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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地方就像是有着魔力一般，让你离得越近越没有感觉，甚至索然无味；一旦离开，且离得越远却越发思念，常常魂牵梦绕。
这种不可思议、无法触摸的矛盾心态，终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让我幡然醒悟：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经历了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那个地方就是家乡了。你之所以对家乡有着深深的眷恋，是因为那里有自己生活的痕迹和抹不去的烙印……
年 夜 饭
过年回家，那就一定要吃年夜团圆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哪怕是杨白劳躲债在外，此时也要车上二尺红头绳，冒死赶回家中，与喜儿欢欢喜喜过个年，何况是游子们呢？
吃年夜团圆饭，无疑是游子们翻山越岭回家一趟后最激动的时刻。窗外边回荡着劈啪作响的鞭炮，屋里面飘逸着醇厚浓郁的酒香，话语间流淌着问寒问暖的温馨，此情此景真的醉人。那一刻，即使你有着说不完的艰辛，酒杯里也斟满了幸福；那一刻，即使你有着道不尽的疲惫，笑容里也写满了轻松；那一刻，即使你有着解不开的忧愁，心田里也流淌了温暖。
于是，孤独漂泊的寂寞便不算了什么，长途跋涉的奔波便也不算了什么，常年劳顿的苦难便更不算了什么。一家人说呀，喝呀，笑呀，叫呀，其乐融融。而此情此景，常常让我们兄弟五个把持不住，一醉方休。在家中，我虽排行老二，但是酒力却是最后一位，喝不到一半就会翻江倒海，一直吐到胆汁出来。
每逢遇此，母亲总会一面把毛巾用热水烫过敷在我的额头，一面嘴里不住地唠叨：“看看，看看，不能喝，撑什么能哩？”然后，回头就数落其他哥四个：“你们喝个半斤八两的能行哩，老二也能行？”兄弟们闻言总是会意地笑笑，仍旧拉上我继续喝。母亲尽管是不住地埋怨，但是我能感觉得出母亲的心中始终洋溢着幸福的满足。她老人家为自己能够把五个儿子此时此刻召唤在一起，给他们提供一方开怀畅饮、谈天说地的圆桌感到无比的自豪。
但是，今年的年夜饭，我没有喝高。母亲对此反倒有些惊诧，嘴里虽不明说，却话里话外流露着不安：“看看，看看，老二喝好哩，肯定累哩，那就早点睡吧。”
我没有累，也不想睡，只是喝着喝着就想起了自己。
漂泊打工的日子，辛苦对于每一个闯荡世界的游子其实不算一件最难受的事情，因为在他们抛家舍业，甚或是离妻别子走出家乡的那一步开始，他心里就已经明白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白娘子，更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你可以一年到头撅着屁股劳作到没黑没夜，你也可以春夏秋冬埋着头做人到无欲无求，但是你摆脱不了灵魂的孤独，那孤独就像是一剂永远也无法洗尽的黄连水，浸泡着你的舌苔，侵入到你的骨髓，让你苦涩难咽，却又无法触摸，真的最难受。记得初来北京第一年曾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在出租屋周围像幽灵一样漫无目的地徘徊过一整夜，都难以排遣内心的那种寂寞与空旷。
其实，孤独就是缺乏交流。游子内心深处那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本能反应，以及那种“逢人渐觉乡音异”的防范心态，使他们总是觉得身边的人就是“伤心江上客，不是故乡人”，因此难以交流，不敢交流。而交流的前提恰恰是信任，是亲人般的信任，交流的平台恰恰是氛围，是家庭般的氛围。
可是，可是放眼望去，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交流的平台在何处？信任的基础又在哪里呢？
想到这儿，便忽然觉得有时候在《焦点访谈》一年中难得几次的集体聚餐，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去或者缺席，实在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组里的聚餐其实就是大家伙儿一次难得的交流。有交流，就有可能找到推心置腹的知己，而断不至于再“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有交流，就有可能增加同伴间了解信任，甚或会出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组里的聚会其实为同伴们提供了一个歇息的平台。有平台，你就能够更好地选择自己前行的方向，而断不会再“念天地之悠悠，独仓然而泣下”。有平台，你就能够扎实地迈出自己的脚步，甚或会感到“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
如此便开始渴望着下一次组里聚餐时刻的早日到来了。
我想我会把每次聚餐当成我在故乡家里的年夜饭的。尽管在北京已经没了蚀骨的孤独，有了可以交心的朋友，但我还是感到活得有些累，想找个平台歇息歇息。
压 岁 钱
在我成长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年父母亲给压岁钱的事情，那时节过年能吃上一顿猪肉饺子就已经高兴得放屁震天响了。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铁路工人，当年全家七口人全仰仗着他的工资过活。兄弟五个，那可就是“五只老虎”呀，又赶上长身体的时期，能吃能穿的，花销再怎么节俭也要比平常人家多些，即使不能填饱肚子，也不能总喝西北风吧！但是父亲的那点薪水却在母亲的精打细算中，成功地拉扯了五个儿子，且度过了缺衣少食的文革后期。就为这一点，兄弟五个有三个选择在铁路上子承父业了。每谈及这些话题，父亲常常引以自豪，眼睛里顿时放出光来，尽管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们兄弟五个什么压岁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父母亲也时兴过年给孩子们压岁钱了，但接受红包的对象变成了他们的孙子孙女了。吃完年夜饭，母亲便开始分发，五个孙子孙女，一人一份，不多不少。父母给了，兄弟妯娌五个也要给呀，当然那是象征性的，因为给来给去，绕了一圈大家给出的还是一样，没多也没少，只不过是钱由大人手里暂时转到了孩子手里。
女儿一开始对于爷爷奶奶的压岁钱还挺高兴的，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有些不以为然了，因为在所有的亲戚中，爷爷奶奶给的数量总是最少的。她常常在我面前显摆姥姥、姥爷给了几百几百，姨姨、姨夫送了几千几千。妻子也时常对我说：这日子好过了，咱妈咱爸可以多给点也没啥呀！哪怕是多给了孩子们，咱再给以补贴呢？过年不就是让孩子们高兴嘛！
起先，我听到了总是嘿嘿一笑，找茬儿闪过去了。但是经不住妻子女儿的多次反复，便发现这可能不是个小问题了，另外也觉得妻子的话有些道理，于是想劝劝母亲，但是每一次见到母亲极其认真地分发压岁钱的样子，见到父亲在一旁神情专注地看着那一幕时的微笑，话到嘴边就缩回去了。
对于现今的孩子们，连过年得压岁钱，都变成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相信初创这一习俗的先民们闻之一定会后悔得吐血。这可是白白得到呀！白得也有不高兴的？
再说了，压岁钱有什么呀？不就是大人们岁末年关对晚辈表达一种关爱与祝福的年俗嘛？有钱人家富裕，就多给些，日子过得紧巴的，就少些甚至免了，那些压岁钱的有无以及多寡，并不代表关爱的厚薄。倒是我一直以为，压岁钱里有着长辈们的企盼，企盼着孩子们将来能龙凤呈祥，当然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责任，表达着自己对于养育之责的一种守望方式。
把个小小的压岁钱上升到一种责任，话题就显得沉重了，当然，女儿的不以为然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现今的孩子们已经在把大人压岁钱的多寡当成了衡量自己在“责任人”（姑且允许让我用这个词汇来表达）心目中地位的坐标了，而由这座坐标派生出去，则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她会根据得到压岁钱的多寡来决定着每一个“责任人”在自己心目中地位的轻重了。也许孩子们的心空是万里无云的，大人的猜测多少有些主观臆断，或者是言过其实，但是我们也会走上父母今天的角色的。
小小的压岁钱，这年头它所包含的内容竟有如此之广，重要性竟有如此之大，每个人对它的理解与感受竟也这般得丰富变异！一个愿给，一个白得，本来是件简单而高兴的事儿却变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当这细小的碎银子变成如此这般沉重的时候，任何人的心也会变得沉重起来的，都不会再漠然视之了。
——瞧，这年儿过到了这份上，你还能轻松吗？
孩子们如此，我们大人呢？由压岁钱自然就扯到了过年的奖金。发过年的奖金，我就一直认为是领导发给下属过年的“压岁钱”。而今，社会上各单位的奖金也多以红包形式背对背派发，每个人的数字是保密的，自然有着较大的差异。尽管如此，张三李四和王麻子的区别仍能被人打听得出来了。于是每一个人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凭什么”的问号。这些问题类似语文修辞学中的“反问”，不需要回答，最多不过是骂爹骂娘宣泄一下，当然不是自己家的，也就不了了之——与领导谈论奖金分配，和与农民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该是一个道理。骂了、吵了、闹了，会有什么用？明天该干什么不是依旧继续？没听过哪位名人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何况钱这东西，过于争取，便令人反感，全无心思去考虑除了计较之外你的其他很多优点与快乐。
话虽这么阿Q般的说，假如领导多给些银子，发个大大的红包，任何人也绝不会拒绝，没有谁会跟钱过不去的。但是，红包拿得大也未必真开心，总还有人拿得更大呢！何况承了人家额外的恩典，当然要心存感激，就像《聊斋志异》里的田七郎，因为得了他人的救助，便时刻准备着将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家性命，用以回报恩公，否则就有麻木不仁、狼心狗肺之嫌。可是回报过于直露和厚重了，又害怕不平衡者派生出许多的联想，认为你在溜须拍马，讨乖取巧，你说话做事只得格外小心，虽欣欣然却不敢有喜色，只能憋着，且装着。
——瞧，这红包发到这个份上，你说累也不累？
于是，便真的怀念没有压岁钱却希冀不死的童年了，也便觉得父亲的自豪其实就是度过了酸甜苦辣生活后的一种平静回归。
于是，便由衷地感觉在《焦点访谈》的平和日子了，没有过多的烦恼杂事，一切就以节目定论用事实说话，多单纯轻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