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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调查中还发现更严重的情况。那就是——这些非法的皮肤性病专科门诊居然都是用承包科室的方式挂靠在正规医院里的，这就使患者根本对真假医生无从分辨、防不胜防，可谓是挂羊头卖狗肉。具体工作中，他们的药房、收费处和医院分开，为的是方便欺骗患者和内部管理。我国卫生部门早就有法规制度规定，严格禁止医院将科室承包给外人，而各个国营医院在收取游医的好处费之后竟然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在漯河市临颍县康复医院，我们在暗访时发现了游医们的藏假药的秘密药房，可正式采访时，三个院长居然是死不认账，说医院里没有这么个地方。等执法人员把门撞开后，院长居然装出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说“咦，啥时这里有了个这？”随后，为了推诿责任，几个人居然在摄像机面前大吵特吵，最后，发现我们早已掌握确凿证据后，演戏的几个院长和医生竟然当场哑然失笑，场面真是空前的滑稽和戏剧化。最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做出种种努力保护游医时，院长竟毫不讳言，说“还不就是为了钱！”
正是一个“钱”字，使这些医疗工作者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给游医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甚至为非法游医提供了一切办公用品和票据、处方笺、化验单，将游医包装成了正规医院的医生。而这些内容却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能播出。
节目播出后，有一些朋友问我，《游医的自白》里所说的那些骗术真的能骗患者几千元几万元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些游医并不是在低矮潮湿的小平房里骗人上当的，他们是在国家正规医院里，穿着白大褂，架着金丝边眼镜骗人的，他们骗人的同时，有微波治疗仪在旁边闪烁着各种信号，满桌摊着某某医院的处方笺和化验单，因此受骗上当的患者也就不是少数了。以上这些就算是对《游医的自白》的一些补充说明吧！
第四部分 心海偶得——心灵深处的感悟黄洁：深刻的只有片段
其实来《访谈》前我所在的城市也是许多人向往的地方，那会儿工作单位挺好，收入挺高，而且围了一群铁友，常常一起吃喝玩乐，日子是逍遥的。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不，确切的说，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梦想——在中国搞新闻怎么也得见识一下中国新闻最高殿堂（当时我心目中的这个殿堂就是《焦点访谈》），于是孤苦零丁跑到了北京。
最开始想这种孤独是暂时的，因为最终会回到我热爱的那座城市。第一年是这么想，第
二年也是这么想，第三年还是这么想，但是当第四年到来的时候我把档案从可以说是“铁饭碗”的地方拿了出来，放进了北京的广电人才交流市场，印象很深的是办完手续的那天不想见任何人，但又那么害怕孤独，于是一个人在街上游荡了几个小时，这样既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又可以不说一句话。记得那时候心理很矛盾，从小在红旗下飘大，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习惯的是安安定定生活，如今，从一个稳定的单位出来了（当时不敢告诉父母，传统的他们是接受不了的），完全的投身到了《焦点访谈》这样一个随时可能会被淘汰出局的地方，心是漂泊的。
访谈是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这里没有职称的概念，也没有过多等级的概念，任何时候都是谁胜任谁上，大概老资格的人也没有优越感可言，因为全中国想来的人太多，这里常常都有新面孔出现，你不做有的是人争着抢着做。在这里至少我总在感觉自己是个临时人，不敢奢望未来，只想脚踏实地做好每一期节目。
访谈是一个心理没有保障的地方，可你无意识地就被它吸引着，有它你很难去选择其它，它的魅力在于它给了你一个好舞台，你可以在这个舞台迅速成熟起来，可以真正的与中国社会全接触，为了不被赶下这个舞台，你不得不认真的观察社会，仔细的研究各个领域的现状，努力让自己不落伍，也许这也是这个地方魅力所在。不过，应该说，其他一些地方同样有这种魅力，但比较其它的媒体甚至更多的地方，访谈还有一个优势，它更容易给你成就感。当你的确研究到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或者还没被大家关注，但的确存在的问题，通过你的记录、调查，展现在节目中后，它能较快较大范围的得到广大百姓的认可，还常常会引起中央高层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关注，甚至会因此改写某项政策，这些往往会让你感觉到一种认同。
来这5年了，记忆没法连贯，清晰又模糊着，深刻的只有片段。
还记得刚来时授业恩师余伟丽领着我去徐州做一个关于棉纺织厂压锭的节目，在走进一个偏僻的工厂时，余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让我在外边观敌了阵，告之发现有危险立即请求北京支援，在他们进去的这一个多小时我的腿就没停止过颤抖，嗓子一直干得冒烟，只知道隔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忍不住给北京的制片人关老师打电话说他们还没有出来。
还记得后来我去山东拍豆制品节目时也曾带过一位实习生，进现场时我也曾让她在外面观敌了阵，出来时，她看到我们出来高兴的手舞足蹈，说她也是不停的给关老师打电话，并且她躲进了二楼洗手间，把洗手间的窗户打开了，决定有人进来她就从二楼跳下去。天哪！险些节目没做先致残一个。
还记得——
10年，焦点访谈长大了。5年，来这里来寻找梦想的我也长大了，至少到事件发生的现场不再会紧张的两腿颤抖嗓子发干。
我想没着没落日子会继续，但我依旧舍不得离去。
第四部分 心海偶得——心灵深处的感悟刘爱民：走向战争深处
1996年夏天，我在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接触到了一个来华访问的日本民间调查组织，这个组织中有社会学者、有律师、有演员、有大学生，他们自愿结合在一起，多年来一直在中国调查一件事情：日军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经过。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第一次了解到日本在对华战争期间，在中国战场上研制和广泛使用过细菌武器，造成了无数平民和军人染病死亡，这个事实令我震憾。也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采访关于细菌战调查的节目。正是通过对细菌战的调查，我深感到不道义的战争手段会衍生出多少可怕的结果，
会诱发出人类身上多么可怕的兽性。
在1996年以前，我自己曾有过18年的军队生活经历，从一名士兵擢升为中校。尽管如此，我对战争一直没有具体的认识。1979年中越边境炮声响起来的时候，尽管我离边境只有几百公里，但是从未接近过战区。我不了解死亡，不了解战争中人的心理。直到1996年夏天，我采访到5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细菌战之后，我才从一个平民的角度，感受到了战争是如何让生命变得渺小、让道义迷失至尽。
实际上，对日军进行细菌战的调查首先是从日本开始的。最早人们只知道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地区拿中国人做活人试验，并且还进行了鼠疫、伤寒等细菌的培养，准备用于战争。但是到底有没有用于战争？如何用于战争？造成了多大中国军民的伤害？一直没有认真调查清楚过。二战后中国忙于内战，之后又是两岸分治，又是内乱，这段历史黑幕从来没有被揭开过。到了八十年代，日本个别参与战争的老兵开始说出一些历史真相，这段细菌战的历史才开始露出冰山一角。但正因为有了冰山一角露出，日本民间的一些社会活动家开始了对这一非人道的战争罪行进行全面调查。
现在根据中日民间人士的调查，日军当年在华东、华北、西北、东北战区，用空投、地面投洒等方法，广泛使用了细菌武器，起码造成了几十万中国平民和军人致病而死。而这些数据和事实，都是中日民间人士用自己的双脚，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在中国一个省一个省，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扎扎实实调查出来的，而日本政府至今都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战争档案。
事实求是地说，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此的调查活动远远落后于日本。或者说是由于有了日本的民间调查，才有了中国受害者的跟上。即便如此，中国受害们对这一战争罪行的控诉和追究，也常常受到诸多的限制，常常被自己国内的政治环境所不容。为此，我制作的节目，也有了几多波折。《细菌战的调查》这期节目1996年夏天采访拍摄完毕，原本定于1996年的“9·18”纪念日播出，后却被推至1997年1月10日才得以播出，同时删去了关于中国民间索赔方面的内容。《难民营里的罪恶》这期节目的命运好一些，在删去了一些可能“影响中日友好”的内容后，于1997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播出。至今，我对采访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还记忆犹新。
在我初次接触日本的一些民间调查细菌战的人士时，认识了一位名叫水谷尚子的大学生，她的舅公名叫石田甚太朗，曾是日军驻华细菌部队之一的1644部队的一员。这支部队的总部当时设在中国的首都南京，原址就在如今的南京军区总医院的位置上。在南京时，石田所在的细菌部队天天用中国人做鼠疫实验，直至这些中国人死去为止，为的是繁殖、制造大量的鼠疫细菌，然后制成细菌武器用于战争。由于目睹了数百名中国人在实验中活活致死的恐怖情景，石田战后回日本一直郁悒寡欢，负罪的心理使他苦闷。但在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重压之下，他像所有的细菌部队成员一样，对这段历史只有缄口不言，一直到死。石田到了晚年，因为曾经目睹了日本细菌部队的恐怖“研究”，最后他甚至对现代医学都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到了生病都不敢去医院的程度！在临终的前三天，老人把外甥女水谷尚子唤到了身边，拿出了他50多年前在中国使用过的手术刀、保险柜的钥匙、部队的徽章等等，亲口说出了1644细菌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作战的一些重要事实。他要求自己的外甥女到中国去，向中国受害者公开认罪、赎罪，他要使自己的灵魂能够安息。
从此，年复一年，在中国华东、华南的许多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一位名叫水谷尚子的日本女子的足印，她按照舅公临终前的讲述，在南京、杭州、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等地一遍遍地调查、赎罪！石田生前终于没有勇气揭露战争中这一最隐秘、最肮脏的一幕，只有等待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此进行道义谴责。
人类打了几千年的战争，战争的胜负的确是最重要的，但是通过什么手段去获胜同样是最重要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人们可是容忍战场上数十万、数百万生灵涂炭，但屠杀战俘是永远不能饶恕的。希特勒德国吞食波兰、突袭苏联、占领法国，人们对此的评价多见于军事、国际政治方面。可是当希特勒开始用焚尸炉屠杀犹太人时，任何一个人的感情都开始愤怒和紧张，因为它剌穿了人类的道德底线。道义，毕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神经系统。
为什么要在50年后重新调查这段历史，因为人类要找回失去的道义。在采访中，我们还接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有无数在细菌战中受害的中国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正在开始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间索赔。真的出乎我的想象，目前中国居然有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从事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民间索赔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细菌战的直接受害者。同时在日本，也有成百名律师在为中国受害者们提供法律支持。
在杭州，我采访了在浙江教育学院工作的高雄飞教授。在他四岁时，日军空投的一枚炸弹，同时炸掉了他和母亲一人一只手臂。作为一名战争受害者，从18年前开始，他就一直为民间向日本政府索赔四处奔走。在华东地区，他竟然征集到了数万名中国受害者的签名和受害资料。他有段话给我印象非常深：文明社会就应该用文明的方式去反对侵略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索赔。首先，索赔具有民间性，它把最残酷的战争细节展示出来，深深影响加害国和受害国人民的情感；其次索赔具有法律性，它可以让加害国通过法律来判定侵略罪行，这比政府的反省和道歉要可靠得多。
无论是水谷尚子，还是高雄飞，从他们身上，我感到道义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东西，思考战争的道义、思考战争手段的道义，一定会对人类的未来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