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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年第２期《散文家》），写族亲故事，其中父亲的形象鲜活生动，作者宏阔的叙述，让历史有了深厚感，而人物闪现其中。不褒扬，不贬斥，自然的描述，使文章质地坚实。
带有纪实色彩的文章自成一体地进入散文的方阵，这类文章既不是虚构的小说，也不是长篇的报告文学，散文的特性较为鲜明。《老百姓让你心惊肉跳》（载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漳河水》）是张平的一次经历记，写他随警察解救人质的现场感。尽管解救的人质并不多么让人同情，却因法而违民意地要去解救。文章因写实而具有小说特性，读后让人引发很多思索。朱金平的《今生无悔》（载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散文选刊》），以一个编辑记者的身份，写出了一个解放军战士见义勇为而得不到支持的曲折故事。作品层层剖解，人物形象却越写越真，感动时时翻涌，失去的与得到的叫人从心底发出“好人终有好报”的祈愿。裘山山的《四十年前的爱情》（载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６日《文汇报》），写出了一曲爱情悲歌，这支悲歌谁听了都觉得悲，却又悲得闪亮，青春、爱情、幸福在瞬间失去，又在瞬间得到了永恒。从维熙的《国学风流》（载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９日《西安晚报》），以好看的文字、饱满的情感，讲述了国学大师文怀沙的人生经历与处世态度，让人看到了这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饱学多识，热情向上，乐观追求的可敬、可爱的多个侧面。《地狱门前的二十四小时》（作者乔云华，载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散文选刊》），写李真最后时刻的表现，文字简洁生动，人物形象逼真，让人看出一个贪官求生怕死的最后一副面孔。阎纲的《严文井二三事》（载２００５年８月５日《光明日报》），抓住严文井的几件小事，将一个心地善良、待人宽厚的长者的一生概括出来，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谢宗玉发表于２００５年第５期《海燕·都市美文》的《表哥的情人》，写出了一则沉重的情爱。一个曾被表哥耍弄又遭遗弃的向姓女子，在故事中迷失了，它也许该归入一场命案，但无人出面查实。故事本身对男权主义及虚伪的情爱都给予了抨击。凌洁的《想念一个拉二胡的女孩》（载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红豆》），讲述了一个以拉二胡赴京赶考的女孩的故事。女孩练得非常苦，考得非常难，为了能够考上京城的音乐学院，父亲辛劳地陪伴着，还给有关人员送了重礼，但女孩的命运仍然不济。这是现代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海南的《恋爱的故事》（载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美文》），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尚是童稚少女的情怀，那是天真烂漫的季节，三首恋曲纯净完美，带人进入一个响着音乐的世界。
最后一提的是，２００５年散文界还有两次较大的活动，一是４月１２~１５日，由《散文选刊》、闽西日报社主办的“中国散文年会”和由闽西日报社承办的“华东报纸副刊好作品评奖颁奖会”在福建龙岩举行。近百位与会人员就散文创作的趋势及报纸副刊散文进行了探讨，并与闽西文艺界人士、高校文学青年围绕“散文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消费语境、商业语境下散文的出路”、“散文写作的节制”等主题进行了对话。二是１０月１７~１９日，由《散文百家》举办的第五届全国散文期刊联席会，在山川秀美的河北省临城县召开。十余家散文期刊的代表及散文作家对散文期刊的发展和散文创作的现状与走向进行了深入地研讨。这两个活动都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
每年做这种综述性的总结文章，一定要强迫自己将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按其名称理清类别，分而述之。这怎么也让人觉着别别扭扭的，直觉告诉我：这不是一回事吗？理智马上提醒我：怎么能是一回事？圈里的专家们早已形成的共识，那就是规范。尤其是“报告文学”所涵盖的意义，是不能轻易动摇的。于是多少就有些无奈滋生了。其实要照我的意思，假如咱们也来个和国际接轨，就按美国《纽约时报》图书榜的分法——虚构类文学和非虚构类文学，岂不省事得很。就算要讲究个国情，咱把非虚构类叙事的文字给一统起来，安上个名分，如“报告文学”什么的，也让写的人和读的人顺溜多了。可惜这纯属臆想，臆想总是非分的。国人的传统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必须遵守的，除非你是个圈外的不必承担责任的自由说话者。
瞎掰总归有失严肃，言归正传，还是依已成方圆的约定来说2005纪实类文学的事。实际上，《中国文情报告》的主编白烨先生早就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统在纪实文学的名分下，只不过要“话分两头，各表一支”。不过依我对传统约定的理解，纪实文学多少与报告文学有些区别，其区别的症结在是否有虚构的成分。有相当的标以“纪实”的写作，就主动避开“报告文学”的门脸，以达自如发挥、力求文学色彩和阅读畅快的目的。之所以要没事找事地做这个区别，是因为要说2005年的事，这是个由头。
2005年，一面是纪实类读物的热卖热读，成为文学出版市场的强势；一面是正统定义的报告文学，其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的趋势没有多少转机，创作者、阅读者、研究者，共同表达着一种信心的缺失。两相比较，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反差。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纪实类文学的市场表现
因为笔者至今仍有一个文艺图书出版人的身份，故而惯从文学出版市场的角度去想事儿。能否把文艺图书的市场表现和文学创作势头的好坏设为因果关系，没有把握。因为在一切艺术品的创造和接受关系中，“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情形时有发生。但如今出版市场的概念已远不是单纯的买和卖的关系组合，它还包含了大量的以宣传、造势、广告等现代营销理念支配下的推广内容。其中就不乏收集和发布一些慧眼识金者的“叫好”的信息。尤其在推介一些高端文学出版物的过程中，评论家、理论家的评判声音更是彰显其分量。从另一个角度讲，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文学出版物的读者日臻成熟和挑剔，他们对文学出版物的购买和阅读的取向，更多地取决于对作品创作质量的直接感受。因而，一册文学读物的市场表现，已能十分接近地描摹这部作品的创作形态了。
2005年，文学读物的出版，依旧呈现出乏力和平庸，在相当程度上也折射出这一年文学创作的疲软走势。当然，这里所指的疲软是高品位文学也就是俗称的纯文学、雅文学的创作。我们不能指望《狼图腾》的奇迹年年上演，但希望经常有良好市场表现的文学佳作问世总是没有错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边缘化”，时常成为高品位文学创作乏善可陈的推诿借口。孤芳自赏、圈内把玩型的创作形态，把读者越推越远。于是，在文学出版市场能与青春读物叫板的就只有纪实类写作了。
纪实写作的出版强势，首先表现在期刊的走向上。以纪实标称的《知音》、《家庭》自不必说，已成中国乃至世界的期刊大腕。还有一大批市场表现抢眼的纪实或以记事为主的期刊，发行量在数十万、上百万份，撑起了中国期刊出版的半边天（当然，它们与文学有多大关系不太好说）。而众多综合性纯文学期刊，在生死线上改版、改刊的选择，也大多指向刊发纪实作品，如《北京文学》、《山东文学》、《民族文学》、《当代》、《钟山》、《神剑》、《时代文学》等等，《中国作家》索性在2005年底开辟专登报告文学的“纪实”版。似乎纪实作品已成为中国文学期刊阻滞集体下滑颓势的救命良方。其道理很简单，纪实能抓住读者，读者是期刊生存之本。2005年，全国各家纯文学期刊发表了长、中、短篇纪实文学作品几百（部）篇。一些期刊还往往把纪实作品作为重头推出。《北京文学》2005年把头条的位置基本都留给了纪实作品：第1期的《一个政法记者的采访手记》，第2期的《一个学生家长的教育手记》，第3期的《人民代表冯有为》，第5期的《“中国第一大款警察”的畸形人生》，第8期的《互联网，让谁欢喜让谁忧》，第10期的《高考殇》，第11期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等等。从这些作品的标题中你不难发现，《北京文学》倚重的主打篇目，几乎全是紧扣当下现实的大众话题，其意图也就十分明显——吸引最广大读者的眼球。作为综合性的纯文学期刊，关注百姓之关注、侧重读者所喜爱，这是《北京文学》自我解缚、主动开拓、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空间的良善之举。当然，其基点是看准了整个社会文学阅读对纪实作品的偏好。
读者对纪实作品的喜爱，首先表现在最切进现实生活的题材；我关心的人，我关心的事，我想说的话，我想流的泪，我想泄的愤，我想撒的气，均能在这些作品的阅读中，或多或少地得到满足，也就不枉捧卷一回。深谙此理的文学期刊，并不止《北京文学》一家，2005年各家文学期刊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中、短篇现实题材的纪实文学：像《中国作家》的《苏州博士商》（2005年第6期）、《中国本色——关于对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红色文化的思考》（2005年第7期）、《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2005年第8期）；《民族文学》的《千金散尽为山青——一个亿万富翁的传奇》（2005年第2期）、《两地书，母子情》（2005年第3期）；《报告文学》的《最后的燃烧——一个市委书记的115天》（2005年第1期）、《反腐前沿的“内幕故事”》（2005年第1期）、《红与黑——关于山西与煤的解读》（2005年第2期）、《直面撒旦的考验——印度洋海啸灾难速写》（2005年第2期）、《中国黑车调查》（2005年第2期）、《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2005年第5、6期）、《千年古堰锁封喉》（2005年第6期）、《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2005年第9期）、《“超女”！“超女”！》（2005年第10期）、《世界级的较量——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内幕》（2005年第10期）；《解放军文艺》的《天使在非洲》（2005年第6期）；《山东文学》的《百姓才是头上天——优秀共产党员白云风采录》（2005年第3期）；《神剑》的《大家黄昆》（2005年第3期）；《啄木鸟》的《海啸——中国地下“六合彩”黑幕揭秘》（2005年第8期）；《时代文学》的《中国女性内参》（2005年第3期）；《人民文学》的《大地工程——内蒙古田野调查》（2005年第8期）等等。以上列举篇目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创作质量也为2005年的中、短篇纪实文学的创作概貌，涂抹了一串亮色。如果把上述作品的属性细细分类，会发现它们均应符合严格定义的报告文学标准。这似乎意味着，文学期刊（准确地说是严肃文学期刊）即使转向青睐纪实，也将底线锁定在纪实文学中最严肃的写作——报告文学上。于是话语的艰涩便出现了，用出版市场的表现标准去臧否一种文学现象实在是一个愚不可及的念头，因为你不得不去做一些十分尴尬的比较。比如前述那些自诩纪实类的期刊大鳄与严肃文学期刊在发行量上的巨大反差，会让你立刻在高雅与低俗、庙堂与地摊不可调和的对峙状态面前不知所措。文学是个太神圣的东西，只要烙上“文学”的印记，严肃与庸俗的命题便无可避免。但笔者还是顽固地认为，纪实文学毕竟与小说等传统叙事艺术不同，它不允许虚构，不允许艺术想像（至少是叙事的基本对象不允许虚构）。它所要表达的是地地道道的现实生活的真实。虽然纪实写作有文学涵义上的欠缺，但因其叙写真人真事所产生的特殊审美心理，极易唤起读者的共鸣而得到阅读的偏爱。由此可推论，纪实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建构与读者十分密切的亲和关系，写读者之所喜爱，叙读者之所想知。无法想像，一部内容缺乏任何阅读兴味的“曲高和寡”的“纪实文学精品”将会如何产生？因此私下里武断地（也极有可能是很不合时宜地）下个结论：不好看的纪实作品很难说是好作品。好看，就与市场拉近距离了，这也是纪实写作出版强势的重要原因。
2005年的文艺图书市场，纪实作品依然是各出版社（尤其是文艺出版社）的侧重点。在这个年度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