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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市井有谁知国士（10）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如焚，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警。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六十余人被俘。4月9日，以张作霖所聘政治讨论会委员身份出席会议，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避免军法审判以减轻罪名）。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间，他还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元悉数充作营救费用。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决后，他“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成语到了北洋时期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门下的杨度，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度开始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熟悉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中国互济会”是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即：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样的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老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地下党”的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流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待在北京。某日黄昏，读中学的杨云慧放学回家，意外地见到了从北京回来的父亲，正关着屋门与母亲（杨度的姨太太徐粲楞）说事儿呢——一会儿，我走近房门口，听听父亲在说些什么。只听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难的家属，我们要筹集一笔钱。我已经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想办法。我想，现在家里只有在青岛的一栋房子可以变卖了拿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我生母说：“这栋房子已经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我可以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了捐给这些被难的家属，好不好？”父亲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几天以后，我生母徐粲楞收拾了行李，安顿了家中弟妹们的生活，又为我向学校里请了一星期事假，便带着我坐上火车去青岛了。……我家在青岛的房子，确是很破旧了，卖出去也值不了多少钱。由于在我们来到之前，就已经托人联系好，所以卖屋的手续办得很顺利。……不久，我就和我生母回到了苏州。她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去变卖，把钱一起汇给了父亲。我问她：“这么多前拿去干什么？给什么人？”她回答说：“这些人都是革命家的家属。这些革命家为了挽救国家，被军阀杀死了，留下的家属们生活很艰难。你爹爹要收集一笔钱去救济他们。”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有两个故事为凭。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正在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杨度晚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中排坐者，右为其妻黄华，左为其妾徐粲楞，后排左三为杨云慧，当时已嫁为人妇。
左翼作家、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战时首都）重庆的最高领导，“国统区”里的主流文艺人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遗墨。这次接见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和少数几个人心里清楚。还有一事：“文革”时，杨度的老妻徐粲楞女士被上海的“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去打扫弄堂（一定是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在北京闻讯，立即去父亲的好友章士钊伯伯处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杨云慧第一次听章世伯说，父亲确是中共党员，这是毛主席亲口告诉他的，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开，老人却不得而知。章士钊急忙将杨度遗孀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总理。不久，他回信说周总理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方面，叫杨云慧和母亲放心。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写道：“果然，我家从此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只是，被党内外许多人意味深长地称为“周”总理的恩来先生，为何独在杨度之事上未能“周全”？何苦一直挨到危在旦夕时方亲口告诉外界？这里面的真实原因，恐为千古之谜矣！
市井有谁知国士（11）
八民国初年，有许多让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杨度则是一道最解不开的谜：我真想不出，这个从少年时即壮志坚信君主立宪的顽固政客，怎么就在晚年加入了中共？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兹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我把这个“发现”写了出来，被《人物》编辑部的朋友张伟涛拿去发表后，有幸被一位上海小女子自署其名，全文发表在湖北省委的《党史天地》上，而发行量很大的上海《报刊文摘》和北京的《作家文摘》，又将此稿挺大篇幅地摘发了一通，弄得我啼笑皆非。其实，对杨度晚年转变原因的推断是十分牵强的，只是按现时的政治标准对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一个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比自己年轻的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他从来没有变，是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志向，也从来没有改变性格。志在救国，性如游侠；追求光明，向往刺激，这就是杨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世人睽睽怪事之所在。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决心不惜以全体罢课回国为代价，来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新规定，独他这个中国留学生总会馆干事长却主张和平交涉反对全体回国，他因此而触犯众怒并差一点被人刺杀。民国初年，国人都骂杨度为袁氏帮凶，但他却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就是嘛！我这是救国啊，还在乎别人怎么说？后来，他主动投奔孙中山门下，领受秘密工作，仆仆奔走于各军阀豪门之间；再后来，他摇身变为中共地下党员，甘冒杀身之祸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谢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以贯之的追求的结果罢了——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一词以蔽之：帝道也。纵横捭阖，救难助危，独树一帜，乐善好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杨度，只是在做古之纵横家或游侠所能做的事罢了。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杨度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便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价值。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杨度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了，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他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我想，这或许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九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革”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呆一会儿。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湘潭杨子先生之墓夏寿田题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党，两人私交甚密。夏的从政史比杨度还久远：慈禧太后当政时即应诏赴京做官，袁世凯时代出任过上海万国公墓里的杨度墓“公府内史”，后因“筹安会”与杨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缉，直系当家时他出仕曹锟幕府，杨度得以成为曹大帅的政治顾问，保荐人即这位夏寿田。由夏氏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恐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克隆的。卧碑是当代居士、书法家赵朴初生前所题，仅四个字：杨度之墓这显然为重建后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着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绍的文字有了称谓，第一句即是：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2005年7月28日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
第一次到安庆，只想看一个地方——陈独秀墓。我是念着唾骂故人的书开始识字的一代人。从小读到大，“陈独秀”一直是个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发后，我们初一的政治课程就是天天学“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作业就是按时间顺序批判十次“反动路线头子”，排名绝对分先后。所以，陈独秀总是头一名被十几岁的天真学生们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之后，是他的学生辈的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以及共和国成立后的高岗与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后的那些“左倾”、“右倾”代表和各个历史时期“反党集团”头子，陈独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倾投降主义”代表，又是分裂党的“托陈取消派”首领，而且，还是“拿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间谍”！等长达远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难过后，我才一点点觉悟：那是对故人的怎样的不公平啊！随着弥漫了几十年的极“左”妖氛的不断消逝，被魔鬼化的陈独秀开始渐复人形，但远没恢复其神采奕奕之真相。与长时间的轰轰烈烈的唾骂相比，为其洗冤的动作实在太慢也太小。只是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有关注释修订一下（删除了“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等语，改为“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就算是对中共最大的历史沉冤的平反？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权威（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中，他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是“托陈取消派”，还要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失败而承担责任——让人读来，只能觉得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反被党所开除只能是咎由自取。于是，无论是每年纪念五四运动，还是庆祝中共华诞，他总是不被缅怀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红楼处的路口上出现了一面金属雕塑墙。这个曾被毛泽东追授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总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摆得极不正常——蚀刻的墙面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面有几个头像，最上方是鲁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给了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