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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在上》、《大雪无痕》这两部先后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小说，让读者把著名作家陆天明与“反腐”这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日前，陆天明的最新“推理型”反腐力作《高纬度战栗》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整个小说都在试图触及当代人心灵深处最为敏感的区域，有些问题可能还会触及我们脆弱的神经，让读者‘战栗’起来 。陆天明说：“这个‘战栗’不一定是害怕，还可能是因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中遇到了强大的挫折。我希望通过小说，把当代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反映出来，希望我们能过得更祥和、更纯真一些。”
读书报：我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首先是觉得书名特别奇怪，“战栗”这个词，要传达给读者什么样的讯息呢？
陆天明：整个小说都在试图触及当代人心灵深处最为敏感的区域，但也有些事情，会触及到我们脆弱的神经，让我们处于战栗中。这个战栗不一定是因为害怕，也可能是因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遇到强大的挫折。我希望在小说中，反映出当代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希望我们过得更祥和，更纯真。
读书报：我记得您在刚推出《省委书记》的时候曾说，为了熟悉省委书记的生活，您曾跟几个现任或退任的省级干部有过很多交流。在这部《高纬度战栗》中，从省公安厅，到县公安局，甚至更小的派出所，您都写得非常逼真，请问这些经验从哪里来呢？
陆天明：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在在司法部门呆过一年，我天天到法院上班，跟着一个老法官，到监狱提犯人，开庭，每个程序都很了解。后来我还到一个派出所呆了三个月，去年还到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去下生活。小说里提到的警方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也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积累。
读书报：现在的很多反腐小说都在讲求“人性化”，即使是腐败的官员，也不会是生来就坏的。但我发现您在作品中更进了一步，你还提到在一个官员走向腐败的过程中，普通民众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可能是一个很刺激读者的观点。
陆天明：我想从腐败产生的根源着手，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会产生腐败。某些人品格的问题，体制不完善的问题，等等，都可能造成一批官员的堕落腐败，但是，我把根源又往里面挖了一些。中国腐败的产生，固然要痛恨这些堕落的官员，堕落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责一些，都要想一想，我们自己在这个人的腐败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是坏人吗？不是，但是，出于不同的利益和动机，在保持公正、公平、正义的问题上，他们后退了。正是这种后退，造成了无数的问题。而这些后退，几乎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要忏悔、警觉、自问一下：我做了那样的人没有？我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怎么估价都不为过。我着重在这点上作了刻画，我确实有一种疗救的主观愿望，希望能有一些实在的效果。
读书报：如果让您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向读者介绍这本《高纬度战栗》，您会怎么说？
陆天明：这是我一部多年来就想写的作品，一部呕心沥血的作品，也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小说。《苍天在上》我写了五个半月，《大雪无痕》写了两个半月，《省委书记》连采访带写作用了一年，但《高纬度战栗》我写了快两年。这当中除了我妹妹陆星儿病逝，我基本就没离开过电脑，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就写这本书。写到最后两三个月，就根本写不下去了，牙疼得整天出虚汗，一天吃两三次止疼药，就那么熬着，硬撑着写完的。
读书报：整个采访过程中，我发现您总是特别强调现实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为什么？
陆天明：这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提倡的文学观念，就是一定要趟出这样一条路来，让文学回到人民中间去。文学在中国脱离人民已经太久了，尤其小说，应该让最大多数的民众喜欢看。很多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东西；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下去。文学只在极小的一个圈子里热闹着。我觉得，要写得好看，要让大家爱看，要把你对生活的感受、对生命的感受传导到小说中去，让大家产生共鸣，然后一起探讨怎么把社会建设得更好。
读书报：所谓“推理”，可否理解成这部小说更注重故事的紧张、悬念和扑朔迷离？——如当前书界热销的侦探、悬疑类小说？是否您也受此影响？
陆天明：你这里有两问。对你的第一问，我的回答是“是的”。因为这部新小说实际上它就是一部侦探和悬疑类小说。对第二问，好像就不能说得那么干脆和简单明了了。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当前热销什么无关。但和我几年来的一个创作意愿却是极有关系的。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写这样一种小说：既非常文学，又非常大众；既非常严肃，又非常好读；既非常现实，又非常深刻；既非常通俗，又极有内涵。希望做到能让每一个读者对它都“欲罢不能，又掩卷深思”，希望它能参与到广大民众当下的生活变革中，起一点它能够起的和应该起的作用。
读书报：您说了那么多的“通俗”、“大众”、“好读”，就不担心会降低它的文学品格吗？
陆天明：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小说脱离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已经太久了，不考虑广大民众的阅读意愿也太久了。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和小说回到亿万“下里巴人”手中去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成为这亿万“下里巴人”精神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了。必须看到，在这一点上，广大普通民众今天实在是太“贫乏”，太饥渴了。忽视这样一个最广大群体的阅读意愿和文学权利，必将后患无穷。同时，作为当代一个文学人，也应该自问，良心何在？难道您不认为，让文学和小说回到广大民众中间去，同样是一件“非常伟大和艰难的事情”吗？当然，要做到那么多的“既……又……”，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回写《高纬度战栗》我就写得非常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除了我妹妹病重和去世，我就没有离开过电脑桌前一步。写到最后两三个月的时候，剧烈的牙疼和虚汗一直在折磨着我，体力透支到几乎无法再坚持下去的地步。它的的确确让我感觉到，实现这样一种“兼顾”，真的是太难太难。绝对不是某些人想的那样，似乎，“贴近现实”和“通俗”“大众化”是一条人皆能为之的“名利场捷径”。太不是那么一回子事了。相反，我现在倒有了这样一种体验：相比之下，让今天的知识分子，只去顾及他的那点“自我”和“个性”，倒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去“兼顾大众”并且又要创造和表达出另一种文学的和生存的意境，的确有点难。
《中华读书报》0月25日 ：舒晋瑜文
前言前言（1）
白烨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是我们“中国文情报告”课题组的第三本年度文情报告。因为报告中一些部分的内容涉及了2006年初，因而依然标注了“2005~2006”。
这本主要以2005年中国文坛各种现象与事件为描述对象的报告，分0章对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和文学批评、文坛事件等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概说与评述。从报告中可以看出，2005年的文学场域，在貌似平常中孕育着新的动向，在看似平实中跃动着新的步态。世纪之交时期的那种焦虑与浮躁似乎都不见了，但一些不同的倾向与力量都在积聚能量和悄然生长，这使得文学生态在其内部和深层，依然是新旧交替、激流涌动，事实上正在酝酿着一场以审美取向为表征的文学格局的新变动。
各个分类报告对于文坛的这种或明或暗的异动迹象和渐变情形，都有以点带面的具体评说，这里只就一些宏观层面的现象与问题，做一大致的勾勒和概要的阐述。
创 作 走 向
2005年的文学创作在“叫好”与“叫座”两个方面，好像都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作品，但由一些作家和作品不约而同显示出来的现象来看，似乎有一些相近或相似的审美取向正浮出水面。比如小说创作中的“现实感”与“人民性”的凸显，在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的创作中，这样的一个审美取向，也有相当程度的显现和一定方式的呼应。较之以往，文学创作离人民的现实和现实的人民，越来越切近了。
长篇小说创作中，出自文学名家之手的新作联袂而至，数量显著增多，而这些名家新作较之他们过去的作品普遍增强了“现实感”。这种“现实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观照乡土现实中贯注了作者的历史反思；一是在选取和塑造作品人物时普遍以寻常平民为主角。前一种倾向，主要体现于阿来的透视一个藏区乡村在“现代性”下超常变异的《空山》、贾平凹的对乡土社会在变革中有得更有失的惘然哀叹的《秦腔》、毕飞宇的观照乡村生活政治化过程的《平原》、刘醒龙的勾勒一个乡镇百年政治争斗史的《圣天门口》；而后一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于余华的《兄弟》（上部）、东西的《后悔录》、王安忆的《遍地枭雄》等作品。而无论是《兄弟》中的宋凡平和李兰的命运乖蹇和家庭破碎，还是《后悔录》中曾广贤的爱欲情感从未得到实现，抑或是《遍地枭雄》中韩燕来阴差阳错地卷入汽车倒卖案件，都把“小人物”在社会中的生活无奈和命运无常，写得既不露声色，又惊心动魄。这样的作品既让人觉得亲近，又让人觉着陌生，因为作者在切近现实的同时，又都有着带有自己个性的生活发现与艺术表现。
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现实感”与“人民性”主要表现为作家认知现实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一批关注底层生存又含带着社会批判意味的作品不断涌现。如韩少功的《报告政府》，葛水平的《浮生》、《黑口》，胡学文的《路上行走的鱼》，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叶广芩的《对你大爷有意见》，刘庆邦的《卧底》等等。这些作品以平等的姿态看取底层，又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暗含臧否，读来每每让人深有所感，又若有所思。其中杨少衡的创作特别值得注意，他笔下的县长形象，以不墨守成规和因时因地制宜的方式，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坚持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杨少衡实际上写出了新形势下的新型基层干部形象，同时也以这样一些形象诠释着他对“人民性”的独到理解。
在散文创作中，“现实感”同样在增强，而这一方面表现为大文化散文更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社会现象，如胡平的《战后日本社会考》、张贤亮的《美丽》、王充闾的《他这一辈子》、刘长春的《八大山人》、田中禾的《关于心理健康》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带有纪实性特点的作品的陡然增多，如张平的《老百姓让你心惊肉跳》、朱金平的《今生无悔》、裘山山的《四十年前的爱情》、从维熙的《国学风流》等。这些作品或记个人所见所感，或述他人所经所历，均以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和生活本身含带的诸多意蕴引人和感人。
包括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因为与生活的关系更为直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相应的作品加以反映和表现。2005年间的报告文学，作者看取生活的视野不仅下沉了，而且见新了。像航天壮举、移民热潮、打工一族、艾滋现象、禁赌风暴等等，都由一些作品做了及时的书写与近距离的扫描，使人们经由纪实文学作品，即对社会生活中的潮动与问题就有了同步的了解与概要的认知。传记文学方面，《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等作品，因为在纯粹的纪实性上表现出相当的“说真话”的勇气，成为纪实写作中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品。这一年在报告文学领域发生的“报告”与“文学”的讨论，也是老话题的新延续，因为在创作中重“报告”而轻“文学”的倾向越来越盛，这一问题的讨论显然是切中时弊的。
因为诗歌、戏剧领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们在2005年所面临的，主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如何更好地“生存”和有效的“发展”的问题。近年来，诗歌始终面临一个读者少和出版难的困窘境地，但网络传媒的勃兴与发展，又似乎为它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