不适用于水滨产业；而在内陆地区，即便要绕更远的路，侵权法也会铁面无私地保护私有产业。侵权法不适用于水滨产业，似乎根植于这样的事实：自古以来，水城抚是公共财产，向所有人开放。没有相应的准入权，这种开放就毫无意义。从前以捕鱼为业的人很多，准入权在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在缅因州这类捕鱼业兴旺的地方，倘若新来者限制他人使用自家海滩，会激起地方上不小的争议。
为什么住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土生美洲人对土地私有权做了详细的定义，并产格坚持；而住在大草原地区的土生美洲人却从没这么做过呢？
对住在大草原地区的土生美洲人来说，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是居住在该地区的大群野牛。因为野牛一般是成群结队，在方圆数百里地内徜徉，坚持野牛放牧区的私有权，必须把大草原分割开来，修筑上千里昂贵的篱笆。一群野牛的数量比猎人每年打死的动物要多得多，所以，坚持私有权的收益抵不上所花的成本。
反之，住在西北地区的土生美洲人，谋生的主要方式是诱捕小动物，取其皮毛，食其血肉。这类动物一般不会在大范围内游荡，而是一辈子都住在一小块土地内。界定家庭对土地的私有权，等于是允许其享有这块土地上的动物捕猎权。所以，成本效益原则为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土生美洲人对待产权的不同态度，做了一个极为扼要的解释。
有人非法占有一块土地至少 10 年以上，为什么法律却承认此人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派拉娜 · 李）
在纽约州，长时间持续占有同一处产业的人，即有资格要求获得该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哪怕最初是其他人花钱买的这块地。为什么法律会以这种方式奖励侵权者呢？
此类法律称之为‘”占屋者权利” （ squatters right ） ，或“时效占有法”。它们符合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 ― 贵重的房产闲置，不符合整个社区的利益。有时候，拥有贵重房产的业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也没有继承人。还有人长期忽视自己的产业。法律以承认占及者权利的方式，鼓励业主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产业，要不就把它卖掉。由于等候时限很长，“时效占有法”并未给合法业主的利益带来什么威胁。毕竟，长期没人照料的产业，对法定所有人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强制执行产权的艰巨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某种方式管理资源比其他方式更有效。 为什么鲸鱼濒临灭绝，鸡却没有繁衍之忧？
几乎每年环保主义者都会上街游行，谴责国际捕鱼业对许多大型海洋哺乳生物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可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上街杭议，号召大家拯救小鸡。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来说，鸡从来没当过濒危物种。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物种濒临灭绝，有的却没有？
鲸鱼的数量锐减，是因为没人拥有鲸鱼。它们在公海里巡游，而好几个国家拒绝遵守保护鲸鱼的国际条约。
日本和挪威捕鲸人绝对理解自己目前的做法会威胁到鲸鱼的生存，进而损害自身的生计。可每个捕鲸人也都知道，自己捕不着的鲸鱼，最终会被别的人捕获。因此，捕鲸人无法从自我限制中获益。
反过来看，世界上大多数的鸡都是有主人的。如果你今天杀掉了自己的一只鸡，明天你就会少了一只鸡。如果养鸡是你的谋生手段，那么，你必然有着强烈的动机，要使送去市场卖的鸡和新养的鸡在数量上保持平衡。
鸡和鲸鱼都有经济价值。人们时鸡能享有可靠的所有权，但对鲸鱼却不能。这一事实解释了前者繁衍不息、后者濒于灭绝的原因。
为什么地中海地区的污染问题比大盐溯地区产重得多？
不少与地中海接壤的国家都会往里面倾倒未处理的污水和许多其他污染物。与之相比，大盐湖却基本上没受到污染。如何解释这一差异呢？
有人可能会说，大盐湖更干净，是因为居住在该地区的摩门教文化，比地中海诸国的传统文化更尊重自然。或许如此，但从经济上来看，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大盐湖地处单一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犹他州），而地中海附近却围着二十多个主权国家。知果犹他州规定禁止往大盐湖内排放污水，该州居民固然要承受管理的成本，但同样也能享受此举带来的所有好处。反之，倘若地中海附近单独一个国家制定同样的禁排法律，其国民则要承担此举的所有成本，却只能享受到很小一部分收益，大多数好处都被其他国家的居民分走了。这种付出与所得上的悬殊差异，使得每一个地中海国家都宁愿坐等其他国家首先采取环保措施，可在大盐湖地区，却不存在此问题。
为什么苏联的解体使得里海鱼子酱产全锐减？（托马斯 · 格雷特）
对全世界的美食家来说，再也没有比里海鱼子酱更美味的东西了。其中最罕见也最珍贵的鱼子酱，来自西伯利亚鲟鱼。这种鱼有 30 英尺长， 1 800 多磅重，最长可活 100 多年。一直以来，西伯利亚鲟鱼子酱都很贵重，但要买的话也还算容易。可自从 1989 年前苏联解体之后，鱼子酱供应量锐减，价格飙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与里海接壤的是伊朗和 4 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 1989 年之前，伊朗和苏联的中央政府，紧紧地控制着里海的商业活动。它们立法禁止捕捞较小的鲟鱼，避免“会用品悲剧”的发生。苏联解体后，各国政俯无力再维持严格的控制，捕鱼人意识到，过去的做法在经济上行不通了。他们不捕捞鲟鱼，自有其他人去捕。
为了限制里海的污染和过度捕捞问题，俄罗斯和伊期再次展开了合作。然而，要想买到鲟鱼鱼子酱，买家们恐怕还得继续支付 l 盎司 160 美元的高价。
法律不仅会影响人们处置产业的方式，还会影响到社会机构的发展。它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私人所有的营利性公司，而另一些机构却是公众资助的非营利性组织。
为什么没有一流的营利性大学？（艾舍 · 杰恩）
在全美上百所一流大学当中，没有一所是营利性机构。其他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也都是非营利性的。例外的只有专门从事职业教育的营利性学院（如非尼克斯大学），但上这种学校，学员必须放弃获得精英学术地位的打算。为什么一流的教育机构毫无例外都是非营利性的呢？ 美国的一流大学，学费收入一般只能占到每年支出的1/3，甚至更低；不足的部分主要来自捐赠 ——当前校友们的现金捐赠，以及从前和当前校友们赞助款项的利息收入。假设学校采取营利性组织形式，愿意捐赠的校友肯定不多，所以，非营利大学占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但即便不考虑捐赠问题，非营利性机构仍占有优势。让我们假设，教育的质量随大学花在每名学生身上的钱数而提高。假设有两所大学，一所是非营利性的，另一所是营利性的。一开始，它们都没有经济捐助。倘若营利性大学收取 2 万美元的学费，同时在每名学生身上花掉 2 万美元，则其利润为零——只够维持运转。非营利大学收取 1 。 8 万美元的学费，花在每名学生身上 2 万美元，这样一来，它要向每名学生借 2000美元，并靠着将来的校友赠款来偿还。 既然两所大学的教育质量相同（以学校在每名学生身上的花费来衡量），那么学生现在付 2 万美元学费就读营利性大学，或是现在支付 1 。 8 万美元学费，以后再加上 2000美元的捐赠款，就读非营利大学，其效果是一样的。再假设学生的边际所得税率是 50 ％。捐赠的款项可免税，所以他可以向非营利大学捐赠 4000美元，并不比向营利性大学支付 2000美元的额外学费亏多少。
一旦捐赠滚动起来，非营利大学每收取 1 。 8 万美元的学费，即可花掉 2 。 2 万美元。而营利性大学还是只能收 2 万美元学费，最多花 2 万美元。
大体上，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比营利性机构更有优势，原因在于，它们的一部分收入来自可抵扣税款的赠款。所以，非营利机构能在每名学生身上花更多钱，而营利机构却只能以零利润来维持经营。
为什么我们能租到影碟，却租不到书呢？（阿普·厄恩）
要是人们想看 DVD ，一般会到商业租货公司租一张，像百视达（ Blockbuster ）这种出租连销店，或是 Netflix 这类网络租货店。而商业租书店，虽然有些地方、有些时期也曾存在过，但相对来说仍然比较罕见。大多数人要么从书店买书，要么就从公立图书馆免费借书。为什么我们不租书呢？
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有义务把税务收入用于扶持公立图书馆。成本效益原则告诉我们，阅读或其他任何活动的社会能效水平，其边际成本等于私人和社会边际效益的总和。经济学家指出，阅读除了能使个人受益，还能给社会中的其他人带来好处。比方说，整个社会的眼界越开阔，越能使社会中的每个人受益。可在判断是否阅读一本书的时候，个别消费者主要看重的是它能否给自己带来好处，而忽视了它可能给别人带来的好处。这样一来，人们阅读的书籍数量，就会少于成本效益原则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所得出的答案。那么，娇正办法自然是让阅读的成本下降，增加其吸引力——也就是提高公立图书馆的吸引力。
当然，对于某些电影，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观点。例如，有人主张，类似 《 难以忽视的真相 》 （ An Lncovenient）这种电影，提高了公民的环保意识，最终能推动社会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通过更为明智的会共政策。但不管怎么说，大部分人都同意，以教育民众为使命的电影，无论如何比书籍少得多，因此所得的公共扶持也相应较少。
租书店比 DVD 租凭店要少得多，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电影一般两个小时就能看完，而读一本书则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由于书籍的流通时间较长，租书店索取的必要租书费要比 DVD 租凭店的租碟费高上几倍，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和前面提到的婚纱一例情况相同，因为租金太高，租书不如买书划算。
诚如前一章所述，为个人有限利益服务的行为，往往会伤害到个人所属的群体利益。倘若动物碰到这种情况，那一般是无药可救的。尽管全体公麋鹿有很充分的理由达成协议，呼吁每只公麋鹿的犄角尺寸减半，但它们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来执行这一协议。
当然，人类的情况有所不同。倘若对个人有利的行为会对群体造成伤害，我们会尽量调和其间的矛盾。我们在前一章中看到过，尽管冰球选手宁愿不戴头盔滑冰，但他们却毫无例外地授权球队执行比赛必须戴头盔的规则。以下的例子讲述的是法律和规章如何帮助解决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为什么员工一方面给支持工作场所安全管制的政治家投票，另一方面却总足宁愿选择工资较高、危险性也较高的工作？
传统的解释是，员工需要规章来保护，以免受掌握市场力量的雇主的剥削。然而与安全管制联系最紧密的，总是那些竟争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一种安全机制是否能通过成本效益原则的检验，要看员工们是否愿意支付其成本。倘若一个竟争性市场不存在能通过这一检验的机制，那天上就会掉馅饼了。比方说，假设一种安全机制，一个星期的成本是 50 美元，而员工们愿意每个星期牺牲 100 美元的工资，来换取上述机制提供的额外安全性。倘若雇主未能提供此种机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