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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暨南大学同学在祖国 暨南大学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归国华侨学生，但也招收部分国内学生——其中以归侨、侨眷的子弟为主，这些学生毕业后，除了大部分回到各自的原侨居地参加当地工作外，也有一部分居留祖国参加各项工作。全国解放后，这些同学有的担任侨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各机构的领导工作，如现任中央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林修德，在广东的知名人士秦元邦、蔡演雄、黄长水、蔡世英、黄明慧、梁社焕、彭晓帆、吴楚及贵州大学校长陈希文等。
当年著名足球健将陈镇和在中华民族奋起进行抗日战争期间，投笔从戎，加入了祖国的空军队伍，旋于一九四○年间炸毁日本出云舰时为祖国壮烈牺牲。
强大的体育阵容
国立暨南大学的学生很重视体育锻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这种优良传统仍能保持下去，并且有所发展，其中尤以足球、篮球、田径等体育队尤为突出。
国立暨南大学足球队 暨南大学足球队是饮誉国内外的一支足球劲旅，在江南八大学足球锦标赛中，历年以来，几乎是绝对冠军。交通大学和光华大学两支足球队，虽也属强队，并曾一度与暨南大学足球队鼎足而立，但亦稍觉逊色。约在一九二九年间中国国立暨南大学足球队曾远征菲律宾，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坤甸（今印度尼西亚），法属安南（今越南、老挝、柬埔寨）、暹罗（今泰国）等各大都市，均载誉而归。当年的足球队教练是梁官松（著名的足球老将），队员中以谢全和、冯运佑、江善敬、庄世鸿、刘始赞、陈家球、陈镇和、符和萱、陈秉祥、陈镇祥、蔡今才、罗海光、梅洪宝等为主力。迨徐亨、徐亚辉、戴麟经等先后进入国立暨南大学后，足球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劲。这些队员多数是归国华侨学生。当年上海市租界林立，历年来都举行上海国际足球友谊比赛，在许多外国雄劲的足球队如英格兰队、苏格兰队、葡萄牙队、法国队和犹太人组织的犹太队等群雄逐鹿之中，国立暨南大学能以一间大学组成的足球队于历年上海国际足球友谊比赛场上，名列前茅，诚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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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世英：暨南大学杂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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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暨南大学足球队队员中陈镇和、冯运佑、徐亚辉、戴麟经、陈家球、陈镇祥等曾先后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历届远东运动会，其中陈镇和、徐亚辉更为出色，他们曾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一九三六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队教练余衡之也以中国足球队教练的身份参加是届运动会。会后，中国足球队在余衡之教练率领下，远征西欧——法、英两国。
国立暨南大学篮球队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国立暨南大学篮球队，在江南八大学篮球锦标赛中，虽有高大中锋李城元和远近投篮准确的神射手黄兆霖等猛将，但在当年还赶不上拥有国手欧阳旭辉、谈达骅、倪光祖、孔广益等的持志大学篮球队。因此，在江南八大学锦标赛中始终徘徊在第二或第三的名次上。后来，菲律宾华侨篮球界名宿将陈掌谔担任国立暨南大学体育主任，从此该队在著名教练的领导下，勤学苦练，普及提高兼筹并顾，到三十年代初期，国立暨南大学篮球队的球艺、技术水平均得到飞跃进步和提高，在江南八大学篮球锦标赛中，屡获冠军称号，与当时的足球队齐名。该队基本主力队员为蔡演雄、王南珍、尹贵仁、韩振元、邝耀雅、徐亨等，其中蔡、王、尹等三同学还代表中国篮球队出席一九三六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国立暨南大学田径队 国立暨南大学田径人才辈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短跑的钟连基、郝春德，撑竿跳高的曹裕等都是誉满申江的运动健将。到三十年代，撑竿跳高运动员符宝庐，短跑运动员傅金城先后进入国立暨南大学，在江南八大学田径运动锦标赛中，该队成绩更为出色。其中郝春德、傅金城（短跑）、符宝庐（撑竿跳高）等代表中国田径队出席一九三六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教练沈昆南则以中国田径队教练身份参加是届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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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圣约翰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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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我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rous相混乱。我对这个字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我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去旅行，都随身携带。
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时，却有一意外之影响，详情当于次章论及。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藉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的著作，还有张伯伦（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之基础》（FoundationsOfNineteenthCentury），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五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我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F。L。HawksPott），娶了一位中国的淑女为妻。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日早晨在校园的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各处去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哪些事要做。我相信，伦敦伊顿学校校长安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安诺德博士他自己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中国好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我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像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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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圣约翰大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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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伯仲之间。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我发现了我在国学知识上的漏洞，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我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我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我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了。
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冲击到全中国，我是民国五年在圣大毕业的。中国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激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乩，等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入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与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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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裕光：回忆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