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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尚未接到你的说明，不知道对你们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有哪些部分我们可以向斯大林及其军官们提及。我希望对这点心中有数，否则在与他交谈中我可能会越出你认为可以说的界限。同时我会十分谨慎。我们没有谈及敦巴顿橡胶树园会议，除了按你的希望说会议的事先放一边。然而斯大林在今天的午宴上对会议及会上已取得极大程度的一致意见表示赞赏。斯大林还在这个午宴上严厉谴责日本是一个侵略国。
根据我们会谈的情况，我对他在击败德国后将立即对日本宣战这一点很少怀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艾夫里尔和迪恩应当都能够不仅要求斯大林做某些事情，而且最少还能扼要地告诉他有关你自己想做的以及我们想协助你做的那一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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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晚上斯大林来到英国大使馆参加宴会。这是英国大使首次成功地做出这样的安排。一切戒备都由警察担任。我的一位客人维辛斯基先生在走过那些在阶梯上的俄国秘密警察的武装卫兵时说：〃显然，红军又取得了另一个胜利，把英国大使馆都占领了。〃我们在一种无拘束的气氛中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直至凌晨二三点钟。除开其他问题外我们还讨论了下一届的英国大选。斯大林说他深信大选的结果是保守党得胜。在政治舞台上，真是知己不易，知人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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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把若干问题电告哈里·霍普金斯。
首相致哈里·霍普金斯先生： 1944年10月12日
这里的一切都十分友好，然而巴尔干半岛各国却处于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铁托得到我们的保护在维斯岛住了三四个月，突然潜逃，不留地址，可又在他的洞穴留下守卫，让人以为他还在那里。随后他跑到莫斯科来了，就在这里商谈，昨天莫洛托夫先生已向艾登先生承认这个事实。俄国人把这种无礼举动说成是由于铁托的多疑的农民教养所致，并说他们没有通知我们是出于尊重他要求保密。保加利亚人对待我们很不好，逮捕了我们一些还留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军官。我看到一篇关于他们如何残酷对待那些成了俘虏的美国军官的描述。俄国的态度是，他们当然愿意向保加利亚指出许多不当之处，但只不过是以一种慈父的口吻说说——〃这个事伤我的心比伤你的还多。〃他们现在对匈牙利深表关切，他们错误地提及：这个国家是他们的邻居。他们要求对罗马尼亚负有完全责任，但对希腊准备采取公允的态度。所有这些问题正在由艾登先生与莫洛托夫尽力磋商解决之中。
2．在我们的严厉要挟之下，我们规劝米科莱契克和波兰人接受我们从俄国人那里硬争来的邀请。我们希望他们明天就到达这里。
3．我们常常和艾夫里尔见面，明天晚上他准备举行一个宴会，按德黑兰方式行事，即那里只有几个不露面的人物。他正在参加军事讨论和关于德国前途问题的谈判，当然波兰对话一开始他也会参加。我们目前对巴尔干半岛各国既然有这么多的有争执的问题，所以我们宁可把事情在稍为深入一点的两人之间会谈，这样比起大型会议更能坦率地交换意见。我在一两天内会把有关的一切电告总统。是否烦您把这情况转告他？我很乐意听取他的意见。
总统给我们送来了令人鼓舞的讯息。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及斯大林元帅： 1944年10月12日
感谢你们10月10日发来的联名信。
我无比欣慰地得悉你们双方正在就国际政策问题取得一致意见，鉴于我们当前与今后必须共同努力阻止世界战争，我们对这些国际政策都是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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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第一次会谈之后，我对我们与俄国在整个东欧的关系作了回顾。为了澄清我的主张，我就这个问题向斯大林草拟了一封信，夹附一份备忘录，申明我们对那个在桌面上被接受的百分比的理解。后来因为考虑到事情已经办得满不错了，不要再去管它，所以我没有把这封信发出去。我把这封信印出来仅仅是把它作为我的思想的一个真实的记录而已。
莫斯科： 1944年10月11日
我认为英国和俄国必须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的、使美国也可以接受的政策，这一点十分重要。英国和俄国订有二十年的盟约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广泛协作和易于信任地一起共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事情，不外是为我们三方共同聚集在胜利的桌面上采取最后决定而作准备。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取得互相谅解，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达成协议，这样将有助于我们处理紧急的意外事情，并为世界持久和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所写下来的百分比只不过是这么一种办法，即借此在我们的思想上看清我们彼此之间的接近程度如何，进而抉择必要的步骤以便我们取得全面协议。正如我说过的，倘若这些东西一摆出去让各国外交部和外交家一推敲，就会被认为是草率的，甚至是不合情理的。因此这些东西绝不能作为任何公开文件的基础，尤其当前更是如此。然而这些东西可以作为处理我们一些事情的指导方针。一旦我们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妥善，我们也许可能制止一些有关的小国家发生内战、流血事件和争执。我们的大原则就是让各国建立符合本国人民意愿的政府形式。我们绝不打算把君主政体或者共和体制强加给任何巴尔干国家。我们毕竟已同希腊国王和南斯拉夫国王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他们向我们要求保护以免遭受纳粹敌人的危害，我们认为一旦正常的稳定状态得到恢复，敌人一经赶走，这些国家的人民就应当有一个自由的公平的选择机会。也许甚至需要在大选期间在那里派驻三大国的监督人员，以便监督人民确有一个真正的自由选择。这一点是有些好的先例的。
尽管如此，除了体制问题之外，在所有这些国家之中还存在着极权主义式的政府与我们称为由普选制约的自由事业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你们自己宣布反对试图以武力或共产主义宣传来改变各巴尔干国家现有的制度，我们对于这一点深感欣慰。让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吧。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唯一的事，就是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这些东西给劳苦的民众带来的既不是你们的制度所提供的保障，也不是我们的制度所提供的保障，相反地，这些东西将导致在国内建立暴政，在国外进行侵略。原则上我觉得英国和俄国应该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府感到放心，一旦他们和我们自己所经历过来的这场可怕的血洗成为过去，社会安宁重新恢复之后，我们两国也不应当对这些国家感到担忧，更不应对他们进行干涉。
基于这个观点，我力求对我们各自在这些国家所感到的关切程度描出个轮廓，我们这样做要取得对方的完全同意，还得经过美国的认可，因为美国可能会长期间跑得远远，可是随后却会出人意料之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回到这里来的。
在我向你写信时，由于你富有经验和智慧，我用不着与你进行大量的争论。西欧对于这个咄咄迫人、诱人离经叛道的共产主义怀有的普遍恐惧心理，希特勒一直企图加以利用，而眼前他的失败却是注定无疑的了。然而，你很清楚，这种恐惧存在于每个国家，因为无论我们不同的制度是好是坏，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采取流血革命的手役，尽管在人们社会的生活、习惯以及观点产生激烈变化之前，这种手段肯定是必要的。我们觉得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你们取消共产国际的做法就是表明苏联政府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决定。这一点愈是深入人心，事情的进展就愈是顺利。另一方面，我们（我肯定美国也是如此）有着建立在非常广阔的基础上的政府，这里面特权与阶级是在不断经受检查和纠正的。纵观横看一下，我们觉得我们在制度之间的分歧将趋于越来越小，而我们为谋求群众生活得更富有更快乐的共同基础却是逐年增大。也许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保证，这些当前可能引起世界严重麻烦的分歧，就会成为只是一些学院式的讨论而已。
基于这点，斯大林先生，我要求你深信，在英国的心目中，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愿望，即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长久的坚实的友谊和合作，这样，再加上美国，我们就能把世界的火车头纳入轨道。
我给国内的同僚们发出如下信件：
1944年10月12日
百分比的方法并非想要规定参加各个巴尔干国家的委员会的名额，而是表示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接触这些国家的问题时所抱有的关切和感情而已；这样，两国便能通过一种彼此可以了解的方式开诚相见。这充其量只能当作一个指针；
当然绝不会给美国加上任何约束，也不是想要确立一个利益范围的严格体系。可是，当问题全部摆出来时，这个方法有助于美国看清她的两个主要盟国对于这些地区的感觉如何。
2．由此可见，苏俄很自然地在黑海沿岸的一些国家是有着重要利益的，其中之一就是罗马尼亚，苏俄一直遭受到罗马尼亚二十六个师的极为疯狂的进攻；另一个国家就是保加利亚，苏俄与她有着悠久的关系。英国觉得应该将外尊重俄国对这两个国家的观点，也应该格外尊重苏联希望以共同事业的名义，实际上领头指导这两个国家。
3．同样地，英国和希腊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而且作为一个地中海的强国对希腊的前途也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在抵抗德意入侵希腊时丧失了三万人，现在英国仍希望在引导希腊摆脱当前困厄之中起领导作用，同时保持与美国紧密一致，这种一致至今为止还在这个区域显示着英美政策的特征。英国会在军事意义上率先帮助现存的希腊王国政府在尽可能广泛与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于雅典，这一点在这里也取得谅解。苏俄也将像英国承认俄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亲密关系那样，承认英国有这种地位和职责。这样便可防止希腊境内由于敌对派系的发展而彼此发生内战，进而避免英俄政府之间的争论纠纷以及政策上的接触。
4．至于南斯拉夫问题，数字标志五十比五十是用来作为目前两个密切介入进去的大国之间的联合行动和一致政策的基础的，以便于在那里的各种成分在驱逐纳粹侵略者中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之后，创建出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譬如说，一方是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另一方是强有力而人员众多的塞尔维亚人双方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同时也便于制订一个对待铁托元帅的共同的友好的政策，同时保证提供给他的武器用来反对共同敌人纳粹而不是用来打内战。这样的政策如为英国和俄国所共同遵奉，而毫无偏私利己之意，就能真正于事有益。
5．由于苏军正在取得对匈牙利的控制，主要影响自然会来自他们，然而终究要得到英国也许还有美国的同意，尽管我们没有直接参与在匈牙利的作战，可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中欧国家而不是当作一个巴尔干国家看待的。
6．必须强调指出，苏联与英国对上述国家的感情的明确表态仅仅是作为最近的将来的战争期间的临时性指针而已，因而将由三大国在停战之后或在和平桌上对欧洲问题全面解决时再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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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傍晚五点钟，我们在名叫斯皮里多诺夫卡的苏联国家迎宾馆开会，听取米科莱契克和他的同僚们阐明立场。谈判是为下一步会议作准备的，英美的代表将在会上与卢布林波兰人会见。我力劝米科莱契克考虑两件事，就是事实上接受寇松线，包括居民互为交换，和同卢布林波兰委员会进行友好商讨，以便成立一个统一的波兰。我说，变化就要发生，但要是统一的问题能在当前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实现，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因此我要求波兰人当天晚上仔细考虑这个问题。艾登先生和我将听候他们的意见。与波兰委员会接触，接受寇松线作为初步的协议，以便于提交和平大会讨论，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同一天晚上十点钟，我们会见了所谓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马上就看透，卢布林波兰人只不过是俄国的走卒而已。这些人把自己的台词练习，预演得太认真了，甚至连他们的主子也显然觉得过分做作。譬如那个领头的贝鲁特先生就讲出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代表波兰提出要求，利沃夫必须属于俄国。这是波兰人民的意志。〃当这些话从波兰语译成英语和俄语时，我瞧了瞧斯大林，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