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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未尝读元、明以后的书。这三日三夜的海程，成就了我和谢互相补课的机会，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的。
我知道谢的姐夫在天津做官，谢也知道我有亲戚在天津海关工作，届时双方都会到码头接待我们。
船到天津码头时已是暮霭迷蒙，果然双方都来了，我和那个亲戚从没见过面，是祖父写信告诉他的。现在却由谢砚谷把我介绍给我的亲戚，彼此不免大笑。谢的姐夫说，开学日期还有四五天，不如在天津玩一两天再进京吧。
于是我住在亲戚家里，谢住在姐夫家里。第二天上午，我与亲戚到谢的姐夫家里闲谈。谢的姐夫问我：“听说你有个表叔在财政部，是佥事呢，还是司长？”我答，不大明白。我的亲戚说，出去玩玩吧。但天津没有可供游玩的公园之类。路过一丛洋楼，谢的姐夫说，这是南开大学。中午到了，我的亲戚提议上馆子。谢的姐夫说有个馆子价廉物美，他常去，招待周到。我是一点酒都不能喝的，他们三人既醉且饱，我的亲戚同谢的姐夫争付酒饭钱，结果，二人平分。此时已近黄昏，我的亲戚提议听戏。我从没上过戏园，而且奇怪为什么在夜间演戏。谢的姐夫说，此间有日戏，也有夜戏，名角儿是黄昏后上台的。于是进了一个戏园，只见舞台前摆着二三十条狭而长的木板凳，已有人坐在那里，却是斜欠着身子，把耳朵对着舞台。后来知道南方人叫“看戏”，而北方人叫“听戏”，所以耳朵对着舞台。我们一行四人，也拣空位坐定。此时戏园中人声嘈杂，我的亲戚和谢的姐夫也在议论今晚的戏目，台上正演武打戏，锣鼓喧天，可是我竟坐在这窄条凳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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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报考北大前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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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和谢砚谷进京，火车在崇文门车站停下，卢桂芳（他是卢表叔的儿子，那时在北京读中学，他比我小几岁，大名树森，表字奉璋）带了两个男当差正等着呢。
卢表叔早知道我和谢砚谷作伴来京，料想行李必多，所以派了两个男当差。
桂芳表弟送我和谢砚谷到译学馆，这是两层楼的洋房，是预科新生的宿舍。课堂是新建的，大概有五六座，却是洋式平房，离宿舍不远。我问桂芳表弟，才知卢表叔任公债司司长，极忙。
谢砚谷上课两星期，他的姐夫通知他：南开大学也招新生。谢砚谷又去考了南开，也被录取，从此我和他就分别了。
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二百多人，分四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约有座位四十至五十。至于宿舍（译学馆），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楼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现在记得，一个是毛子水，浙江江山人，另一个是胡哲谋，浙江宁波人，后来上课时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他希望胡哲谋也象他自己那样，成为数学家。但胡哲谋喜欢文科，他的叔父为之不悦，有“让他试一年再说”的话，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我的。
在沙滩，另有新造的简便宿舍，二三十排平房，纸糊顶篷，两人一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书桌、书架之外，中间只容一人可过。取暖是靠煤球小炉，要自己生火；而译学馆宿舍则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校役）生火。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理科院长胡仁源（湖州人，留美）代理，预科主任是沈步洲（武进人，亦是留美的）。教授以洋人为多。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沈尹默教国文，沈兼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学，课本是许慎《说文》。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学。陈汉章早就有名，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期望得个翰林。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为北大以后仍请他当教授。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听到了，晚间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我到他家中谈话。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他这样做，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颓风。他说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记得有一次，本科有个学生问及“经今古文”之争该如何看待，他作了回答，并发给我们参考。这是一篇骈文。每句都有他自己作的注解。全文记不清理了，大意是：他推重郑康成，主张经古文派和今文派不宜坚持家法，对古文派和今文派的学说，应择善而从。他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满意，说刘歆（本名秀，后汉时为避光武帝讳而改的）怎能编造春秋左氏传如此其完整，全书没有破绽。（按：康有为是今文派，他的《大同书》是根据何休《公羊传》的学说而加以推演的。）
教本国地理的是扬州人，他也自编讲义。他按照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水经注》，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
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我们课余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彦和）《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史通》。
清朝末年，江西诗派盛行，江西诗派的始祖是黄山谷，沈老师抄示黄山谷的《池口风雨留三日》，诗是七律，其辞如下：“弧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远山长双属玉，人闲心苦一舂锄。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他又说，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池口风雨留三日》见外集。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他还把他作的诗抄给我们看，可惜我现在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同学中有问沈老师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回答：不是。但又说沈兼士曾从太炎先生受“小学”要旨。同学中又有人问：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是不是真的？回答是真的。沈老师又说，你们想懂得一点佛家思想，不妨看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然后看《大乘起信论》。我那时好奇心很强，曾读过这三本书，结果是似懂非懂。现在呢，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仅记其书名而已。
至于外国文学，当时预科第一类读的是英国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和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两个外籍老师各教一本。教《艾凡赫》的外藉老师试用他所学来的北京话，弄得大家都莫名其妙，请他还是用英语解释，我们倒容易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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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报考北大前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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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第一类规定第二外国语（英文是第一外国语）是法文或德文，我选择了法文。教法文的人不懂英语，照着课本从字母到单字，他念，我们跟着学。幸而那课本是法国小学用的，单字附图，我们赖此知道该字是指什么东西。听说这法国人是退伍的兵，是法国驻京使馆硬荐给预科主任沈步洲的。
教世界史的（实际是欧洲史），是个英国人，用的课本是迈尔的《世界通史》，分上古、中古、近代三部分，上古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然后希腊、罗马。此书附有插图。（大概这是当时比较好的欧洲史，后来有人译为中文出版，即名《迈尔通史》。）
预科第一年上学期的学习情况，略如上述。到下学期，有了较大的变动。《艾凡赫》与《鲁宾逊飘流记》都由中国人来教了。法文老师换了人，是波兰籍，他教法文和德文，用英文解释，但因其也教预科第一类学生之选学德文者，在我们班教法文时，有时忽然讲起德语来。他也教预科最后一年的拉丁文。
但是最使我高兴的，是新来的美籍教师，据说是美国的什么师范大学毕业的，年纪不过三十岁。他的教学方法好。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等等。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的死板规定，出个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我的同班同学中，一位姓徐的，单名佐（富阳人），英文程度较差；因与我友好，请我代作。我先给他作了，然后作自己的。但是出手虽快，却常有小的错误。胡哲谋是我们班中写得最好的，老师常常表扬他。
母亲早有信来，寒假不必回家。平时，每逢星期日，我即到卢表叔公馆去。卢表叔知我寒假不回家，便邀我到他家去住。但我还是婉辞。因为宿舍里江、浙两省的同学大多数都不回家，宿舍照常生火。我只向卢表叔借他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的《史记》。卢表叔欣然借给我，并说，如有不懂之处，不妨问他。从此每逢寒假，我就借卢表叔的二十四史来读。在二十四史中，辽、金、元、宋、明等史，我都不感兴趣。寒假是一个月又半，三年是四个月又半，当时除前四史是精读，其余各史不过浏览一遍而已，有些部分，如关于天文、河渠等太专门了，我那时也不感兴趣，就略过了。卢表叔说，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我当时是相信此说的。
平凡而又繁忙的学习生活，使人觉得日子过得真快。转眼间又四月花开，春气洋洋。京中盛传日本帝国提出苛刻的意在置中国于被保护国地位的二十一条。同时又盛传总统（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又传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向来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到了五月，袁世凯全部接受日本帝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先是十口相传，随即各报也刊登了。
在我将要读满预科三年的时候，谣言最多的北京又谣传有所谓筹安会者拟推袁世凯为帝。有一个无聊的英国人写文章说中国不宜行共和，还是帝制好。戊戌政变主角之一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反对帝制。但文人之笔端，不是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所畏的，他终于十二月称帝。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在西北、东南沿海各省、两广，同时并起，声势极大，但皆为袁平定。然而被软禁的蔡松坡将军得了一个妓女的帮助而逃到天津时，袁世凯这才有点惊慌。因为袁知道蔡必在云南起义，而守四川的陈宦，是袁所不信任的。当我将要结束三年预科的学习，即在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本来预备在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以庆祝的广东焰火，在社稷坛放掉。我和许多同学在这夜都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去看放焰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在半空中以火花组成文字的广东焰火。那夜看到的火花组成的文字是“天下太平”。据说，本来还有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
当我正在准备预科的第三年的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
（摘自《我的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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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我到北大任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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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大学任教，始于一九一七年下学期，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大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一九一六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