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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兼收并蓄；（Itisvastlyhospitabletonewwordsandfreshcultures。）英文既典雅又入世，一丝不苟之余终归难禁荡漾的春心。（“Itisasearthlyasitiselegant；asrandyasitisfastidious。”）他还说：英国和美国的作家笔下文字有现成的六亿读者等着看，这是运气。GodfreySmith似乎有点得意忘形了。讲读者人数多，中文肯定胜过英文，两岸三地加上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华侨，识字爱看中文书的人当超过六亿。除非碰到北大旧学名家黄侃，那就什么书都不必写不必读了：他说“八部书外皆狗屁”！
不皱眉头的哲学家
刘绍铭的《轻薄文学》一文引诗人痖弦检讨近十年台湾受欢迎的文类和坊间畅销书籍特色的总结：
● 短短的篇章
● 甜甜的语言
● 淡淡的哀愁
● 浅浅的哲学
刘绍铭认为这样的“轻文学”又轻又薄又短又小，以斤两计，是名副其实的“轻薄文学”，特色是“轻轻的哲理像海中的枯木”；“淡淡的智慧像小河淌水”；“少少的短句像火炼金丹”；“薄薄的卷册像迷你宠物”。
短文章向来比长文章难写，那是因为文章不可言之无物；又要短又要有物，当然格外费神。我心目中上佳的短文并不是“人生小语”、“一页一小品”、“十句话”或者“八百字小语”之类的励志哲理小品。这种玩意儿不难搞；破碎的小智慧人人都有，一百句里面难得碰上一两句真知灼见，大半是肉麻兮兮的风花雪月。我想看的是短文章里的“事”、“识”、“情”。“事”是“实例”、“故事”；“识”是“观点”、“看法”；“情”是文笔的“情趣”、“风采”。语言太甜则失真、虚假。沉郁的悲情比淡淡的哀愁耐人寻味；哀愁而淡淡不如火辣的愤怒。哲学写得浅浅的很难算是哲理；浅浅的文笔露出发人深思的哲理才好。哲学家LudwigWittgenstein给NormanMalcolm的信上说：“乖乖的，想些得体、聪明的念头。别老是逻辑、哲学什么的。”（“Begood！&thinkdecent&intelligentthoughts。Andnotjustaboutlogic&philosophy；etc。”）维根斯坦喜欢看侦探小说，说那是思想的维他命和卡路里。这样的大思想家并不整天向高深的哲学打主意，反而注重生活上的情趣，从“趣”里去求“理”。作家一旦苦苦想在笔下把自己装扮成皱眉头的哲学家，八九是无足观了。
刘绍铭在文末说：“我近年写中文稿件，尽量避免‘诉诸西方权威’。但有时为了相对论事，偶一为之。”这是悟道之言。文章不能无“事”，于是要“相对论事”，否则文章就空疏了。“诉诸权威”则不仅不必找西方权威，东方权威也不必。说“找”，是刻意去寻觅权威的学说，这会杀死自己文章的“趣”。要找的是权威学说之外的生活以及生活里的文化。维根斯坦的书信都比他的《逻辑形式琐语》（SomeRemarksonLogicalForm）好看：短短的，甜甜的，淡淡的，浅浅的，不是“人生小语”，是有实学的维根斯坦。
在中国情怀下亲一亲脸
教育署课程发展处总监梁一鸣出席中文科课程研讨会说，小一至中五九八年推出的普通话课程会成为核心课程，到公元两千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变成独立科目。他认为语文是交际、交流的工具，但同时也有其思想和文化内容，因此语文同时可以兼顾品德培养和文化认同。梁一鸣因此希望学生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能同时认识祖国的文化；相关科目委员会将来会决定课程内容要不要介绍内地民生和各地区的文化特色。《大公报》报道这则消息的标题说，普通话成为核心课程“有助提高对中国文化认识及品德培养”。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为《明报月刊》组织了一个“中国情怀”的专页，请了好几位文人学者写文章。余英时先生当时就写了一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文章谈他的中国情怀。这篇文章后来收在余先生的《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一书中作为附录。余先生在自序中说，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这四个字之所以成为书名的一部分，是因为全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如果不是他的“中国情怀”在作祟，就不会写出这部书了。余先生说：“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
课程发展处设计普通话新课程希望学生可以从中认识祖国的文化，用意当然也在于唤起学生的“中国情怀”。梁一鸣说得对，语文有其思想和文化内容，因此语文同时可以兼顾品德培养和文化认同。这里的语文是指语言文字，包括用方言发音的语言和用方言写出的文字。香港既有的中、小学中文课程，当然也已经照顾到这个层面而且也发挥了这个层面上的功能，不必等到九八年普通话新课程推出才会提高香港学生的中国文化认识和品德。易言之，不是学会了普通话才有中国情怀，也不是学会了普通话才能培养出品德。
我常常提醒自己要从文化的层次去探讨语文的问题，不要过分拘泥于语法的欧化或者方言化，除非“欧化”到不通或者“方言”到难懂。“我中国一次也没去过”当然错了；“如果你不介意，可不可以告诉我你那本书是在哪里买的？”这当然是外国话的结构，但绝对是可以接受的中文。现代中国男女在皇后大道上碰面互相搂抱一下亲一亲脸，也绝对是可以接受的举止。道理一样。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3节 黄色藏书资本家
十几年前，偶在坊间购得大藏书家叶德辉斗方大小的遗墨，录了几首诗，开头绝句是：“佣书卖字总酸寒，太息沿门托钵难；散尽千金仍作客，更无书札到长安……”收尾处是“奉题江郑堂先生募梓图即呈建霞先生郢政甲午小除夕长沙叶德辉”。通篇楷书，有板有眼，甚是工整；诗句的注文以两行更小的字录出，也见典雅。我早年读叶氏的名著《藏书十约》和《书林清话》，非常喜欢。那时我正在伦敦醉心搜罗西方关于藏书的书（booksaboutbooks），连带留意了中国历代藏书家的轶事，看到叶德辉谈购置、谈装潢、谈抄补、谈题跋、谈收藏，难免格外动心。
叶氏藏书二十多万卷，学问甚大，财力极厚，怪癖好色，满口脏话，人称文化流氓。前夜读马克锋写他的生平，更觉离奇。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名气大的王湘绮、齐白石都在本行里独立门户。叶德辉家里做茶叶生意致富，中了进士之后嫌京官薪水少，请假回家享名利之福。他一生为富不仁，全省粮荒之时，家中积米万余担都不肯减价出售，一心勾结地主奸商谋取暴利，终致丢了功名，为千夫所指。叶德辉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巨大变革，竟坚持顽固到底，跟梁启超者流不共戴天，竭力反对民主以维护既得利益，说什么“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曾得蒋介石垂青，继续周旋在官、绅、商的复杂圈子之中，欺压工农群众，到了一九二七年湖南各界掀起的反蒋示威中，公审大会把叶德辉押赴刑场枪决。那年他六十三岁。
叶德辉一生沉溺声色，妻妾成群还不够，长年带领门生嫖娼，又好男色，光绪末年看上湘剧小生言道南，小生不甘受辱，用镪水自杀以示抗议。叶德辉藏书之外还藏春宫画，又汇编刊印中国古代房中术名著。他的老师王湘绮说他“躁妄殊甚，湘潭派无此村野童生派”。
听说叶德辉清癯近视，脸上长满了麻子，只凭其家财霸尽天下好书和艳妇。他的买书诗说：“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够”，惹得多少仇者眼红。恃财侮辱女性的淫棍意识古今中外都有，ModernManners里说平治38SL折篷轿车足以撩起欲火云云即是。（“Thereareanumberofmechanicaldeviceswhichincreasesexualarousal；particularlyinwomen。ChiefamongtheseistheMercedesBenz38SLconvertible。”）这么一位学问好、词章好的藏书家人品竟那么低俗，真可惜。
啖几颗西园挂绿
报上说，广东又到了七月荔枝季节，不少果园商人趁机图利，两颗“外销挂绿”标价八十元。挂绿产于增城，是荔枝中之极品，母树只剩一株，即“西园挂绿”，有四百年历史，一度是清朝康熙皇帝的贡品。这株树目前是国家保护的古树名木，四周围了围墙，六七月蝉鸣荔熟时节聘请六名园丁分五班二十四小时轮流看守，还要园内专家天天点算国宝树上荔枝，每一班园丁都要汇报掉了几颗在地上。“西园挂绿”这个名字诗意盎然，当年虽是朝廷贡品，现在当已经不堪乱摘了。这株名木乍看与寻常老树无异，否则文革期间可能早就毁了。
人非树木，难成国宝；十年浩劫，不知多少“人中挂绿”连根都给整烂了，遑言其他。目前《大公报》的“大公园”版有李辉《逛旧书摊》一文，说到文革期间“知识被贬，教授、学者被惩罚去打扫厕所，哪怕像冰心、俞平伯这样一些已逾古稀之年的文人，也只能被迫在水稻田里弯腰插秧，或者饲养小鸡”。陈寅恪先生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西园挂绿”了，他不但精治文史之学，而且常怀遗少之情，难怪红卫兵要罚他跪，要他背毛语录，背不上来就打他。
最近国内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深受知识界注意，“陈寅恪”三字走红，连商务印书馆也摆出了一九七八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的《谈陈寅恪》。这本小书收了当代十几位文人学者回忆陈先生的文章；他们都是陈先生的朋友门生，笔下感情真挚，谈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陈先生，文字清淡而隽永，教人心暖鼻酸。有一篇文章说，陈先生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参考书。陈先生很吃力的抱那包书进教室，绝不假手助教帮他；下课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陈先生常把资料抄满整个黑板，擦掉再抄；学生担心粉笔灰有碍陈先生的健康，于是一看到他快写满就自动上前替他擦黑板。陈寅恪身体孱弱，却从来不请假，讲课内容每次不同，创见（discovery）极多，全非复本（reproduction）。另一篇文章还说，陈先生律己严而给学生分数宽，每以高分给同学。这当是为了鼓励后进了。HennyYoungman开玩笑说，真想走进古董铺去问一声：“有新货吗？”（“Walkintoanantiqueshopandsay；Whatsnew？”）陈寅恪这爿古董铺年年有新货，像“西园挂绿”那样稀世。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64节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港府公务员事务司林焕光为梁铭彦突然退休一事答记者问。他说记者习惯了兜三十个圈来来去去问同样的问题，他也学会了用二十种不同的方法答同样的问题，他说他是“勇战多方”了。林焕光照片中一脸稚气，孟浪得很。他的答问中有两段话颇有意思。记者说社会上议论纷纷，能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公开梁氏退休的原因？林焕光说：“公众知情权一定要建立在公众利益之上；梁先生是公务员，有权选择退休，公务员并没有签生死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公务员有权选择这样做。”林焕光想摆出事实：那姓梁的有权不干，他不想干谁都没他办法！妙的是他用了天下雨、娘嫁人这样乡土的概念。这在港府官员政治文化中是比较罕见的婉语（euphemism），是很“中国”的意念。林焕光反驳记者所谓公众关心就是公众利益的时候说：“公众关心并不等于公共利益。我也关心很多事情，关心林青霞嫁给谁，关心为什么上海有人说香港小姐李珊珊长得丑。这并不等于我要李珊珊告诉我为什么明明长得漂亮人家还说她丑。”梁铭彦是公仆，他个人和香港政府的行为都要向香港社会负责，林青霞、李珊珊要嫁人就嫁人，香港人管不着。林焕光说得虽然生动，到底是强辩，再这样兜下去恐怕会出事。
JessicaMitford谈接受访问的经验，说是最倒霉是碰到记者来电话问一些民意调查式的问题：甘乃迪遇刺的时候你在哪里？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的一刻你在做什么？你今年读过的书哪一本最好？有一次，一位记者打电话问她丈夫RobertTreuhaft说：“你心目中的地狱到底是怎么样？”（“Whatsyourideaofhell？”）她丈夫毫不客气说：“接受你访问。”（“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