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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当情报资料局宣布收集到八千只左右的死老鼠时，人们的忧虑达到了顶峰。有人要求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有人谴责当局，还有些在海滨拥有房屋的人已经在谈论躲到哪里去的打算。但到了第二天，当情报资料局宣称这个怪现象已突然停止，灭鼠所捡到的死老鼠数目微不足道时，全城才松了口气。
可是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医生正在把汽车停靠在屋子前面的时候，发现看门人正从路的另一端吃力地走来，歪着脑袋，叉手叉脚地活像一具牵线木偶。老头儿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医生认识这位教土，和他见过几面。他是帕纳卢神甫，是一位博学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在市内威望很高，即使在那些对宗教抱着淡漠态度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医生等着他们过来。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很粗。他觉得不大舒服，需要换换空气。但是他的脖子、腋下和腹股沟痛得厉害，迫使他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甫扶他一把。
“有几个肿块，”他对医生说，“可能是因为我用力过度了。”
医生将胳膊伸出车门外，用手指四面按按米歇尔伸过来的颈子底部，那里长着一种木头结节似的东西。
“去躺下休息，量一量体温，下午我再来看您。”
看门人走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甫对于老鼠事件的想法。
“哦！这该是一种瘟疫，”神甫说，在圆形眼镜后面的双目露出一丝笑意。
吃了午餐后，里厄正在重新看那份疗养所打来的通知他妻子到达的电报时，电话铃响了。这是他的一个老病人打来请他出诊的电话。他是市政府的一个职员，长期以来患主动脉瓣狭窄症。因为他穷，里厄不收他的诊费。
他在电话中说：“对，是我，您还记得我。但这次是别人。请赶快来，我邻居家出了事。”
他说话时声音很急促。里厄首先想到看门人，但决定晚一步去看他。过了几分钟，医生就来到了外围地区费代尔布街上的一幢矮房子前。进了门，在那又阴又臭的楼梯上他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职员，他下楼来迎接他。这是个五十来岁的人，黄色的短髭，高个儿，背有点驼，狭肩膀，四肢瘦长。
他一边走下来，一边对里厄说：“他现在好一点了，我本来认为他完了。”
说着，他擤了一下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的左边门上看到了用红粉笔写的几个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门，看到一根绳子系在吊灯上笔直垂着，下面是一张翻倒在地上的椅子，桌子已被推到了角落里。绳子孤零零地挂着。
格朗说：“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他虽然用的是最普通的言语，但似乎老在斟酌字句。“正当我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有响声。我一见门上写的字——怎么跟你说呢？——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但他发出一声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呻吟。”
他搔搔头又说：
“照我看，过程恐怕是痛苦的。当然，我进去了。”
他们推开了一扇门，站在门槛上，面前是一间明亮、但陈设简陋的房间。在一张铜床上躺着一个矮胖子。他吃力地呼吸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医生停步不前。在这个人呼吸的间歇中，他好像听到老鼠的吱吱声。但是在屋角里毫无动静。里厄走向床边。这人不是从太高的地方掉下来，跌得也不太突然，脊椎没有断，当然，有点窒息难受。需要进行一次X线摄影。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并且说过几天就没事了。
那人带着呼吸困难的声音说：“谢谢您，医生。”
里厄问格朗是否已报告了警察分局。格朗显得有点尴尬。
“没有，”他说，“嗯，没有，我当时想最要紧的是……”
里厄打断了他的话说：‘当然，那么我去报告。”
可是就在这时，病人激动起来，一边从床上竖起身子，一边抗辩着说他已好了，没有必要去报告。
里厄说：“安静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请您相信我，我有必要去报告一下。
病人叫了一声：“哦！”
接着他把身子往后一仰，开始啜泣起来。格朗捻弄着他的短髭已经有一会儿了，这时走过来对他说：
“科塔尔先生，您得明白，别人会归咎医生的。比如说您企图再干的话……”
科塔尔挂着眼泪说自己不会再搞了，又说这次不过是一时糊涂，他只要求人家让他安静些就行了。里厄开了一张药方并说：
“明白啦，这个咱们别谈了，过两三天我再来，但可别再做糊涂事了。”
里厄在楼梯口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告，但是他将要求警察分局局长过上两三天再来调查。
里厄又告诉格朗：“今天晚上要看着点儿。他有亲人吗？”
“有没有亲人我倒不清楚，不过我会亲自当心他的。”
格朗摇着头又说：
“告诉您，我连他本人也谈不上认识，不管怎样，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
里厄在过道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阴暗的屋角，问格朗在他这个区内老鼠是否已经绝迹。这位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他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但对本地区的传闻没有十分在意。他说：
“我脑子里有别的事。”
在格朗说话时里厄已同他握别，因为急于想在写信给他的妻子之前去看望一下看门人。
叫卖晚报的在高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诉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过。
病人说：“烧得厉害，这混帐东西在烧我。”
布满煤烟色日垢的嘴使他说话时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淌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医生，”她问道，“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现在一点也不能肯定。到今晚为止，按规定给食和服用清血药。要多喝水。”
看门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地位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没有，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
“没有人因为局部发炎而引起发烧的吗？”
“啊，这倒有的，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嗯，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门人不停地讲胡话，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的烧灼下，看门人嘶声嚎叫：“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已肿得更大了，摸上去像木块似地坚硬。看门人的妻子急疯了。
“夜里得守着他，”医生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来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随风而来的是一阵从远郊吹来的花香。早晨街头的人声好像比往常更加活跃，更加欢乐。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全体居民从一星期来暗中担忧的心情中解放出来，这一天颇有大地回春的气息。里厄自己也由于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了心，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来到了看门人的家中。病人早上的体温已下降到38℃。他觉得浑身软弱无力，躺在床上微笑着。
他老婆对医生说：“医生，他好点了，是吗？”
“等一下再看。”
但到了中午，体温一下子上升到40℃。病人吃语不断，又呕吐起来。颈上的淋巴结痛得不能碰，看门人好像拼命要把他的头伸出身子之外。他老婆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握住病人的两只脚，眼望着里厄。
里厄说：“这样吧，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去给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把他送去。”
过了两小时，在救护车里，医生和看门人的老婆俯身望着病人。从他布满章状赘生物的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也呈铅青色，呼吸短促，身体被淋巴结肿胀折磨得像在撕裂开来，他蜷缩在小床里，好像想让床把自己裹起来似的，又仿佛地底下有什么声音在紧迫地召唤着他。看门人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呼吸停止了。他的老婆哭了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
“他死了。”里厄说。
3
我们可以这样说：看门人的死标志着一个充满使人茫然失措的迹象的时期已结束和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已开始。在这一时期里，原先的震惊正在逐渐转变为恐慌。市民们以前从未想到我们这座小城会成为一个老鼠倒毙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门人死于怪病的鬼地方。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不得不修正了。如果事态发展仅仅到此为止，那么人们久而久之无疑也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在市民中间不仅是看门人和穷汉，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走上了米歇尔领头走的道路。就从这一时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怖，开始思考。
在详细叙述新发生的事件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于刚才描述过的这一时期的看法。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曾提到过让·塔鲁，他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来奥兰定居的，从那时起就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表面看来，他依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生活相当舒适。城里的居民虽然渐渐地跟他熟悉起来，但谁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也不明白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碰得到他。从早春起，人们常在海滨见到他在欢畅地游泳。这位脸上常带笑容的好好先生好像对一切正当娱乐都很来劲，却不人迷。事实上，他唯一为人所知的习惯是同本城人数不少的西班牙籍舞蹈家和音乐家经常地往来。
他的那些笔记本里的记载，不管怎么说，也可算是这段困难时期的一种记事。但是这段记事很特别，似乎反映出一种偏重细小事物的成见。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以为塔鲁是一个着眼于琐碎细节的人。在这全城的大动乱中，他总是致力于记述这段历史的轶闻琐事。人们无疑地要为他这种成见感到惋惜，对他的铁石心肠表示怀疑。可是，正是这些笔记本能够对这一时期的记事提供大宗具有重大意义的次要细节，也正是这些细节的离奇古怪，使人们不至过早地对这位风趣人物作出判断。
让·塔鲁是从他到达奥兰之时开始写这些记录的。记录一开始就说他能住在这座那么丑陋的城市里，感到出奇地满意。对点缀市府的两座铜狮作了细致的描绘。对这里缺少树木、房屋简陋和城市布局荒谬等，都不苛求。塔鲁还在描述中夹杂了他在电车中和马路上听到的一些交谈，但不加评论，在稍微后面一点提到的一段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对话则属例外。塔鲁曾经亲耳听到两个电车售票员的交谈：
“康这个人，你很熟悉吧？”一个售票员说道。
“康？那个高个子，黑胡子的是吗？”
“就是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的。”
“对，一点也不错。”
“可是，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死的呢？”
“在老鼠事件之后。”
“哟！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不清楚，他当时发烧。不过，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在腋下长了脓肿，没有能顶住。”
“可是看上去他的健康情况和别人没有两样啊！”
“不，他的肺部比较弱，还参加市军乐队，一直吹短号，这玩意儿是伤身体的。”
“啊！”另一个最后说，“一个有病的人就不该再吹短号了。”
塔鲁写了这些环节后提出了疑问：康明知参加市军乐队对自己有害处，但为什么仍然参加了？又有什么深奥的理由使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星期日的游行演奏？
接下去是记述塔鲁所看到的窗户对面的阳台上时常出现的情况，对此他似乎很有好感。原来他的房间朝向一条小小的横街，那里的墙影下经常睡着几只猫儿。每天吃完午饭，全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