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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有谁知国士（6）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着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此时，袁世凯已病入膏肓的消息开始在政坛流传，作为帝制运动的头号干将，杨度的结局自可想见。社会上已有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远渡美国的消息。针对这一传闻，杨度的回答是：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真有点敢作敢当的大丈夫的气概！以杨度之睿智，何以认定“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的死理？原来，他自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那篇堪称经典的《君宪救国论》中，他说：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质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国成立以来的混乱的政治局面。如欲强国富国，只能拥戴一个英明的君主和制订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至于为何帝制中止，杨度认为，这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幅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正因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早年在日本时，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杨自称）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面对名气很大的革命党领袖，青年杨度的口气更大──既然政见不同，那就各走各的道，别互相妨碍！民国肇始，黄兴步孙中山后尘，亦抵京城与袁世凯会面。其间，黄兴力邀杨度加入生机勃勃的国民党，但杨又以政见有异恕不同党的冷面谢绝之！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失败了的国士却不肯变更自己的信念。中国的政治家，趋炎附势翻云覆雨者太多！难能可贵的，是信守政治贞操并一直为之清苦奋斗的人。到此时，他还坚信他的“杨度理论”：日本不就是君宪制嘛！德国、英国不也是皇帝领导下的责任内阁制嘛！他们能靠此富强起来而为什么我中华就不能效仿之？这“杨度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恐一时说不清楚，但这种舍我其谁肯为国家负责的“国士”精神，却实堪令人钦敬。就在报纸刊发了“杨度宣言”一个月之后，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诅咒声中命归黄泉。第二天，不肯认输的“旷代逸才”即赶赴中南海吊唁，并留下了那幅令人击节称赏的挽联，从“百世而后，再平是狱”的墨迹上，人们看出了他的固执。不过，杨氏的“君宪”主张，决不是复辟旧的王朝，这一点，“辫帅”张勋和那位过气儿的政治家康有为都想错了。当时，“辫帅”把黎大总统召他进京“调处国是”颟顸地当成了复辟大清王朝的天赐良机，而因鼓吹君主立宪遭通缉的杨度，无疑是他同一战壕的战友。张勋也在青岛有寓所，一幢位于天主教堂附近的至今保存还算完好的德式楼房。不知他与杨度是否在青岛见过面，但他对杨度的同情是世人皆知的——就在举国通缉杨度时，他却自徐州通电北京，为杨打抱不平曰：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惶惶然的杨度读到这通绝无仅有的说情电文后，没准儿会一股暖流涌心间。然而，当杨度读到张勋的最新一纸通电后，却不惜“恩将仇报”——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张勋等发出拥戴逊清宣统皇帝复辟的通电，紫禁城里遂加演了一出时间很短的历史闹剧。杨度7月3日就毫不客气地给张勋、康有为发出电报：……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大是大非面前他是立场坚定不顾友情的。特立独行者总有自己的做人原则。
五民国七年（1918年）3月，北洋政府颁发赦免令，所有“洪宪帝制祸首”和“宣统复辟罪犯”一律特赦。在洋人地皮上做了一年又八个月的寓公之后，4月26日，杨度终于可以公开回到北京了。四天之后，他去中南海晋谒了冯国璋，当面向这位接任了黎元洪的军人代总统表示了感激之情。之后的一年里，声名狼藉的他，过得很不顺心。且读民国八年（1919年）夏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度（杨度自称）年来息影一庐，久不与闻政治，间或经营商业，颇与市井为俦。特以兵祸连年，百业俱废，因之亦多亏损，政商两界皆成畏途。平居多暇，还读我书，懒于著书，聊以遣日而已。
市井有谁知国士（7）
这一年来，他天天闷在家中，参悟佛经、悬腕写字。他甚至跟着从湖南老家来北京闯荡的齐璜学起了绘画。齐璜后自号“白石山人”、“白石老人”，故世称“齐白石”。齐氏早年在湘潭乡间为木匠，后广学书画，并曾入王运门下学诗，故与杨氏算同门弟子。不过杨度的美术天赋似乎不咋样，现今的人们没听说过谁手里有杨度的丹青。倒是一方方传下来杨度之印章让方家看得佩服，原来这正是他的学长兼老师齐白石为他篆刻的——齐大师对自己的刀功颇为自负，曾自号“三百石富翁”。此题外话也。女儿杨云慧回忆过：“父亲曾写了六句话，经装裱以后悬挂在自己的卧室里，以表明心迹。”这六句杨氏自白是：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做医生，遍医众疾。
客人们真的看不出，这个天天谈佛说经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还是想“入世”！是哟，你想让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物总是憋在家中，岂不误人又误国？于是，一位南方来客的叩门声，又将杨度从玄妙的佛学世界拉回到纷乱的现实社会中。来人乃刘成禺，清末民初的一位政治人物，杨度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朋友，民国成立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后因参加反袁活动而亡命南方，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他被任命为总统府宣传局主任。这位不速之客带来了孙中山的紧急呼救。彼时的南方割据政权，祸起萧墙，执掌军事的陈炯明将军与大元帅孙中山反目且炮轰了元帅府！实力不济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军队奉命与陈炯明联手，故急遣密使来京找到杨度，请杨尽力设法说服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万勿让驻军湘省的北军骁将吴佩孚与陈炯明合作。此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事。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无人问津，南方却委以重任，杨度久已熄灭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又被孙中山的求援点燃！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立即忙碌起来，除鼓动在“曹营”当幕僚的好友夏寿田去游说直系大将王承斌、熊秉崎外，他还亲自跑到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去游说憨厚的曹大帅。曹锟虽无文化，但崇尚有文化的人，当初杨度遇赦回京贫困潦倒时，他曾特意派人赠其两千元银元以度难关。不知是杨度的政治设计太天衣无缝，还是那位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过于迷糊，前去扫荡南军的吴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动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因此躲过鬼门关。甘心效力国民党，当然也是为了践约——当年在日本时不就对孙中山说过嘛：你若成功，我就放弃原来的主张，全力帮你！所以，脱险跑到上海的孙中山曾额手称幸说：“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孙中山的信赖，使杨度又看到实现“帝道”的机缘了！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怕寂寞要做职业佛学家和书法家，现在，却另有新的奋斗目标了。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主动提出要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自然乐不可支，但国民党内却有人怀疑杨的入党动机是否纯洁。总理连忙通电党内干部，亲为解释：这会儿杨度是铁了心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希望你们不要拿他往年不屑于加入本党的事来怀疑他（“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不过，这事儿曹锟哪里知道？他相信杨度是“自己人”，甚至还将其委任为自己的政治顾问呢！然而，随着直系政府的倒台，杨度又成了政坛失业者。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天，不知张作霖手下的大将张宗昌动了什么心思，将赋闲在家的杨度聘为了本军总参赞，后随着张宗昌权势的增大，他又成了张任总司令的直鲁联军总参议，仆仆奔走于京、津、济之间。北洋时代后期，“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杨度，利用自己身为政府高级幕僚之便，不断游走于各系军阀巨头之间。“义威上将军”张宗昌对“杨总参”的话似乎言听计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6日张宗昌派兵抓走著名报人林白水后，一时间说客盈门，但统统遭了张的白眼，只有杨度出面求赦，老张才转出了黑眼珠，打电话给行刑队：枪下留人。只是半小时前行刑队已经把林白水绑赴天桥刑场了，杨度的愿望才落了空。周旋在军阀巨头之间的杨度，倒真有点像日后打入威虎山的杨子荣，二杨都是只身闯入虎穴，靠离间敌人来赢得己方的胜利。但远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滩上，杨度对中共的贡献不知比林海雪原中一个侦察排长要大多少倍呢！只是，为什么没有一出戏文来唱这位卓尔不凡的红色超级间谍呢？戏台子上的小杨，终于等来了时机，与解放军小分队的战友们共同歼灭了以座山雕为首的所有土匪；而北洋时代的老杨却无法歼灭座山雕的前辈同行张作霖——众所周知，张大帅早年也是匪首。因为候在京城外的不是解放军的大部队，而是蒋介石统辖的北伐军。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按说，杨度可以公开身份转入“地上”了，可他并没被民国新贵们礼遇——也许蒋中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本党已故总理生前亲自“发展”过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愿让已经乱七八糟的本党与口碑更差的杨度搅在一起。反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后，有功之臣杨度反倒被冷落。最后，只能给名声比他还不好的杜月笙当起“秘书”。天晓得，就在这个时期，他又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情报人员！变乎？不变乎？你这个政治江湖上的独行侠！
市井有谁知国士（8）
六杨度是中共一分子，这事实不惟入党批准人周恩来惦记着，其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中共“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小K”（潘在三十年代的绰号）解放后几乎一直呆在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性命朝夕难保，哪还顾得上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另一位与之有过秘密工作关系的中共高干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亲历者与幸存者，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风雨初霁的“文革”结束后，干瘦干瘦的夏衍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忆的是五年前死去的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到了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到了杨度：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笔者注）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