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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么你们发放7家，也就是说你们认为，他们基本上达到国家的标准？
李燕刚：这7家已经基本上通过。 先看看有证的。一进门，记者就吃了一惊：直接入口的东西是在这样的地方生产的吗？这些作坊为了省钱，全用的是肮脏不堪的旧瓶子。那他们是如何消毒的呢？
记者：有没有消毒工序呢？
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人员：用开水一消，完了就过来。
记者：这个瓶子像你说的，我们理解消毒就是拿水烫一下？
工作人员：对。
记者：国家现在对消毒是这么要求的吗？
工作人员：不是这么要求的，他们企业现在就这么干。
紧接着记者又来到酒厂核实情况。
记者：你这瓶子的消毒在哪儿啊？
厂主：我的消毒就是先用开水。
记者：整个用开水冲？哪个是开水啊？
厂主：这都是开水。
记者：你看这么脏的瓶子，像你这个东西都多少年没有清理了。
厂主：好好清理一下，先别装酒了。
厂家生产过程中灌装的环节令人吃惊，但是记者显然还没有满足，紧接着又对老板的执业情况追问了几句。
记者：你做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厂主：好几年了。
记者：知道不知道对在灌装过程中，酒装入瓶在卫生方面有哪些要求？在大锅里一涮就灌酒，这样的工艺是怎么出来的？你想出来的？
厂主：……
到此为止，当地的酒厂生产状况摆在了观众眼前，就是这样的作坊竟然取得了卫生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这些采访已经可以充分反映出高车村是个制假售假的重灾区。
所以，跟访谈的老人们学采访技巧，我觉得并无章法，有时以气势取胜，有时难免声东击西，有时还得确定一个合适的身份套取更多的内部信息。当然，有些属于内部机密，就不在此公之于众，请观众们在节目中体会吧。
第三部分 往事如歌——访谈路上的剪影姚宇军：傻乐
人生苦短，尤其是“访谈”的职业记者，更是“苦大仇深”。偶与其他同行在地图前闲聊，那君一脸的“把酒临风”，指点江山之处朋友遍地开花，而本人视之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可不是，自己所到之处，几乎都是去扒人家的裤子曝人家的光，走后弄得人家鸡犬不宁，没拔人家几根毛，却常常带走一打乌纱帽。于是中国地图也就成为七八十年前的军事地图，只不过自己闹过“革命”的地方成了“白区”。跑多了，祖国的江山也就一片白了。听起来虽是笑话，但这也是访谈记者的职业特色。“黑”的人多了，一头黑发开始变白，得的
奖多了，腰杆儿“硬”了，腰椎键盘也开始突出了。旁人看你风光，可风光的背后怎一个“苦”字了得，身在其中的你心中最有数。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老姚叫苦，也未必真苦。因为苦中还可以做乐的嘛。下面就让给你兜售几件苦中得意的事。
设 套
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那年，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反美抗英热潮高涨，而我与邢旭东却远离新闻主战场，在深圳和东莞做一期国有资产的节目。那一期节目播出的题目叫“蚂蚁搬家谁人受益”，说的是深圳的一家国企与东莞一家社企合作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事儿。调查过程十分艰难，脉络条理弄清后，通过蹲守踩点确认，原深圳那家国企的一个副总就在东莞的那家私企里任职。当时我们没带偷拍设备，在厂门口被保安卡在门外，保安一会儿说没这个人，一会儿说人不在，就是不让进。进不了厂，了解不到厂内现状；见不到人，节目就不真实，就进行不下去，怎么办？门卫处的一张报纸让我看到了柳暗花明，主意有了，我的脾气也上来了，冲着门卫发火：我驻南使馆被炸，你东莞虎门有抗英历史，来此处反映民众呼声咋就这么难？！告诉你们的那位经理，一根烟的功夫还不见人我扭头就走！结果，半根烟还没抽完，我们被请进那位经理的办公室。寒暄之后，进入“正题”：
问：您老家是哪里人？
答：就是虎门当地人，我的祖辈参加过“抗英”。
问：驻南使馆被炸后厂内职工情绪如何？目前生产经营状况如何？
答：情绪高涨，尊严来自实力，目前生产经营状况……（规模、产品、产值、利润、市场等状况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问：企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答：……（重要信息）。
问：听说您以前曾在深圳一家生产同样品牌的国企里任副职？
答：是的。（一愣），……这个问题与驻南使馆被炸有什么关系？（紧接着，龙颜大怒）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有记者证吗？……
当我和老邢被灰溜溜的赶出厂门后，一路的窃喜不必赘述。该拿的都拿到了，阴谋得逞之余不尽感慨，是访谈的“严”与“实”把一个“良民”“逼”成“阴谋家”的！
脱 身
做“访谈”的记者苦，还体现在各个环节的难上，每天成堆的信件，百千条电话、信息——选题难；经过论证进入采访后，层层是关卡、处处是障碍。往往一个环节过不了，节目就做不成——采访难；采访回来进入后期制作，台长审，有时部委看，由于高标准、严要求，其审片过关同样难。其实很多的“难言之隐”需要你去面对、去克服，因为在采访过程遇到的“突发”事件对每一位“访谈记者”来说几乎都是家常便饭，就连许多“小情况”也不敢怠慢。
今年初去河北新乐调查假冒伪劣电热毯从一窝点暗访出来后半小时当地一小餐馆门前正准备进去就餐，谁想此时那位造假者带了两个人骑着摩托突然出现挡住了去路，开口就问：“你们到底是不是做生意的？怎么觉得你们不像……”说着，眼睛不时地盯着摄像王守城手里的皮包。我们意识到他们一直在跟踪尾随，可能我们的暗访已被怀疑。这时，老辣的守城当着他们的面打开了藏有偷拍机的“老板包”，拿出了烟递了上去，对着来者一脸的真诚：“在这儿碰到了，就一起吃顿饭吧？我们请客！”……来者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推托说还有事，稀里糊涂地走了。谈笑间，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吹 牛
几年前网上有则消息，说的是黑龙江省林甸县某农民通过村里在山西买回十九头奶牛，这些牛买回后就越来越不牛了，后来大庆市的一家报纸说农民被骗了，牛是被焗过油、镶了牙的，甚至还是丰了乳的！不久，当地电视台也对此时做了报道。这样的题材即使不是独家新闻，也是焦点访谈难得的选题，于是，按照报纸上的地址人名，我们千里迢迢还真就找到了那位买牛的农民，可一见那些牛我们疑惑了，眼睛急得上了火，瞪着火眼金睛，还是分辨不出这些牛哪里焗了油，哪里镶了牙，哪里丰了乳。
老农拉出一头牛，指出背部一片巴掌大的花斑说：这里刚买回来的时候颜色好像比现在深一些，一定是焗过油的。还说那两头牛的奶盒子原先比现在大，现在产奶量也少多了，当初可能是丰了乳了。老农说他从来没说过牛镶过牙。其它的再也指不出别的了。随后，记者调查了村里其它养牛户，咨询了县畜牧站的专业人员，当再次询问老农时，他说了真话。原来这些牛主要是村里垫资买来发展当地畜牧业的，农民靠牛产奶还款。其它农民都修建了牛舍，用精饲料科学喂养，产奶量正常，而这位老兄粗放喂养、管理不善，奶产量低，还款压力大，就到当地工商局投诉，希望以这种方式得到补偿。这件事被大庆市某媒体的一位记者关注，而偏巧这位记者前些年因写过林甸县的失实报导受过处分，心中有结，报纸的消息刊出后，当地电视媒体也未深入调查取证，就这样，仅仅是未被证实的小小疑点就被有意或无意地无限夸大，无辜的奶牛也就潮流了起来：焗了油、镶了牙、丰了乳，赶上了美体潮流，成了时尚的“人造美牛”了。
真是有心载花花不放啊！回来后，有朋友说：大老远的跑去，花了四五天时间，费了半天劲，节目都没弄成，干你们这行可真不容易哇。嗨！苦虽苦了点儿，乐子还是有的嘛！毕竟牛皮不是吹的，“访谈”不是编的，还是要——用事实说话。
第三部分 往事如歌——访谈路上的剪影再 军：我跟警察打交道（1）
《焦点访谈》十岁，我陪它走过了九年。
有人说我在《焦点访谈》这些年总跟警察过不去，无论是公路三乱、交通肇事还是刑讯逼供，似乎这些批评报道的主角都是警察。但是，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这纯属偶然，因为《焦点访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记者的采访是不分行业、不分区域的。就是说，一个记者不只采访某几个行业和某几个地区。我在《焦点访谈》的这些年，从来不挑选题，因此也就
谈不上跟谁过不去。但细想起来，无论是对观众而言还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在这些年的记者生涯里，印象最深的还真就是几位“警察叔叔”。
黄警长——遇到的第一个“神探”
我跟整个警察群体的交往，是从与一位黄姓警长的接触当中开始的。
每到春运，火车站周围就成了票贩子的天堂。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因为市场的存在，票贩子还是屡打不绝。1997年上海火车站也是一样。
当时全国的一些窗口行业，比如公安，交通，铁路，银行等等，承诺形成了一股热。台领导和我当时的制片人梁建增有这样一个想法，《焦点访谈》应该在这样一个社会“热”现象后面有一点“冷”思考，于是，我带着审慎和质疑选择了铁路系统。因为铁道部当时向社会推出10个服务标兵窗口单位；上海火车站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上海一看，果然名不虚传。上海火车站在春运期间秩序井然。但是我们也看到另一种现象，在火车票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上海的票贩子活动也很频繁。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票贩子手里并没有票。在 “全国十佳火车站第一名”的窗口形象和铁道部的郑重承诺之下，这里会不会存在不为人所知的某些“隐情”呢？
于是，我们物色了票贩子，准备探个究竟。当然是采取暗访的方式。我那次的搭档是同期进台的白河山。我们和票贩子一起排队在窗口买票。票贩子在前，我在中间，小白带着暗访设备跟在后面。距离售票窗口还有七八米的时候，我们突然被几个“从天而降”的人团团围住。只听得有人大喝“我们是警察！”说时迟，那时快，三下五除二把票贩子、我和小白我们三个人扭住，不由纷说连推带搡带到了一个办公室。其中一个警察告诉我，他姓黄；职务是警长。
“据我们观察，你们不像是真要买票的人，” 黄警长说。
呦！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毕竟上海”，我想。时至今日我也没搞明白，我们在什么时候，露出了怎样的破绽。
“说说吧，从哪儿来，干什么的。”
“我们从北京来”，我把身份证给递给了黄警长。为了能够顺利暗访，我们不能轻易暴露真实身份。
“既然证明不了自己是干什么的，那只好先委屈你们在这里呆一阵子。”说完，黄警长带着那个票贩子扬长而去。
过了一小时
又了过一小时。
黄警长一去不回，问别的警察，都说不知道他在哪儿，问能不能走，都说不行。
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和小白强压怒火。在我的再三请求下，另一位警察允许我往北京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我暗示“梁片”当时的遭遇，请家里人“营救”我们。
又过了一会儿，黄警长一脸笑容地回来了。“误会，误会，”他连连说。
后来我们知道，黄警长审了半天那个票贩子，一无所获就把他放了，但却把我们给“忘”了，直到北京打来电话。
人获得了自由，采访却泡了汤。
于是，我们在上海休息了两天，买了一些新衣服，换了一身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