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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谈话中间也作了详细的指示，大家都说巴黎公社，我们不是都讲搞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吗？主席说巴黎公社是 1871 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呢， 96 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他依据我看呢，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长久，这是巴黎公社。 〃 苏维埃 〃 就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他还举很多例子，这个南越呢，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而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那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伯尔是王国。这两个那个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罗！他说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 〃 王 〃 ，秦朝叫 〃 皇帝 〃 ，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国，就叫 〃 天王 〃 。唐高宗嘛，这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我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 总统 〃 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 〃 校长 〃 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汉朝、前汉，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他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就象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这个 〃 长 〃 啊，都要改，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的县统统改了。主席说在那一天下午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后他又不记得，还是记不好名字。那么这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县改成什么了，下诏书还得写上，比如说邢阳县，河南有一个县叫邢阳，改成了齐由，诏书里还记得写上邢阳即齐由，不，齐由即邢阳，还得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这个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又讲话剧，他说：这种形式外国也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他说主要的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他说，可以设想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斗争，以后他说，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能不改名字，也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那样，它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它都不改，但是变了。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点好，不都改名字了，因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学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如果各个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么国务院又叫什么？国务院叫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还是叫社长？（笑声）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不但出来这个问题，还出来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要改嘛，那我们改成中华人民公社，那就发生了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来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们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倒可能承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利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那么，也跟我们研究，大学是不是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面规定了嘛，工厂里面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就简单一点，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工厂的 〃 三结合 〃 这种委员会也有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应该有工人，不但有青年工人还应该有老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这个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上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他说，也不要改了，不过，毛主席又说上海人，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他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跟上海人民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嘛！
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笑）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登人民日报，人家都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登到人民日报上，全国都会说： 〃 你要叫，你为什么只让上海叫，不让我们叫 〃 （笑）这样呢，不好办，依主席这个办法呢，就是不改，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
第二个办法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想一起看，又不要伤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你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一个问题到了他那里，他就反复考虑的，考虑得比我们细致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个包括我在内。同志们，恐怕你们也没有想，我是没有想，什么国号问题呀！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呀！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事，那个时候，还有大家哪！有很多单位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么！改名字叫公社也可以，那一下子就干起来了，干起来了我们当然就报告中央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转过一下，唉呀！我们说什么人叫做社员啊！比如农村一个社员问题，农村人民公社，恶霸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在我们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啊？脑子里想过一下，但也没有想下去，因为忙得不得了。脑子里有点热了。主席呢？他考虑问题反复地考虑。同时非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最后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就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给上海的革命人民留下了一个余地，给你们上海人自己考虑考虑。（长时间鼓掌，口号：毛主席万岁！）所以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考虑的非常周到，非常细腻。特别是对上海市人民群众的热情，（他们就是怕，我们没有阻止他们）主席说： 〃 你们看怎么样啊，能不能说得通呀？ 〃 我们说，上海人民都是听主席话的，主席讲了，大家会听的。（口号）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一致地，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就是中央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按照全国一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口号），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就更加证明了：我们向主席说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掌声）（口号声）
那么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没有批准的，还有的说，因为红革会没有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才没有登。还有什么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也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都收回去算了。（鼓掌、口号）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政权、党权、财权、文权统统地从旧市委、旧人委手里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这个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口号）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会上说，一切权利归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更确切一点，我说开了，就是没有包括他在内的。（掌声）那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 〃 一切权利归人民公社 〃 如同现在 〃 一切权利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 一样。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掌声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就是说，他是把一切权利归于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说把一切权利从资产阶级、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来了，那么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权是不同，不会和任何一个个人野心家、小集团来共享政权的。他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没有资格来讲话。（口号）那一种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人，如果他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上海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革命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工人阶级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英雄，他们冒着极大的困难，英勇地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月革命，我们还在想，实际上上海的夺权是从去年十二月下半月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的夺权绝不是等到成立人民公社委员会才开始的，而是我们当时看到了，铁路不通了，港口堵塞了，赤卫队要搞三停这样的威胁，而市委在那里继续搞经济主义的妖风，使得上海已经陷于瘫痪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夺权哪，同志们，不是说还有一个月不夺权，如果我们一月初不发告全市人民书，如果不发紧急通告，那我看不要一个月，再有十天，我们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说我们收拾起来就更困难了，我们的夺权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夺了权，人民公社成立夺权时候，（我们的夺权已经，）那个时候市一级的权实际上我们拿到手了，市委已经停止活动了么，市长一月六号的大会就宣布不承认了么。一月六号的大会上，宣布不承认曹荻秋是市长嘛！我们早已夺了权了，而人民公社的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利，是把一月革命的成果从组织，给一个组织形式来表达就是了。正因为这样，它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所以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发现了这个新的事物，就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毛主席发现的，他才亲自批准了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个单位的贺电，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怎么能够说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还有人说什么是我拉起来的，我谢谢你！我没有这样大的本事。（大笑）如果没有上海的千百万群众起来夺权，谁也搞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