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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县离丹东市有一百多公里，而且全是大山，人烟稀少。在县城里，我们不太担心有多大危险，但离开县城，进山里以后，就很难说了，而且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被人盯上，被什么样的人盯上。我们在明，对方在暗，真要在山里给别人堵住了，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可采访还得采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和王守城先在宾馆收拾好行李，然后来到了车站。车站的采访还算顺利，该拿到的也都拿到了，最后就剩下如何全身而退了。车站的经理左右不离地跟着我们。午餐后，我们说要休息一会儿，让他下午六点再联系，将他支走，然后从宾馆后门偷偷地溜将出来，找了辆车撒丫子往沈阳跑。还在路上，就接到车站经理的电话，听说我们走了，还要来找我们。于是，我们在前面跑，他们在后面追。到了沈阳，我们赶紧找了个安全的宾馆住下后，才算基本放了心。第二天一大早买了机票就回北京了。去机场的路上，车站经理还在沈阳到处找我们呢！
最后节目在制片人的严格要求和大力帮助下，修改数次，终于顺利播出了。铁道部纪委书记在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就带调查组到了当地，处分了十几个人，没收了宽甸车站36万元的小金库，罚了沈阳铁路局780万。
这次战斗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游击战，从联系线人，到采访企业，到躲蔽危险，再到成功播出，每一步都在捉迷藏，都得想办法，最后尽管仗算是打赢了，可我还是有一种侥幸的感觉。不过侥幸归侥幸，这一仗也让我再次体会到：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样的仗以后还会有，也还得打，我们能做的我想也唯有坚持。
第二部分 采访纪实——激情燃烧的日子王同业：与贪官面对面
在《焦点访谈》工作的几年间，我有幸采访拍摄了几个反腐败的大案要案，从哈尔滨国贸城案，到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再到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腐败案和刘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案。在拍摄这些大要案的过程中，采访了一批落马的高官：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等等。我在面对面地采访这些贪官的过程中，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感受。
一、两类贪官
在我看来，贪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脸谱型贪官〃，这类贪官素质低下，没有领导才能，不干实事，而又贪欲极强；一种是〃隐蔽型贪官〃，这类贪官具有较高的领导素质和能力，也干了不少实事、好事，而最终迷失在金钱美女的诱惑之中。
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属于〃脸谱型贪官〃，这是我采访蓝甫之后得出的结论。
2000年9月，《焦点访谈》摄制组前往厦门某看守所采访蓝甫。从号里出来的蓝甫依然还保持着副市长的派头。我们在院里选择采访场地、架设摄像机的时候，蓝甫背着手，迈着方步在院里看似镇定地走来走去。此时，武警战士正在烈日下训练，汗流浃背，看到这个情形，蓝甫操着领导干部惯用的腔调、以同情的语气对我说：〃这些小战士真够辛苦的，应该为他们改善一下工作环境。〃看来，蓝副市长的官架子摆得可真够顽固的，到了看守所还是放不下来。可正是这样一位派头十足的副市长，在金钱面前，却立刻威风扫地，变得低三下四。
1995年10月，蓝甫调任厦门市副市长。权力一到手，他就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描好了贪官的脸谱。上任不到两个月，他就通过为房地产项目减免地价收受贿赂，用国家损失4000万元地价款的代价为自己换取了217。6万元的不法之财。
蓝甫贪财可以说到了不知廉耻的地步，一个曾多次与蓝甫进行过权钱交易的商人这样评价蓝甫：〃如果你有100万，蓝甫会想办法抠出99万！〃
对于金钱的攫取，蓝甫是能要就要，能赖就赖。办案人员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件趣事：蓝甫送给岳母的两套房子装修花费20万元，可是他却只付了4万元。愤怒而无奈的装修工人在被衣橱遮挡着的墙壁上写下了〃贪官该杀！〃四个大字。由此可见蓝甫的贪财爱财的程度。
从蓝甫与厦门远华特大走私团伙头目赖昌星的关系，更可以看清蓝甫的标准化贪官脸谱。蓝甫多次到赖昌星的〃红楼〃直接索要钱财，在赖昌星面前，蓝甫全然没有了副市长的威风，似乎赖昌星倒成了他的主子。1999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蓝甫私自跑到香港去赌博，赖昌昌为其提供赌资，连赌一天一夜，蓝甫输了350万元，以致于累得肛门脱落，走路都一瘸一拐。事后连赖昌星都说：〃蓝甫太贪了，迟早要出事的。〃
对于蓝甫这样的〃脸谱型贪官〃被绳之以法，不会有谁会去同情。而对于另一种贪官－－〃隐蔽型贪官〃，很多人会为之惋惜。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应属于〃隐蔽型贪官〃。
1997年，时任辽宁省副省长的慕绥新，在〃依法行政、廉洁公正、牢记宗旨、报效人民〃的〃誓言〃中，走上沈阳市市长岗位。之后，沈阳市加大了城建力度和规模，完成了包括交通主干道、立交桥、广场、草坪在内的一大批项目，市容大为改观，沈阳市于1999年荣获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为此，慕绥新曾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沈阳市民中也一度有很高的评价。
《焦点访谈》采访慕绥新是在2001年9月，当时，沈阳慕、马案已进入一审程序，因为慕绥新已是癌症晚期，需每天输液治疗，采访地点就只能在病房。我们见到慕绥新时，他正在输液。躺在病床上的慕绥新看起来非常虚弱而萎靡，然而输液完毕，坐在我的对面接受采访时，立刻象换了一个人，与躺在病床上时的状态大为不同，虽然有些气短，但依然铿锵。他的一段话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慕绥新（沈阳市原市长）：〃我有两面性，光明的一面，是我有这样一个理想，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甚至可以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同时，我也有阴暗的一面，就是私心贪欲。应该让阳光灿烂的一面不断地把自己照亮，把所有阴暗的地方都照亮起来，变成一个纯粹的人。怎么样使自己光明的一面迅速地成长起来，消灭掉阴暗的一面，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我的阴暗面却在不断地发展，最终变成了一个污浊的人。〃
二、为何成为贪官？
采访这些贪官，当问及走上腐败道路的原因时，几乎每一位贪官都会说到一条理由不良的社会风气。
朱胜文（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现在就是这种社会风气，你不收钱别人会觉得你不正常，会得罪人。〃
马向东（沈阳市原副市长）：〃我确实说不上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一个是自己确实贪心，这我承认，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我拒绝（贿赂）了，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人会认为我这个人不好交往。〃
慕绥新（沈阳市原市长）：〃最开始收到别人送的礼，不过是一条烟而已，当时心里是不安的。但是后来逐渐随波逐流，自己的灵魂深处本来还有的一些清醒的东西，被淹没掉了，到最后毫无廉耻地收钱，不管需要不需要，见到钱就想要！〃。
显然，这是贪官是企图拿社会风气为自己开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身的贪欲。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观察一下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不良的社会风气〃的确存在，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官员为了谋取私利进行权力寻租自不必说，而一些本来是按照有关法规正常办理的事情，在有些人那里也变成了交易，办事的人主动将钱送上，官员也理所当然地笑纳，这应该是更为可怕的一种现象。
三、官员对谁负责？
以下是我采访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的一个小片断：
记者：赖昌星大规模的走私你知道吗？
蓝甫：知道。老赖在厦门可谓家喻户晓，连小孩都知道。
记者：你作为副市长从来没有下决心去打击远华的走私？
蓝甫：开始时想过，但是谁敢得罪赖昌星呢？
记者：你是厦门市的行政长官，怎么还怕得罪赖昌星呢？
蓝甫：赖昌星的社会关系很复杂的。
堂堂一个副市长竟然怕得罪赖昌星，真是滑稽之极！但是，这应该是蓝甫的真实想法。一方面，蓝甫要从赖昌星那里不断地得到钱财和各种奢靡的享受；另一方面，赖昌星用金钱开道，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可谓手眼通天，经常插手人事安排，有些人称赖昌星为〃地下组织部长〃。这样，蓝甫怕得罪赖昌星就很好理解了。有这种心态，怎么可能履行好职责，对公众负责呢？
蓝甫的例子是一个极端情况，但是，我们由此想一下，官员实际是对谁负责呢？官员们在做报告时常说，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对人民负责，但是，事实上呢？在很多情况下，官员的升迁人民还很难说了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几个甚至一个顶头上司能决定一个官员的仕途，这样，官员只要对能决定他升迁的少数人“负责”就可以稳居官位，谁能保证他做到对公众负责呢？就像蓝甫，如果不是赖昌星走私团伙被端掉，蓝甫不是照样能傍着赖昌星稳稳地保住官位、甚至能再高升吗？
由此我想到，我采访过的这些贪官们在悔过时，几乎都会提到一句话——“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这成了标准化的通用悔过语言。但是，什么叫“世界观的改造”，怎么改造，有几个人能说清楚呢？在我看来，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来表述悔过之情，实际上与“对谁负责”的问题是相关联的。如果站在审判台上的贪官能发自内心地感到“对不起人民”，而不是痛哭流涕地说“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就说明官员要对人民负责有了一定的体制保证。
近几年，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我更有直接的感受。1997年拍摄的《哈尔滨反腐行动》（国贸城案）播出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全国各地的大小媒体纷纷转载。而假如国贸城这样的案子放到今天，就不会有当年的高关注度，因为近几年大案要案一个接着一个，高官“前赴后继”地落马。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贪官受到惩处，老百姓当然拍手称快。但是，如何从源头遏制腐败，从体制、制度上减少贪官的出现，应该是更为迫切的任务。
第三部分 往事如歌——访谈路上的剪影刘爱民：改变人生的风景
有一种职业，它不仅仅是职业，同时会改变你的人生态度甚至生活方式。当《焦点访谈》的记者就是这么一种职业。
2004年春节，我陪全家老小到四川过年。当我们这个家庭团队从成都出发，前往甘孜州的冰川景点“海螺沟”时，翻越了著名的二郎山。我印象极深的不是二郎山的险峻陡峭、道路蜿蜒，而是它南北两侧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海拔3400多米的二郎山，以它的主峰为界，
南侧是群山青翠一片葱茏，而北侧却是冰雪覆盖银装素裹。一道山梁的两边，竟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景！
八年前的此时，我翻越了另一道两侧风景截然不同的山梁，这是一道人生的山梁，这道山梁叫《焦点访谈》。
1996年1月的某一天，当时还在一家军队报社供职的我，身着一身马裤呢军装，来到位于中央电视台方楼二层的评论部主任办公室，面见当时还厮守在评论部（后来成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擎大旗者）的三位主任：孙玉胜、袁正明和张海潮。记不得有没有给这三人行徒手礼，似乎他们对我印象尚可，随即袁正明将我领到七楼，进了关海鹰所辖的《焦点访谈》一组。第一天给我印象最深有两件事：一张桌子三四个人合着用，中午十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吃盒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过去的生活体验，它让一个身穿笔挺军装的中校有些无所适从。
当时从报社投奔《焦点访谈》，是牺牲了一些既得利益的。之所以愿意作出这些牺牲，是因为《焦点访谈》对我的吸引力、给我的想象空间要比已有的利益大得多。机关的深宅大院里所有的生活我都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