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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梦月如灯”
书法与写兰得双绝之誉的白蕉生前说：“学书始欲像，终欲不像；始欲无我，终欲有我。”那是说，练字先要临帖临得一模一样，练到熟了要脱胎换骨，不像原帖；易言之，起初没有自己的字体，最后则要有自己的笔法气势。我总觉得写作也是这样：刚开头都先熟读名家作品，下笔不忘模仿，到后来自辟途径，求得自己的风格神韵。练好基本功是重要的。白蕉写字画兰齐白石、徐悲鸿都赞叹，功力确是了得。今年是白蕉诞生九十周年，上海高锌写《羲之而后此奇才》谈到白蕉作品中的小札便札，附了一封他写给南社名宿姚鹓雏的短简，字字俊雅，布局典丽，看来看去都不厌。高锌谈到白蕉的诗也好，录了几首三十年代旧作，其中一句“忆向美人坠别泪，江山如梦月如灯”，真是情景交会，韵致盎然。
白蕉这样的人和他笔下的这些东西，今天时髦之士只会视之为老古董，早就忘了偷闲亲近一下此等“玩物”，正是供养胸中“文气”的妙方。我好几年前在坊间偶然买到白蕉的手卷，都是字，而且是顺手挥洒的行草。先录了毛泽东的长征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然后是朱德的五言绝诗，比长征词写得更草。最后是一九五二年三月的一段“偶记”：“往年在京，老友李时霖告某小胡同有一中药肆售日制笔，因偕往寻，果见用以写流水账者两三管。问之云，尚有存者，其名曰玉歌、曰明畅、曰八千代，实彼邦小学生习字所用。其制粗劣，锋不齐，初试即开花，惟具弹性，不知何豪？我亦无笔可使，寄兴尚赖此子云。”卷末钤朱文“白蕉小品”一印。
白蕉的字实在写得秀逸有姿，有两三分沈尹默的笔意，却多了几缕柔情。沈先生的故居在上海虹口区海伦路上，是一幢老式三层楼房，有沙孟海所题“沈尹默故居”五字，门庭上方是赵朴初写的“沈尹默先生故居”横匾。沈先生说“从古诗人爱秋色”，他也喜欢秋天，他的年轻诗作取名《秋明集》，书斋叫“秋明室”，也用过“石田小筑”、“匏瓜庵”等斋名。沈尹默的际遇大概比白蕉要好得多。他八十四岁才谢世，当了北大教授多年，晚年在上海鬻书自给，近视近两千多度，对面不能见人，却能写朱丝精楷，随便写什么都为世所重。白蕉只活到六十二岁，他的字和画都没有沈尹默名气大。我有沈先生写的成扇，另一面是叶恭绰画竹。
太假的假洋鬼子
庄因在《中国时报》上写他的美国学生唐君到南京求学一年的所见所闻，说到中国到处是人，十足洋泾浜英文所说的peoplemountainpeoplesea（人山人海），抢吃的丐帮也多。他还说到一般老百姓“漠不关心”人家死活的情景，有一位青年站在六层高的楼顶想跳楼自杀，满街的人只顾围在一起仰头观看，没人劝阻；青年决定不跳了，街上有个人居然说：“真泄气，虚惊一场。”唐君是念国际政治的，在南京大学没多少朋友，同学都认为他不是学经济的，不学商，不学国际贸易，不学工程科学，不学法律，不学医，不学外语外交，以后不会有太好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他们喜欢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当然是有钱有权有希望的那种了。”
学外语外交也比学国际政治有希望。这也许是大陆上相当普遍的心态了。《中国可以说不》里说，有一位在北京高校教书的王先生最喜欢跟外国人打交道，有个英国朋友叫马克。王先生常常大声嚷嚷：“马克这小子昨天夜里三点打电话把我吵醒了，一问，他在哥本哈根喝多了酒，说要劫持架飞机过来看我。哈哈哈哈哈。”王先生有一天说：“瞧见身上这件Ｔ恤吧，是马克寄过来的，这个图案是牛津大学的标志。”《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还说，他有一次到北京一家×国汽车公司北京代表处谈生意，一个三十岁不到的中国雇员用英语跟他交谈，说是“在公司内部必须用英语，这是老板的要求——而且我们也习惯了。”作者要求他用国语交谈，他答应了。可是整个过程不断插入英语词汇：“请递给我一张paper。”他对他的一位下属说。
从句子中挑paper这个字用英文讲，几乎马上可以猜到这个小伙子英文好不到哪里去，讲话穿插英文完全是为了显耀。英文稍好的人要说“文件”、“论文”才会用paper。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讲话穿插几个英文词汇不稀奇，问题只是“插”得有没有道理，“插”得自然不自然，甚至“插”得通不通。“我没这个mood”；“这个人穿衣服的taste好差”；“从management的角度看，这样的arrangement是合理的”；这些都是比较顺耳顺眼的穿插法。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跟新加坡一样，这两个地方的中国人英文渊源深厚，耳濡目染，说话插些英文词汇，人家一听就听出英文学得很自然活泼。这种道行是骗不了人的；都是假洋鬼子，有的假得真，有的假得太假。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说，法国人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荣，他们捍卫法语的决心和自觉性很教人感动。我不熟悉法国，不可能感动。庄因的文章收尾想起当年在南京唱过的《初恋女》，引了几句出来，我倒真的感动了，因为我们在台南念书的时候也唱过：“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重数，你呀你在何处？……”
文字是肉做的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小品，题为《文章似酒》，说到那年春节后收到刘大任从纽约寄给我的《秋阳似酒》，喜悦之情盈然注满心头。
我说：“我非常喜欢刘大任这批袖珍小说，一年前他寄第一篇《鹤顶红》给我发表的时候，我一读再读，觉得小说写到这样简洁这样深远，真可以当诗下酒了，难怪杨牧点出‘当年刘大任的诗句勾划着小说的情节，如今他的小说为我们兑现了诗的承诺’。大任说他平生不太能忍受官僚巨贾的肥胖肚子和女人的虎背熊腰以及半生不熟的‘划时代’文体和自以为是的滔滔雄辩，下笔于是不惜削、删、减、缩；真是妙喻。”
十多天前在台北报上看到刘大任为他的《刘大任作品集》写的自序，题目叫做《艰难苦恨繁霜鬓》。大任只年过半百，不到花甲，作品集并非全集，“表示犹有待焉”。这篇自序不长，却掩盖不住他胸中的孤愤和企盼：“我们这一代，‘救国’、‘救世’不是目的，只是抵抗寂寞的手段。”他说他在第一本书《红土印象》里写过一句愤怒青年的表白：“这样一个缺乏师友的时代，谁来唤醒你？”步入中年的大任其实并未释然。他受过鲁迅、屠格涅夫、海明威、谷崎润一郎乃至巴金、贝多芬、布拉姆斯的启发，还有父亲的鞭策、老师的开导、同学的影响；最动人的是“诗人秀陶给我打开一面窗子，让我明白体验了美的感动”，“同老友郭松棻的多年交谈里，我感受到文学的庄严”。“然而，总的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素养，是不及格的”，他说。
做了几十年的文字工作，我觉得非常疲倦。我没有像刘大任那样想过“师友当中，有几个人曾给过我关键时刻的帮助”；我只依稀看到“文学的庄严”在残红的晚霞中浮现出斑斑的余辉；四野未黑，远处竟已传来风声狼嗥。可是我完全理解大任心中的不甘。他读杜诗以消永昼，读到“艰难苦恨繁霜鬓”一句，不觉哑然。他说：“千年不坏的句子，在眼花缭乱的现代文明世界里，依然有它的地位。所谓‘文字消失、文学灭亡’的种种危言（微词？），看‘耸听’的成分多过‘大义’。”他说如果还有一点成绩，该是因为他记得他母亲常爱说的一句话：“人心是肉做的。”文字该也是肉做的。现代文明世界渐渐淡忘文字的这一层功能，总是想把文字凝固成钢铁、成塑胶，镶进冷冰冰的软件硬件之中。
第三辑 这不是序第71节 没有故事的字
缪素筠是慈禧太后书画的代笔人。慈禧文化程度不算高，垂帘后留意文字，怡情翰墨，喜欢写大寿字和一笔龙字，分赐大臣。她画的花卉都由缪素筠先钩粉本，以便照描，有的时候甚至就命缪素筠代笔。素筠名嘉惠，昆明人，宫里都呼为缪姑太太。最近做古董生意的朋友得到一把犀牛角扇骨成扇，一片片犀牛角削得像纸一样薄，上头雕了蝇头小楷工笔字，缀以花卉白描，字和画都烫了金，精致得不得了。上款贺慈禧生辰，下款正是这位能书能画的缪嘉惠。这件艺术品完全继承了乾隆时期的精绝技艺，当是清宫里流出来的文玩。
记得有本书叫《国宝沉浮录》，纪录我国历代书画精品流失收复的情况。最近翻阅《溥杰自传》，有一段说到英国人庄士敦当上溥仪的老师之后，溥仪受他影响，思想变化很大，学会了穿西装、剪辫子、戴手表、养狼狗、说英语，还想到牛津大学去读书。当时溥仪跟溥杰都厌倦了紫禁城的刻板生活，一心想出国。“到外国去读书是要花钱的，没有钱怎么办？”于是，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溥杰开始偷宫里的东西。他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名义上是皇上赏给他的。字画古籍，奇珍稀品，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欧阳询、米芾、赵孟的真迹都拿回家里去。这些文物交给他父亲，由他父亲交给七叔载涛带到天津英租界新置的房子里去，后来在天津卖掉几十件，大部分又带去伪满。溥杰说，他前后偷了一年多，一共拿到书画精品四百多件，里面有手卷两百多件、卷轴和册页两百多件。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查点毓庆宫财产，发现了“溥杰赐品目录”，说赏给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溥杰说，“这是一点不假的”，还说他有些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文物的活动养成的”。
溥杰这本《自传》由叶祖孚执笔，文章“白”得像在听溥杰闲谈往事，很难得。溥杰以书法出名，可惜我至今还不会欣赏他的字好在哪里。叔本华说要视艺术品为王孙贵胄，等他先跟你说话（“Treataworkofartlikeaprince。Letitspeaktoyoufirst”），可是我从来听不到溥杰的字跟我说话。缪素筠的书法反而意态万千，娓娓细诉馆阁里浮华而寂寥的岁月。字像文章，总要说得出动听的故事才是上乘。
密密缝，早早归
谷林在《书边杂写》里谈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说孟郊《游子吟》中那句“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施先生的讲解平淡朴质，可是深蕴情味。施先生说，这两句诗“从来没有注解。但如果不知道这里隐藏着一种民间风俗，就不能解释得正确。家里有人出远门，母亲或妻子为出门人做衣服，必须做得针脚细密。要不然，出门人的归期就会延迟。在吴越乡间，老辈人还知道这种习俗。”
我读过施先生很多散文，却没有读过这本《唐诗百话》。施先生当了四十年的语言文学教师，又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青年时代就跟鲁迅开过一场小小的论战，黄永玉先生说他“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施先生今年该过了九十岁了。我读他的散文，惊叹他的文字干净之余，也觉得他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长者。针脚缝得细密为的是拉近出门人的归期，这是非常温馨的心愿，不管灵不灵都是美的画面。施先生不说“迷信”，说“习俗”，正是文学作品解构人必须抱持的体贴心意。
我一向迷信传统习俗，迷信鬼神；我相信中国读书人不可没有《聊斋》情结，否则文章会少好多韵致。对阴阳学的神秘概念抱否定态度的人对七情六欲多无敏锐感应（sensitivity）。写《红字》出名的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霍桑晚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住了两年，期间英国诗人布朗宁夫妇经常去作客。霍桑家的一位女管家天生是灵媒，霍桑和布朗宁他们靠她通灵之后在纸上传达阴间信息。有一次，灵媒召了一位叫MaryRondel的阴魂来，说是要霍桑收留她才能摆脱鬼域里的劫难。女鬼从此附在霍桑家。霍桑死后多年，他儿子有一天在家族古宅中翻出好几代前的遗物，竟发现一部旧手稿，书中记载霍家前辈的一段情史，女方赫然就是MaryRondel。
施蛰存先生先后在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任教，一九五二年后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抗战时期厦门大学迁往福建省战时临时省会长汀县，县内有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