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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到70％。（各位有车的同仁，可要掂量一下了。）这套方案一旦开始实施，将会彻底改变机动车运行中（包括公路上）的乱收费的现象。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这项改革实际上是我国税费体制改革的前奏，是朱总理向“地雷阵”迈出的第一脚，因为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反走私，只是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这项改革将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行业部门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的重新再分配……当然它具有的更深远的意义是历史学家关注的事情。对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这项改革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跟踪这项改革的进程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组里和部里的各位制片人（因为各位制片人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的支持下，我针对现行的收费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三期系列节目——“借路生财”“搭车收费”“费流何处”。这三期节目和以往的访谈节目要求不同，它不是针对一件事情来阐明是非，而是要通过记者的调查来指证体制上的弊病，不是一点聚集，而是散点透视。正好杨晓凌曾经报过一个选题，是湖南湘潭一桥乱收费的问题，这给“借路生财”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本落，如果我在南方某市拍的节目没有无故牺牲，“搭车收费”一集就不用再拍。现在，只好重打旗鼓另开张。我和魏驱虎兵分两路，我先去的是江西宜昌市，了解出租车司机反映的乱收费的问题。魏驱虎去湖南，调查路上的收费情况。同时，我们都还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关注所收的费用都干什么了。为第三集“费流何处”准备素材。
由于一开始该明确了节目的体例，是散点透视，因此在拍摄中我们都没有在某一点上纠缠，而是关注现行体制中存在的弊病。节目很快就拍摄和制作完成，但是却一直面临着能否播出的危险。
当时我自以为在江西已将当地的人都已稳住，回北京后就没有着急。但是魏驱虎却遇到了麻烦，他还没有离开湖南，湖南的有关部门就已开始活动起来。虎子回北京后连夜将节目赶制出来，李台也签字同意播出。但是，如果将“借路生财”这一集赶在说情者找到关键人物之前提前播出，必然破坏这一系列节目的整体性；如果等所有节目都制作完全后再播，又要面临着成为“黑场”的危险。播，还是不播，评论部的制片人面临着考验——他们是否有能力抵挡住说情者的进攻。最终，制片人们选择了不播。无疑，他们经受住了考验。
但是，当三期节目全部制作完成，被列入播出单时，一个噩耗传落——有关部门通知：有关出租车的事情一律不许报道。这使第二集“搭车收费”光荣牺牲，成为“黑场”。（不知这是不是江西方面活动的结果。）
怎么办？只好另找出路。在制片人的支持下，我又重新寻找新闻线索，最后在江苏盐城进行了调查。为了这三期系列节目能顺利播出，先后牺牲了两期“访谈”。最终，在盐城拍摄的这集“搭车收费”在顶住了各种压力下存活下来。遗憾的是等节目重新制作完成，长江已开始告急。这三期节目再次从播出单上被撤了下来。
阴差阳错，这一系列节目恰恰在国务院召开第九次常务会之前播出了，这次常务会重点讨论《公路法》的修改草案，而修改《公路法》的目的是为“汽车税费改革”铺平道路。因为现行的收费体制中，有的内容是《公路法》准许的，因此《公路法》不改，税费体制的改革就无法进行。但是，这项改革的阻力很大，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各部门的利益。因此，在10月7日的座谈会上，朱总理说，常务会前专门放了这三期《焦点访谈》，这就使《公路法》的修改草案很容易就通过了。他还说，应该给你发奖金。
其实，能反映民众的疾苦，并得到决策者的关注，从而推动了改革的进程，这对于记者来说，已经是最高的奖赏了。（李玉强）
第一部分 朝花夕拾——难以忘却的记忆魏驱虎：总理的“帮助”
1998年10月7日，在二楼电梯前等待朱镕基总理的人群中，我像一条黄花鱼不自觉地往边上溜。
周围的领导、同仁脸上都是兴奋的表情，而我的心里却在打鼓。
电梯门打开了，亿万人为其魅力倾倒的身影出现了。朱总理面带笑容和大家逐一握手，
时不时地还停下来开上一两句玩笑话：“水均益，布莱尔说你的英语很好，不像在中国学的。”
总理走近了，我下意识地躲到赵微身后，只是一个劲地鼓掌。总理走过去了，我是周围唯一没有握到总理手的人，因为我的内心对这位老人在崇敬之外，怀有几分畏惧。
我是唯一一名受到过总理批评的“访谈”记者。今年四月我制作了一期名为《“联通”何时能联通》的节目，对天津联通市话网迟迟不能开通一事进行了报道，批评了邮电部门的老大态度、垄断遗风。节目播出后，朱总理对这一节目提出了批评，但具体讲了些什么，说法不一，内容不详。半年来，这些批评一直是我心头抹不去的阴影。况且，又得知总理不止一次提及此事，虽台、部领导没有加罪，但其他同仁屡次表扬，唯独本人屡遭批评，心里越发不安。
此次有幸接受总理接见，激动不已，但又深恐总理认出这小子，当面拎起，批评一番。因此有开头所述与常人不同之表现。
但这一刻还是来临了。在表扬了一大堆节目后，总理提到了《“联通”为何难联通》一片，问记者在不在。我当时真觉得无地自容，但也只好站起来示众。朱总理笑了，他笑着肯定我那期节目该做，同时善意地指出我不该当法官，应该用事实说话，由主管部门去下结论。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总理和蔼地看着我，在他的目光下，我的紧张心情消除了，专门地聆听着总理语重心长的话。
最后，朱总理说：“杨台长，这可不要影响给他发奖金呀。”大家都笑了，小魏我笑得最甜。
临别前，总理与我们合影，按身高我恰好站在他身后。照完像，总理转身与孙主任握手，孙主任说“谢谢总理的鼓励。”总理又与我握手，我冒出一句：“也谢谢总理的批评”。朱总理握着我的手笑了，他用左手拍拍我的右肩，说道：“不是批评，是帮助，我们共同研究把工作做得更好。”
总理的“批评”我将牢记不忘；
总理的“帮助”我将受益终生。（魏驱虎）
第一部分 朝花夕拾——难以忘却的记忆白岩松：《焦点访谈》十年杂感
从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到2004年4月1日，这之间的十年，对于中国的电视新闻人来说，绝不是3650个日子这么简单。相信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前后，经历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这十年历程的人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感慨着、思考着，而作为这场改革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之一的《焦点访谈》栏目，在此时总结自己走过的历程，初看像是一种纪念，细看才知，这是人在途中的一个漂亮的休止符，优美的乐章依然还在后面。
无论是作为曾经在《焦点访谈》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还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打开《焦点访谈》这扇窗口，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
这个“人”字可能并不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名字，当然，关键时刻，哪些人做出过贡献，《焦点访谈》并不会忘记，但更重要的是，节目中无处不在的是一种对“人”的尊重。
十年前，刚刚起步的《焦点访谈》栏目一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平视，即不仰视什么，也不俯视什么，而是用事实说话。在当时，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姿态，以至于后来，“平等”二字写进了新闻评论部的部训之中。
记得刚开始访谈别人，我习惯性地称呼对方为“老师”，老主任孙玉胜见了客气地说：不要再叫“老师”了，你这样等于强迫所有的观众都成为他的学生，因为你是代表观众向他提问的，这一个提醒极大地改变了我，从此，“平等”才是我理解的对人最大的尊重。
从1994年到2004年，虽然大家依然有不满，但电视新闻的改革的确不断地向前，细细梳理《焦点访谈》的十年岁月，你会看到，走每一步的不易和推动者的勇气。
作为中国舆论监督领军旗帜的《焦点访谈》，存在于宣传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呼声之间，也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这种位置就决定了，如果要向前走，就得面临挑战。
改革，往往意味着你无法等待天上往下掉馅饼而你坐享其成，由于这是改革，那你就必须推动某些事情不断的发生变化，不仅要用智慧，更在有的时候要用勇气，甚至就是一定的冒险。
但是冒险不是赌博，而是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新闻改革所需要的，所以才有了最后的好结果。但决策者所承担的压力，当时，无人知晓，这也就难怪，十年之后，当大家感叹于《焦点访谈》过去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前进时，当初的创办者之一的孙玉胜平静地给出答案：要敢于尝试。
尊重人，改变态度，敢于尝试，推动了上一个十年的脚步，但是当你刚刚开始总结，新的一页其实就已翻开，因此，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焦点访谈》，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过去的十年，不管怎样的辉煌或者留有遗憾，毕竟已成历史，纪念与回顾在前进的过程中只是很短的一瞬，更何况，纪念与回顾原本就是为了前进。跟电视人想要实现的理想相比，过去的十年只是一个开始，朝发夕至，路上十年，坚定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来者，勇往直前而不重蹈覆辙。（白岩松）
第一部分 朝花夕拾——难以忘却的记忆黄瑛：温暖
1998年十月七日，朱总理来到《焦点访谈》栏目视察并与部分编辑、记者座谈，能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参加此次座谈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座谈也使我感触颇深。
焦点访谈栏目创办四年多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受到广大普通百姓的欢迎，也得到朱总理等高层领导人的肯定。朱总理在此次与我们座谈中，对焦点访谈评价之高，是我事前没有预料到的。
在朱总理为焦点访谈的题词中，有这样两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这既是对焦点访谈栏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在访谈走过的四年风雨中，我们为了栏目的成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总理的肯定，正是对我们努力的一种回报。
我一直怀疑，在我们一些基层领导习惯“报喜不报忧”，某些官僚体制依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高层领导是否能够完全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对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没有切实的了解，那么决策的正确性往往会打折扣。
焦点访谈自创办以来，依靠栏目定位的准确和领导、编辑记者的努力，不仅“上情下达”，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更把视点投入到“上情上达”上，揭示社会矛盾和一些腐败现象，表达百姓所思所想。而这些节目的播出，不仅作为一个窗口表达了民声，也使上层有了一个真实了解基层情况的渠道，从而为他们的决策提供了某种参考。我想，朱总理之所以对焦点访谈评价颇高，很大程度上是栏目所反映出的问题恰恰是其需要了解，而通过其他渠道又常常无法了解的情况。
一个栏目，之所以能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以得到观众的认可和领导的肯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焦点访谈始终关注着百姓的疾苦，关注着民生。作为一国总理，朱溶？？基在作出某项决策时，也是根据百姓的利益而定，而他想了解百姓的要求，也是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的，而焦点访谈正是为他了解这些信息提供了一定帮助。
作为焦点访谈的一名记者，能够参与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并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百姓呼声，无疑是幸运的，而当自己的这种努力得到朱总理的肯定时，又使自己感到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在几年的采访、调查当中，我看到诸多腐败、不公的社会现象，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