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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视栏目，三任总理来视察、座谈、题词，我不知道在国际上有没有先例，但我知道，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恰巧，我都在。
李总理来了
李鹏总理来的那天是1997年12月29日，快过年了，气氛挺喜庆的。那时，《焦点访谈》的人都很年轻，意气风发。我们几个主持人、记者奉命等候在《焦点访谈》的演播室。领导们早就到了，当时的台长是杨伟光，〈〈焦点访谈〉〉总制片人是孙玉胜。玉胜一如平常，在不显眼的地方站着，也许他心里此时正在回想节目开办三年半的历程，掂量今日《焦点访谈》的分量。
这个演播室在中央电视台方楼新闻演播区，《焦点访谈》1994年一创办就在这儿，从没换过地方。演播室的面积150平方米，基调是蓝灰色的。有四台摄像机从不同角度对准主持人的台子，还有一台吊臂摄像机俯视着演播室。李总理对演播室很有兴趣，看着摄像机、灯、提示器、一直笑着。李总理给《焦点访谈》留下了题词：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
我们也准备了回赠李总理的礼物：一支话筒。准备礼物的任务是由企划组的何绍伟承担的，他素以认真细心著称，袁正明副主任交给他任务时，要求有创意，有速度。礼物设计得很别致：一支带有《焦点访谈》标识的话筒，斜着放在一个深色的底座上。我们说，我们的记者就是用这样的话筒去采访的，给您作个纪念。当李总理端详着话筒时，李鹏夫人朱琳说：“那，你们用什么呀？”我们回答：“我们还有，我们还有。”那口气，像是农民说，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地里还有。
朱总理来了
朱镕基总理是1998年10月7日来《焦点访谈》视察的。前一天我们知道了消息，大家都在期待着，期待着最理解我们的知音，最支持我们的忠实观众。
孙玉胜对我说：总理来的时候，你争取请总理题词。我一听，啊？这简直是不能完成的任务。总理早就约法三章，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我们明明知道，还提出这样的请求，这能行吗？孙玉胜说，你看情况争取吧。从这一刻起，我就开始琢磨，怎样提出这个请求呢？既要表达出我们的恳切愿望，又要表现出对总理约法三章的尊重和理解，这真把我难住了。
当朱总理落座演播室的时候，我站在总理身边。我什么时候提出请求呢？怎么开口呢？我注意着每一个细节，捕捉着机会。这时，演播室有二三十人，都是我的同事和其他媒体的记者，总理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我意识到，机会来了。
我说：总理，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记者，只是我们《焦点访谈》记者的十分之一。
总理有些意外地说：你们那么多人啊？
我说：是啊，他们都在外地采访，他们特别想回来跟您有一个直接的交流，但工作在身，回不来。您能不能给他们留句话？
这时，方宏进把早已准备好的题词簿放到了总理面前。我心里忐忑着，却又有一种直觉，总理可能不会说“不”。因为我深知，总理对《焦点访谈》的记者有一种由衷的喜爱和信任。当我提到我们那些同事的时候，总理也许会想到，那些年轻的记者们天南地北奔波忙碌，正在一个个新闻现场行使着舆论监督的职责，总理会乐于和他们交流的。
果然，总理笑了，他接过了方宏进递给他的笔。那不是题词用的毛笔，而是一支往白板上写大字的那种粗黑的硬笔，它不像毛笔那样正式，与“留句话”的说法正合适。这个细节是没有商量的，也许正说明了我们的默契。但是，我们疏忽了，我们没有给总理准备一张试笔的纸。朱总理拿起笔，在桌面上试了试，留下了一个半圆形的笔迹。这个笔迹在我们的桌面上留了很长时间，后来，我们每次主持节目的时候，都会看到它。
总理落笔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这时，站在总理身后的白岩松鼓起掌来，接着，演播室掌声一片。总理笑笑说：我还没写完呢。他继续挥笔：“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整个演播室都兴奋起来，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总理的题词上。
在接下来的座谈会上，朱总理详细阐述了这十六个字，显然，总理是有备而来。我感到，总理特别在意与普通记者的交流，特别在意了解电视前沿的鲜活信息。他说，《焦点访谈》开播以来，我不敢说是最热情的观众，至少也是很热情的观众；我既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同时也是义务的宣传者。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都要支持舆论监督，我也要接受你们的监督。
后来，报社的记者说，在他们看来，总理的题词不仅仅是给《焦点访谈》的，也是给所有行使舆论监督使命的媒体的。
温总理来了
五年过去，《焦点访谈》已经成了一个老栏目。在温家宝担任总理后的第五个月，也就是2003年8月26日，这个老栏目迎来了新总理。
事先，梁建增主任交给我一叠材料，说，你代表《焦点访谈》向温总理汇报时，可以依据这些材料。材料的内容很丰富，有《焦点访谈》的历史、现状、思路、成绩、困难等等。其中有一个统计表，显示了自节目开播以来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各个年度所占的比例。梁主任还谈了一些说情的情况，我理解，他希望我在座谈会上能像《焦点访谈》每天的口号一样：用事实说话。
当温总理和我们面对面时，我说，“我们《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我之所以这样开头，不仅是因为数字很说明问题，也是因为听说温总理对数字很敏感。我看到温总理在纸上写着什么，估计是这个对比数字。于是，我接着说：舆论监督内容减少，一个原因是舆论监督的环境在变化。虽然舆论监督的力量在加大，但，干扰也在增强。现在，舆论监督类的节目几乎无一不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出面发展为组织出面。制片人、台长不得不用大量精力应付说情，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下夭折了。这使得《焦点访谈》的特色不那么鲜明了，有的观众的心情也从期待变成了失望。在中央电视台众多栏目中，《焦点访谈》并不是让人开心、舒服的节目，它是给人痛感和警示的节目，它对社会的意义，就如同让人对自己身上的疥疮保持痛感，进而保证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焦点访谈〉保持特有的栏目特色，是百姓所希望的。
〈〈中国电视报〉〉以豆腐块大的版面登出了我的发言后，多家媒体转载，人民网转载后，三天里有37000人次点击浏览，上了那几天访问量排行榜第一名。网友说：建议做一期〈〈给说情者曝光〉〉；保护舆论监督要立法；〈〈焦点访谈〉〉原本是我们心目中敢说实话的地方，不要让老百姓失望；敬一丹们的压力也不小吧？全国人民支持敬一丹们；人民需要新闻监督，一个正确的党需要监督，一个有为的政府需要监督，一个能够在世界上屹立的国家需要监督；没有监督只能走向衰落。
半年以后，好消息传来，〈〈焦点访谈〉〉中舆论监督类节目的比例将有望达到50％。（敬一丹）
第一部分 朝花夕拾——难以忘却的记忆翟树杰：关于正面报道
什么是正面报道？近来，我总是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在目前应该把正面报道做一个分类。
正面报道是针对反面报道，也就是那些揭露性、揭示性的节目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正面报道当然是除了那些反面报道之外的节目。可如果从近几年我们栏目所播出的节目来看，这些节目仅仅应该算是政治性节目。“三讲”是这样，揭批法轮功是这样，典型单位典型
任务报道是这样，诸如政治思想工作的节目也是这样，等等。
这些节目当然属于正面报道，但应该划到政治性节目类。
还有一种正面节目。诸如现在大家依然可能还有印象的《李欢——奏响生命的歌》、《金穗，你在哪里》、《传递生命的列车》和《让光明洒满人间》，等等，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些节目同前面所说的正面报道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这些节目更多的是关注人，报道和讴歌人间的真善美（不是真善忍），用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来揭示人间的真谛，颂扬人间的美好真情。这种节目应该属于传统中的正面报道。
由此看来这两种节目，应该是有区别的。
政治性的报道、政治性的节目一般是指派的，而正面报道虽然也有指派的典型和规定动作，但相当多的是社会中反映出来，由记者去发现挖掘的。二者一个是从小见大、一个是自大说小；一个是从微观到宏观、一个是从宏观出发寻找微观的事例；一个是国家、政府和某行业部门出发反映某一重大事件、重大题材，一个是具有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和老百姓关注的某人某事。
如此的区别使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实际上面对的是两种样式，一种是反面节目，一种是正面报道中的政治类节目和一般意义上的正面报道。节目不同，制作的方法和对策当然也就不尽相同。如果不注意这个区别，作节目的时候目的就不明确，收视的观众（包括两种关注收视群）也就不大容易满意。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是不是可以用下面的一个简单的图形来表示：
反面节目
《焦点访谈》栏目 政治性的节目
正面节目
正面题材节目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方面分开，把《焦点访谈》的所有非反面报道过一下目，您就会发现，近两三年我们所制作的正面报道大多是政治类的报道，而传统意义上的正面报道其实是越来越少了。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其实主要是指那些上级布置的政治性的节目。
这是其一。
其二， 谈谈政治类的节目究竟该怎样做。
习惯成自然，许多同事因为常常做同一类的节目而被另一些同事称为某某专家，甚至和自己的名字联系起来。比如：李玉强李“法轮”、康平康“典型”，刘宁刘“网络”，本人翟树杰…翟“三讲”，等等。
常常有人听说又有了正面节目派下来，说我又要“滋润”去了。
回答当然是苦笑。谁痛苦，只有自己才知道。
当初自己在总参宣传部做军事记者的时候，军事报道绝对都是正面节目，中国新闻奖的一、二、三等奖也弄了几个。做熟了、做烦了，于是出来换个“口味”来到了《焦点访谈》。开头几年也生产出一些自己还比较满意的节目，部里的奖也得了几个。然而，随着《焦点访谈》节目火了起来，自己却渐渐失去了许多做反面节目的机会。近些年特别是1997年以来，各种各样、各方各面、各位领导和各个单位指定过来、派过来、推荐过来的政治类的题材越来越多起来。以至于不知道是哪一天，这样的节目的数量在以反面节目而著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占到了多数，超过了反面节目数量。
这一类的节目是好做还是难做？
回答是肯定的，难做。这样的回答并不是说反面的节目好做，而是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诀窍。
反面的节目需要勇敢，需要冲撞，需要冒险，需要智慧。可正面报道究竟需要什么？我到现在想不清楚，但有一点肯定需要…耐心、细致和风险精神。
这类的节目有点难，也有点烦。
一难是不容易贯彻上级（这里所说的不是台以下领导）意图和要求。拍摄时不算，审片时往往要数家单位、数家部门和数个领导同时进行。最多的，我有一次就赶上27个领导审片，意见记下整整5大页白纸。二、既然是派活就要按照规定动作和规定思路做命题作文，所以例子难找，生动鲜活的例子就更难找。三是时间紧，常常是两三天四五天出活，还得要算上修改的时间，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你消化。四是采访麻烦，拍“三讲”时我和吕少波在九天跑了11个城市。
除此之外，这些节目播出之后就是事过境迁，没有特殊情况不会有人再提起，参评获奖更没份。我本人就已经二、三年时间没有获奖，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