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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戴着各种面具出现，驱赶着人们朝着生命的固定的轨迹前进，积极地建设维护着所有有关生命的梦想，我相信，所有的恨及不满都是假的，人们无条件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这个世界中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特别是，人们爱着自己的同类及伴侣，只有嫉妒会破坏这种爱，使之不完整，然而，嫉妒也无法阻止人们去留恋人生的各种印记，特别是有关性的印记，这些印记深烙在青春、孩子以及家居当中，毕竟，人们没有发现任何高于人生的世界，人们的情感被那有关生命的梦想抓得牢牢的，尽管那梦想是那么地虚幻、无法走近，事实上，它不过是死路一条而已，真是令人泄气。
从长远看，人类的生活，是从大自然中走进家居的，家居是人类的外套儿，它保护着人们，使之不受天气的影响，使人们的工作生活质量及效率大幅度地提高，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有一个短暂的具体目标，人们为此而奔忙，但是且慢，一旦人们休息一下，停一停，想一想这一件事，也就是在那所有琐屑的事情之外，人生还有些什么内容的时候，空虚便从天而降，一种无可扼制的无聊感就会油然而生，事实上，即使在一个布置得完美无缺的家居里，人们也会很快厌倦，就像人们很快会厌倦一件任何样式的艺术品一样，缺乏精神世界的人们，必会尽快从家中走出，去各种地方寻求新奇，用以满足自己的感官及精神，在这里，我必须指出这样一幅图画，人们深陷在舒适的沙发里，所有的欲望暂时得到了平息，这种情况发生在精力不济时，便会昏昏欲睡，但不幸的是，更多时候，人们仍有富余精力，那么，有谁会去热情地一遍遍欣赏那曾被描绘成百看不厌的家呢？是的，人们不会，人们通过电视，过着虚假的公共的生活，努力从中寻找与自己有关的各种信息，然而，那假象很快便会暴露无疑，因为公共生活首先必是一种交流的生活，那才会令人感到安慰，于是，人们跑到英特网上，不幸的是，再快的英特网也不够生动，单调乏味终于控制了一切，因为这一切均是虚拟的，而人们追求的则是有血有肉、多彩多姿、真实可信。
我本人常常在家，也干过装修自己的居室、美化家庭之类的事情，深知这件事的缺陷，那就是，私人性质的生活单调至极，无可忍受，那可恶的一成不变的空间，那单调的打发不去的时间，常常令我的神经不堪忍受，无论添置什么新的生活用品，还是养花养草、养猫养狗，或是与别人同居，都无法弥补那属于私人生活的特有的寂寞，那是一种无奈的窒息感，独处家中，真是形单影只，如处牢笼，倍觉烦恼与绝望，事实上，我现在认为，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极度有赖于健康安全的公共生活，而放眼四望，那种生活在何处呢？
人类在公共生活方面是有过一些成功的先例的，蒙马特高地、格林威治村等，我认为，这种生活是个人家居生活以外的最终避难所，一般来讲，为了更丰富的公共生活，人们宁可放弃自己的私人生活，若是有一些叫我真的留连忘返的好去处，我甘愿一把火烧掉自己的家，人们建设好自己的小窝儿，下一步便是要离开它了，我不相信会成天呆在自己的小屋里发愣有什么温馨之处，放上音乐，喝上一杯闷酒，那滋味之艰难苦涩，叫人凭空望而生畏，而多彩有趣的公共生活，更有赖于社会的精力安排，那是有关人类生活方式的更关键的部分，它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是人类涉及幸福欢乐这些概念的一部分，事实上，作为一个北京人，我对此真心地表示绝望，因为无论回望或展望，我都没有看出人们对此有任何行动的迹象，看来这个古老的民族对于单调乏味，有着惊人的忍受能力，换句话说，在精神上，人们是那么容易满足，这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极端贫乏与枯燥，真是够稳定的！对此，尽管我特别地不解，但仍表示由衷的敬佩看来，那些徘徊在中国家居中的妖魔仍在沉睡着，唉，但愿它们能够长眠不醒。
社会3
编辑约写一篇稿子，想谈一谈七十年代人的矫情，我却不知谈些什么好，据说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矫情的始作俑者，依我看，矫情更像是一种性格而不是社会风气，至于矫情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这倒很难说得清楚，有时候我觉得无非就是一种特主观的个人感受，当你觉得别人矫情的时候，往往你正处在矫情的另一端。
矫情中暗藏着一些私人性质的体验，按照常人的理解，一个人喜欢罗大佑无可厚非，但
要是喜欢得非要坐飞机到上海去听罗大佑个人音乐会，就是喜欢得有点过分，那就是矫情了，比矫情更叫人看不上的是狂热，人们同狂热的人是无法争论的，因为他们懂得狂热是无道理可说的，但他们竟傻到认为矫情是能说一说的，这就叫我有点无法理解，事实上，与别人争论别人的爱好毫无意义，一个人喜欢红色，另一个人喜欢蓝色，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二○○二年，各种报纸杂志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谈论小资，春上村树、咖啡、红酒之类的东西纷纷进入话题范围，直到二○○三年出现一本小资手册，把英国作家乔伊斯也纳入小资范围，一下子，在我眼里，小资这个词语便成为人们生活中所有事物的代名词，连乔伊斯都小资了，还有什么不可能成为小资的呢？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愚蠢的矫情，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愚蠢，然后才谈得到其他，事实上，读过乔伊斯的人少得可怜，这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少得可怜的印刷量上就可看得出来，即使是受过正经文学训练的人也很难读懂它，这样一本书，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庞大人群的明显标志呢？
我认为七十年代人是一个率先迈向健康的人群，这一群人首先意味着经历过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社会时期，在此之前的人受着贫穷的折磨以及精神生活的极端压抑，之后的人对传统缺乏基本的认识，过分地自以为是，而社会从什么都没有，飞速地向物质社会转型，转型后的社会以个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论成败，精神生活被娱乐所取代，而七十年代人多多少少受到过一点精神生活的吸引，至少，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福柯曾成为七十年代人的时髦话题，要知道，想谈论那些话题，就需要有一点相关的知识与对思想的好奇心，往后看，成为时髦话题的就只有漫画、明星、旅游、汽车和时尚家居，在七十年代的人看来，成功还是人们生活中众多内容中的一个，对于成功还存在道德上的某种考虑，而八十年代，道德顾忌彻底地消失了，成功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而那梦想的内容只有一个单调的钱字。
我认为，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以及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使社会对财富抱有一种幻想，认为财富至少可解决人们的大部分问题，这是一种唯物质主义的矫情幻想，从长远看，财富所能代表的，只是一种少数人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它并不具有太多意义，特别是，在财富上成功，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的事，而其他人要是以此为目标，得到的就只有不成功的痛苦，由这种痛苦所形成的社会性的焦虑及压抑，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七十年代人现在正是三十来岁、年富力强之时，他们之所以成为关注目标，是因为他们是城市消费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消费过程中，他们的消费特点形成了某种被争相摹仿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不具有与他们同等消费实力的人看来，是一种附庸风雅，一种过分，因此很容易被称为矫情，而对于超过他们消费实力的人看来，他们是一些沾沾自喜的失败者，因此也极易被说成是矫情，在两者的眼光看来，七十年代的人都有点过分，不幸的是，两种观点都只是局外人的眼光，而在七十年代的人本身看来，他们只是自然地适应着社会以及自己的内在需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行事，我想，毛病不是出现在这群人当中，而是出现在局外人当中，是局外人对七十年代人的生活细节的不理解，要么，干脆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挑剔及误解。
我个人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倒是能更清楚地谈矫情这件事，因为它很像是某种轻微的强迫症，只要人们不过分地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过分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那么，矫情说到头了，也就是一种无伤大雅的私人性质小个性。我本人限于水平，就只能说到这里了。
在我眼里，泡妞是青春期会遇到的问题之一，这是一个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在性欲的趋使下，使用各种手法，赢得适龄女性信任的过程。泡妞的短期目标，是找到一个释放性欲、寄托感情的途径；而它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家庭、生育及培养下一代人类，并使之很好地生活下去；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异性之间通过相互接触了解，建立信任，达成契约，以便相互帮助；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沟通，从而使人进一步了解，自我是什么，而他人又是什么，从而使我们考虑，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一角度看，若是把泡妞与人生的某种重要意义联系起来，一点也不是小题大做，就像人类通过如何取得食物、如何分配食物来认识人性一样可靠。
对于最短期的目标，我是指满足性欲，事实上可说之事并不多，不过，这里面有什么诀窍？
诀窍很明显，那就是，更多的权力，更多的钱，更多的性魅力，一般来讲，有了前两项，你就不必为最后一项发愁了，若是没有前两项，那么，无论途径如何，假装你将会尽快地拥有它，你就有了性魅力，就这么简单。
泡妞的意思就是要得到姑娘，为了得到姑娘，你就得满足姑娘的要求，也就是说，投其所好，一般姑娘要求什么，你就满足她什么，这事儿就成了，如果你无力或无法满足她们，那么只好向她们说谎，向她们保证你会很快满足她们，如果被她们看穿，你就失败了。无论从成功与失败中，我认为，运用头脑，人们都可学到一些对自己有用东西，这里面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从同样一件事中，不同的人可学到不同的东西，从道德上划分，就是好人学到更好的东西，坏人学到更坏的东西。在我眼里，泡妞像世间任何一件事物一样，可以磨砺人的性格与品质，使它更接近自我，使自我更向它本来的样子迈进。
在人的青春期，极易受制于周围的文化与自身的习性，也就是古老的遗传，严重地缺乏自己的判断，在我的经验里，若要认清这两种东西，是十分艰难的，回首往事，我不得不承认，偏见是多么地妨碍人的判断，在当时，我所认为的异性的美好，无论是美好的相貌、皮肤、身材、姿态，以及言谈举止，全是出自自己的文化与习性。我曾以为我有独特的眼光，但事实证明，我的眼光几乎与所有人一样；我曾以为我发现了一个姑娘独特的美，其实大家早就发现了；我曾以为我在追求爱情，事实上不过是性欲通过想像在起作用；我曾以为自己在奉献，事实上不过是在毫无掩饰地设法满足自己的私欲，当我人到中年，蓦然回首，观察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才知自己离自由是多么遥远。现在，我认为失败的恋情更有意义，它令我从社会为个人指定的独木桥上走下来，去放眼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那里有更多的异性，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生活之路。
有编辑来信问我十年前吃什么，玩什么，如何花钱，是否吃碗两块钱的豆腐脑就感到幸福？这些问题问得我直发愣，因为即使现在，豆腐脑也只是一块钱一碗，而对于爱吃的人，一般来讲，可以吃到豆腐脑总是令人高兴的，却很难与幸福扯上关系，我一直认为，幸福是伦理学讨论的一个主题，而在普通生活中，一般使用快乐或快感这样的词语就够了。
不过编辑的话却让我想到十年前的生活水平，沿着这样一条线索，我甚至可以想到一百
年或一千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我们有限的一生里，目睹了很多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物质范围里，食物丰富了，住房面积改善了，我们的快乐增加了吗？这真难说。
事实上，我认为，快乐与否首先涉及记忆，我偏巧有记日记的恶习，翻翻日记本，可以看出，快乐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情，我对着日记，翻来翻去，却无法得出什么结论，一般来讲，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我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有点麻木，有点机械，甚至呆头呆脑，靠着习惯完成一切，吃、穿、性、阅读、写作等等，剩下的时间里，一般都被这样与那样的压力包围着，那些压力令人焦虑，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