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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然后能够整齐厘定天下的各种记载，贯穿二帝三王，而连接成一个系统，然后能够彻底弄清古今的变化。因而他所创立的理论大放光辉，无论百代以上还是百代以下都不能企及。孔老夫子死后，诸子百家兴盛起来了，各自仿效《论语》用空洞的言词撰写著作。至于历代的史实，却无所记述和编排。直到汉武帝建元、元封之后，司马谈和司马迁才出来写史了。
司马迁父子世代掌管典籍，擅长著述创作，所以，能够往上继承领会孔子的意图，会通《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的言论，贯通黄帝、尧、舜，一直到秦、汉时代，写成一书，分为五种体裁：本纪用来记载年代，世家用来代代相传，表格用来订正历法，书志用来排比史事，列传用来记载人物，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写史方法，搞学问的人不能抛开他的《史记》。《诗》、《书》、《礼》、《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以后，只有这部著作。所以说“周公去世五百年以后有孔子，孔子去世五百年以后继承他们事业的人就在这里吧！”因此他自我标榜的地方已经不浅。然而大规模著述的人，一定要长期学识渊博、品行端正，而且全部看到天下的书籍，然后才没有遗憾。正当司马迁的时候，私藏书籍的律令刚刚解除，搜求书籍的途径尚未畅通，横贯三千年的历史典籍，却局限在七八种参考书籍中，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广博不够。大凡写作史书的人，即使采纳前人的书籍，也一定自成一家言论。左氏是战国楚国人，他所看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左氏传》全都是楚人的言辞。公羊高，是战国齐人，他所听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公羊传》都是齐人的言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全部采用的是旧有史文，中间有时也有方言，实在是由于选录摘取未能详细，下笔删削匆忙的缘故，所以司马迁说：“我不敢毁弃先人（司马谈）所说的话，于是记述往事，整理那时的家世，世人的传记，而不是所谓的进行创作。”唐代刘知几也讥笑司马迁大量堆聚旧有的记载，有时也插入诸子百家不纯正的言论。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典雅不够。大致上开创基业的人难免要粗糙简略，全都靠继承这种志向的有志之士来为它弥补愈合。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都是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乘》和《梼杌》没有使他们结局完美的人，所以这两部书不能流传于世。《春秋》前头得到孔子的挽救，后头得到左氏的推崇，所以这部书与太阳、月亮一样经久不衰。否则的话，《春秋》只是一卷事情的题目，怎么能够在社会上流传！自从《春秋》以后，只有《史记》拥有写作的规模；倒霉的是班固并不是这样的人，于是丧失了会合变通的宗旨，司马氏创立的通史途径从此就衰落不振了。
班固这个人，是讲究表面华丽、不务实际的人，全然没有作学术的本领，专门从事抄袭窃取。后汉章帝向他询问制作礼仪、音乐的事情，班固用在洛阳的各位儒生一定都能知道它们作为回答。倘若臣民都像这样，那么询问又有什么用呢？等到众位儒生各有陈述，班固只是剽窃叔孙通的十二篇《汉仪》，来拼凑文字搪塞罢了。假如臣民都像这样，那么奏议又有什么可取的呢？汉章帝知道班固学识粗浅鄙陋，所以对窦宪说：“你喜欢班固而忽略崔骃，这好比姓叶的人喜欢假龙一样。”班固在当时已有评价；像这样的人才，打算用什么来著述呢？《史记》全书，功劳在于十表，它好比衣裳有帽子，树有根本水有源头；班固不懂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谱牒等，把古今人物强行确立等级。而且说汉朝继承尧的运数，自然应该上继唐尧，并不是司马迁写作《史记》把汉朝放置在秦朝、项羽以后，这纯粹是没有根据的谈论。由于班固截取汉朝写为《汉书》，这样就导致周、秦不能相互沿袭，古今之间成为间隔。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凡是六朝以前的史事，都是抄袭司马迁《史记》的，他自己不感到惭愧；从汉昭帝到汉平帝，总共六朝，都是取资于贾逵、刘歆的著作，又不认为是耻辱。况且又有曹大家来结束全书，那么班固自己所书写的几乎太少了！经常出自班固胸中的内容，是《古今人表》罢了，其他人是没有这种谬误的。后代编修史书出自众人之手，杂采各家之说；剽窃别人的文字，盗取别人的钟却掩上自己的耳朵，都是班固首开的先例。班固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后来作史的人趋附迎合班固断代史体没有空闲时间，怎么能测量出他的深浅！司马迁与班固相比，好比龙和猪一样，为什么各种史书都抛弃司马迁的通史体裁而采用班固的断代史体裁，刘知几之类的人尊崇班固而贬抑司马迁！况且善于学习司马迁的人，没有人赶得上班彪。班彪续写司马迁的《史记》，从汉武帝一直写到东汉，想叫后人接续自己的著作，如同自己续写司马迁的著作；既没有多余的史文，又没有中断头绪，世世代代相互接承，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他继承司马迁的志向太好了，但他的书不能得以看到；所能够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二位帝王本纪的赞罢了。都在本纪以外，另外记载他所听到的，可以说是深入太史公司马迁学问的精微深奥之处了。凡是左氏《左传》中有“君子曰”的地方，都是对《春秋》经有新的见解；《史记》中有“太史公曰”的地方，都是史实以外的事情，不是对事情进行褒贬；偶尔也有涉及到褒扬贬低的地方，都是褚少孙等人掺杂到里边去的罢了。况且本纪、列传之中，已经记载了善恶好坏，足以用来借鉴，何必在本纪列传的后面另外在进行赞扬或贬低呢？这是儒生参加科举考试所作的试卷，怎么能放在著述中呢？这大概不是司马迁、班彪的本意。况且既然称为赞，哪能有贬低的词句呢？后代作史的人，有的叫做论，有的叫做序，有的叫做诠，有的叫做评，都效仿班固，臣下我不能不狠狠地批评班固了。司马谈有他的著作，而司马迁能够完成他父亲的愿望；班彪有他的学业，而班固却不能阅读他父亲的著作。班固作为班彪的儿子，既不能够保护他自身，又不能够传播他父亲的学业，还不能教育他的儿女，这样做人，说值得天下人效法的方面在哪里呢！范晔、陈寿等人继承他创立的断代史体例，大多都是些轻狂颠薄没有好的品行的人，因此很快招致罪过，整理修改而写作出确凿可信的史书在哪里呢！
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废除了哪些、增加了那些，现在可以通过考察而了解；周朝因袭商朝的礼仪制度，废除了哪些、增加了哪些，也是可以知道的。”这是说相互继承。自从班固按朝代划分段落来写作史书，不再有相互继承的意思；即使有孔子一样的智慧，也无法知道它增加或废除了什么。融会贯通的方法，从此就丢失了！说到它们相同的地方，就是已有本纪而再作本纪，一位帝王就有几个本纪；已有列传却再作列传，一人竟有几个列传。天文，是千古不会改变的天象，可世世代代都写作《天文志》；《洪范五行传》，是刘向一人的著作，可世世代代都排列《五行传》。像这些史志，哪能举得尽繁杂琐碎的文辞！谈到它们的不同之处，那么前代称王的人不列在后代称王的人中，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接续前头发生的事情；郡县沿革各有各的界限范围，却不能清楚变迁的原委；礼乐制度自行变更，于是成为不同风俗地区的政令。像这些记载，哪能举得完前后互不连贯？曹魏指吴国、蜀国为乱寇，北朝指东晋为僭伪，南朝政权称北朝政权为索头虏，北朝政权称南朝政权为岛中夷。《南齐书》称梁朝军队为正义军队，用阴谋篡夺了萧齐国家政权能够说是符合道义吗？《隋书》称大唐军队为正义军队，讨伐别人的国君能够说是符合道义吗？房玄龄总监各代史书，所以他的父亲房彦谦享有美好的名声；虞世南参与编修史书，所以他父亲虞荔、叔父虞寄都立有美好的传记。更厉害的是，让夏桀的狗对着好人唐尧叫唤，叫唤是因为唐尧不是它的主人。《晋书》中袒护晋而容不下魏，凡是忠于曹魏政权的人，都被称为叛臣，致使王凌、诸葛诞、毋丘俭等人在黄色土壤下满怀冤屈；《南齐书》偏袒齐而容不下宋，凡是忠于刘宋政权的人，都被称为叛逆的党羽，致使袁粲、刘秉、沈攸之等人在九泉之下满怀冤屈。唉！天上的太阳高高在上面照耀，怎么能够这样呢？像这样的例子，历代都曾有过。败坏良好的风俗道义，没有比这再大的了！司马迁写通史的方法既已丢失，班固断代为史的弊端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从东汉到东晋及南朝各代，没有一个人能感到这样有什么不对。只有梁武帝对这种情况发出感叹，于是命令吴均写作《通史》，上起自于汉武帝太初年间，下结束于齐朝灭亡，书没有写成可吴均就死了。隋朝时杨素又上奏叫陆从典续写司马迁的《史记》，准备写到隋朝，可惜书还没写成就被罢免了官职。难道上天吝惜这些史文而让它们流传吗？还是写作通史的人是不称职的人而上天不保佑他们呢？从唐朝以后，有没有觉得这种情况是不对的了，凡是拿笔写史的人，都把《春秋》作为仿效的标准，专门从事赞扬或贬低工作。《春秋》以文字简略表现大义，但如果没有史传来解释，那么善恶好坏就难以辨明；史书已经文字详细、事实清楚，善恶好坏已经彰明，不需要再进行称美与讽恶。阅读汉相萧何、曹参做过的事情，哪能不知道他们忠贞善良；看到王莽、董卓的所作所为，哪能不知道他们凶恶悖逆。史书，是国家的重要文献典籍，但担当写史职务的人，不懂在典章制度上留意，只是在言语上相互推崇，正好比管家的媳妇，不做早饭和晚饭，专门鼓动唇舌，即使获得胜利，哪能使家庭富裕呢？这是臣下我深深感到耻辱的。
江淹说过：“撰修纪传体史书，没有比志这部分更难的了。”这实在因为志是国家典章制度的寄托，不熟悉精通典章制度的人，根本就写不了。它不像本纪和列传，本纪只是按年代包纳排比史事，列传只是把史事归并缀连在人物身上，因而儒学士子都能写。唯有志难度大，其次没有比表再难搞的了。所以范晔、陈寿这般人都能修本纪、列传而不敢写表写志。志的本源来自《尔雅》，司马迁称之为书，班固称之为志，蔡邕称之为意，华峤称之为典，张勃称之为录，何法盛称之为说。其他各史一律承袭班固，叫做“志”，又都是在泛泛而谈上花笔墨，在具体事实上很简略，不足以充分体现出《尔雅》的求实宗旨。如今臣下我总括天下的大学问，区分条列它们的宏纲细目，命名为略，共二十略，有关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学者的全部学问都在这里面了。其中有五略，是汉唐诸儒所听说过的，其余十五略，就是汉唐诸儒所不曾听说过的了。
（以下略）
思考题：
1、了解《通志·二十略》的史料价值。
2、《通志·总序》关于通史和断代优劣的评论依据
3、从《通志·总序》看郑樵的治史精神和恶劣学风
参考书：
1、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3）《文献通考》
重点：
屯田制的发展。
难点：
马端临对屯田制的分析和结论。
解题：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宋末元初马端临撰。继杜佑《通典》以后，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许多专著，除郑樵《通志·二十略》外，只有这部书可同它相媲美。
马端临讨论历史，也着眼于“会通”。所以他从早年起，便决心取《通典》为蓝本，重编一部“贯串二十五代”、统纪历代典章的专著。他自宋末开始独立撰著，前后达二十余年，才完成这部巨著。
《文献通考》凡分二十四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徵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每门再分子目。其中《田赋》等十九门，仿照《通典》成规，详加增补；《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为作者所自创。
现在通行的《文献通考》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