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要说那两名打人的警察的确挺恶：一个喝了酒的市民，不过就是借着酒劲儿冲撞了他们几句，结果就被他们深更半夜地从家里拖出来带到警务室，背带上手铐，一顿暴打，直至把腿打断。善良的人听到这样的事，再看到那70公分长的“榔牙棒”、血衣以及遍体鳞伤、断着腿躺在病床上的受害者，第一反应多半是“难以置信”、“骇人听闻”。姑且不论作为人民警察该不该打人，就是普通老百姓把人打成那样，如果没有个阶级仇、民族恨也很难下去手啊。
打人的警察，一个是有着30多年警龄的老警察，一个是刚从省警校毕业不到一年的小警察。见到他们时，都穿着民服，即便是在看守所里还戴着手铐，如果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很难把他们和“恶人”联系起来。老警察曹德弟还戴副眼镜，虽然不能用文质彬彬来形容，但也不带凶相。小警察蒋军白白净净，看上去稚气未脱。
与简阳市公安局局长谈起曹德弟，他的评价是“工作还挺努力，但是执法水平不高”。我们问：“执法水平不高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方法简单”。又问：“是不是经常打人？”回答不置可否。虽然局长没有明确地说是还是不是，但是他的表情、他的态势所传达出的信息让我们坚信：曹德弟打人绝不是第一次，而且地球人都知道。
倒是小警察蒋军，此番行为有些出乎他的同事和同窗们的意料。与他有过接触的一些民警谈起他，不无惋惜地说“跟错了师傅”。在简阳市公安局，像蒋军这样受过正规警察学校教育的民警并不多。据说，当初把他安排到简阳市城中派出所，局领导也是出于培养锻炼新人的考虑，以便日后重用。
蒋军一到派出所就和曹德弟分在一个警务室。曹德弟是警长。蒋军说，那天曹德弟要他给蔡世全戴上手铐，他意识到了这样做不对，但是警长发话了，他也就照办了。当然，照办的还不止是给蔡世全戴上手铐，在殴打蔡世全时，他也和警长保持了一致。
这一老一小两名警察打人后认罪态度并不好，都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尤其是曹德弟，竟然矢口否认自己打了人，只是在我们镜头前面他没有睁眼说瞎话，而是闭着眼睛说“我没有动他一个手指头”——不知这是否说明他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
蒋军狡辩起来虽然没有曹德弟那么老道，但是也不肯承认自己打人有错。采访他时，他那张还带着稚气的脸不停地抽搐，一双挺清澈的眼睛因为自己难以自圆其说而目光游移。看着眼前这张张稚气的脸，想象着他穿上警服的形象，真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不值。
采访结束时，我对他说：“你考上了警校，毕业又分到公安局，你父母一定很高兴吧？”蒋军看了我一眼，点点头。“但我想他们现在一定非常伤心。”我又说。蒋军目光不再游移闪烁，而是盯在了某个地方，慢慢地，他的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泪水。“你是警察，以前一定没少到看守所送人审人，那现在你又进了看守所，可身份却变了，你有什么感受？”他低着头强忍着泪水没有说话。我想他不会说话了，我们正准备关机，他突然开口说话：“我很后悔。”我问：“你后悔什么呢？”他说：“如果我当时冷静一点，提醒制止警长，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
这是蒋军和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我想这是打人事件发生后他说的最真实的一句话。
7月9日，也就是节目播出后的第4天，简阳市委宣传部发来一份传真：“2003年7月5日，《焦点访谈》以‘权力不能用过头’为题报道了6月5日凌晨发生在我市的公安民警曹德弟、蒋军和保安人员梅和、毛贵州非法拘禁、殴打简城居民蔡世全的严重事件。我们认为，报道是客观的、公正的。节目对事件的批评是中肯的。”同时发过来的还有一封“来自看守所的悔过书”，署名是“蒋军”。
老警察曹德弟却没有进步的消息。
第二部分 采访纪实——激情燃烧的日子吕少波：川藏之行
2003年四月初，接到一个去川藏线采访的任务，报道川藏公路雀儿山段养路工劳模陈德华的事迹。开始我对这个任务认识不足，只想到采访地点海拔505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50％，因为我是第一次去那么高的地方，可能身体会不适应，能否完成这次任务心里没有底。但这种事对谁都是第一次，没有人可以替我，只有去了再说吧。
没成想这来回的路上会这么艰难，原来告诉我们路程上需要4天时间，可到了成都才知道
4天是单程！一千多公里的山路要走4天才能到达。再加上采访和返程最少要9天。这还是顺利的情况，如果天气不好或者拍摄不顺利的话，就不知多少天才能完成任务了。
从北京出发时，京城的媒体记者们加我们一行有二十多人，到了当地再次集合了新闻媒体和其他方面的人，队伍就变成了四十多人，其中还有两名医生随队。
从成都出发到雅安是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出了雅安，才算进入了真正的川藏公路。这里路面还可以，但车多路窄 ，路面因地势变化曲折多弯， 还记得李白当年的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今仍然是这里道路交通的真实写照。这里群山环抱，江、河、沟、溪、涧相互交错，山势纵横，乱石成岗，山高无路，峡谷难穿，冰封雪地，滴水成冰。进入藏区的东大门被二郎山无情阻隔，邛崃山脉、横断山脉把整个藏区围得几乎是水泄不通。藏族有句名谣：“藏区散、山峰高，百姓地处半山腰，康定虽近西康省，二郎山风雪冲云霄。”川边藏区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最低的峡谷平坦地带也在2000米左右，其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
到达康定后，因为从成都来的司机和车辆已经不能适应以后的路程了，我们整个车队都换成了当地的司机和车辆，他们都是从州运输公司抽调来的、具有雪山行车经验的司机。
出了康定就看到雪山了。望着远处神秘、肃穆的雪山，想到两天后就能登上它，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记者都兴奋不已。越往西行，山峰越陡峭，山山相连，峰峰相依，五指山乃至十指山举目可见。就这样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峰，雪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无比的颠簸，我们在车里东倒西歪，一刻不停，那种感觉好似成了“脱骨扒鸡了”。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们到达了炉霍县为第四天翻越雀儿山做准备。因为这次采访的最后一站德格县在雀儿山的另一面，这样我们来回都要翻越雀儿山。
雀儿山的海拔在5000米以上，在山上采访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而同行的几十家新闻单位要采访同一个人，你想会有什么结果吗？这是我和刘涛最担心的事，而且还不知道我俩在海拔5000米以上身体会是什么状态？所以在炉霍这个晚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第二天工作的每个细节都详细定下来； 甚至还计划了如果其中一个人倒下后的方案。
要想争取足够的采访时间就必须摆脱大部队，这是关键。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其次要做好保密工作。因此，第二天早晨四点多我们悄悄爬起来，在其他人还在熟睡时就向雀儿山出发了。
赫赫有名的雀儿山是“一山无四季，十里不同天”。秃岭荒山无半片绿叶，常年被风、雪、冰、冻困挠。此山因形似巨鸟翼而得名。藏族民谣中这样说它：要上雀儿山，眼睛欲望穿，马走五步歇，人走两步蔫。我们要采访的道班就在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上，等我们来到雀儿山上时已经是上午11：30了，但比大部队早到了一个多小时。 刚才在山下还是短衣单裤的我们，现在已经被冰天雪地包围了。
我们刚一下车，这里的风雪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风吹得我们站也站不住，雪打在脸上，嘴都张不开。镜头里的刘涛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头发是直的，脸藏在大衣里，说话上句不接下句的。当时我非常担心他的心脏会受不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采访是完整的，每一次采访都会被风雪打断。风雪小的时候还可以采访，可风雪一大我们就只能躲到道班的房里。有一次，我因为要拍风雪的空镜晚躲了一会，风雪就把我给围住了。周围一片白茫茫，不知哪里是路，哪里是悬崖。正在这时，给我们开车的藏族司机把我拉到了车上，当时，我的手和脸都冻木了，上车好一会才缓过来。
就这样，我们在大部队到来之前把大部分的采访完成了，当山上一场新闻大战开始时，我们已经驱车赶往最后一个采访地——德格。
第二部分 采访纪实——激情燃烧的日子刘庆生：节目背后的游击战
辽宁省的宽甸县位于中朝边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但就是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却盛产硼矿，据说全国90％的硼矿产自这里。由于有了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宽甸县的经济非常活跃，城市建设得也不错。这几年县里的企业全部进行改制，所有的工业企业都变成了私营，小小的宽甸县里一下凭空冒出一堆儿千万富翁和好几个亿万富翁。但是偏远的地理位置，相对落后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与表面上的这种繁荣显得却不太相称：亿万富翁手下的工人们将县政府的大门一堵就是一个多星期；包括副县长在内的15个局级干部被一锅端……小县
城里上演着一幕幕让当地生活原本平静的老百姓意想不到的故事。
让我和这个小县城联系起来的是一封举报信息单，举报的是宽甸火车站乱收费的情况。信上说，由于当地硼矿企业众多，硼砂生产和运输量大，宽甸车站就打起了铁路运费的主意，想办法帮助企业偷梁换柱，把要交给国家的铁路运费擅自降低，同时车站自己再多收一笔钱自饱私囊。举报的线索很清晰，情况也很详细，而且看上去还是个“现行”，应该是个不错的题，但是让人着急的是举报人怎么也联系不上，留的几个电话总是无人接听。
两个多星期后，闲来无事，我又拨了那个举报电话，有人接！“请问张先生在吗？”“没这人”。“请问您这是哪儿啊？”“公用电话。”接着电话很快被挂断了。这一次通话时间很短，但我就是感觉这个电话不像是公用电话。两天后我又拨通了那个号码。“我们是北京的，请问张先生在吗？”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最后冒出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算了，我也不跟你们捉迷藏了。没什么张先生，是我举报的，这是我家里的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红帆网举报单上有主叫号码这一栏就是好。就这样在我拿到举报材料三个星期后，我终于和举报人联系上了。在电话里他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车站乱收费的情况，并且提供了多名证人的联系方式。但是最后告诉我沈阳铁路局已经知道这件事，下发了一个通知，就在两天以前，将硼砂当化肥运已经停下来了。这叫啥事啊，好容易联系上了，却被告知当地不这么干了。
接下来反复权衡，在和制片人商量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并未完全结束的事件，应该还有东西可挖，于是第二天，我们就赶到了宽甸。
在宽甸的采访极不顺利，几乎所有企业都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毕竟他们也得了不少好处。好不容易将外围扫清，该采访的企业都采访了，相关的书面证据也都拿到了，就剩车站的采访了。我们把它留在了最后一天。
虽然几天来，我们一直没有和车站正面接触，但是由于企业和车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采访了哪些企业，车站方面全都知道。宾馆的服务员也告诉我们，每天都会来人打电话到宾馆打听有没有从北京来的记者。我们也一直在和这些人捉迷藏，平时尽量晚回宾馆，还不时换换房间。可就在准备采访车站的那天的一大早，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了我的房间。对方告诉我，车站站长的儿子纠集了社会上的一帮小混混，还专门从丹东市请了几个黑社会的打手，一大早坐着车站的车出来了，不知要干嘛，让我们千万小心。这时形势一下就非常紧张了。
宽甸县离丹东市有一百多公里，而且全是大山，人烟稀少。在县城里，我们不太担心有多大危险，但离开县城，进山里以后，就很难说了，而且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被人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