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005年的文艺图书市场，纪实作品依然是各出版社（尤其是文艺出版社）的侧重点。在这个年度出版的纪实类图书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只跟文学挨个边，也有不少应景、跟风的“快餐面”，文学上的意义不大。真正体现文学价值的大约是这样两类：一是反映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关注题材，如《谁适合移民加拿大：加拿大移民生活纪实》（作家出版社），《失落的天堂——留学生另类生活调查》（广东教育出版社），《国家功勋——聚焦中国航天英雄》（人民出版社），《我与你——小卫的艾滋独白》（民族出版社），《禁赌风暴——中国打击边境赌博战斗纪实》（朝华出版社），《中国大学生非常兼职纪实》（中国画报出版社），《蓝镜头——聚焦印度洋：海啸！海啸！》（人民出版社），《走出高墙——一个大学生囚徒的故事》（海天出版社），《暗伤——妇科门诊隐情记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和沙龙做邻居——中国记者亲历巴以战火一线特别报道》（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动脉》（人民文学出版社），《牛玉儒》（北京出版社）等。二是满足读者渴求真相、了解内幕、窥视隐秘阅读欲望的史志、揭秘类题材的作品，如：《国殇——国民党正面抗争纪实》（团结出版社），《不能忘却的历史——侵华日军东宁要塞揭秘》（中国文史出版社），《日军铁蹄下的中国战俘与劳工》（中国党史出版社），《新华社笔下的抗战》（新华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著名大会战纪实丛书（四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战区受降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代伟人陈云》（人民出版社），《红粉青衫：郁达夫婚恋历程》（台海出版社），《此恨绵绵：徐志摩的悲情婚恋》（台海出版社），《侠圣奇情：金庸的婚史与情恋》（台海出版社），《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00个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在这个市场表现不俗、文学品质也不错的书系中，有严格意义的报告文学，也有典型的传记文学，还有相当部分纯粹记述性的含有一定虚构成分的纪实写作。图书出版较之期刊，与市场的关联更为紧密，文学的头颅要经受的考验往往更加严峻。纪实文学的出版要赢得市场的接纳，须得在“好看”上做足文章，因而在选题上向新、奇、怪、秘上下功夫，在叙写中添加虚构的成分就不足为怪了。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报告文学的空间选择（1）
每年都有几套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分别被几家国内知名的文艺出版社出版。行内被简称为“ⅩⅩ版的年选”，一般都列有“报告文学”一种。笔者因工作关系曾参与过几次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长江文艺版”《中国报告文学精选》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也生发些粗浅的念头。文艺出版社争出年度文学精选丛书的目的，主观上文学积累和建设层面上的意义已经不多了（虽然客观上为爱好文学的读者便于收藏和查阅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更多成分还是瞄准市场（当然年度精选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市场效应，不然多家出版社抢出“年选”的现象就说不通）。按理，较之“诗歌选”、“散文选”甚而“中、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应是具有较强的可读优势的。然而就长江文艺出版社近十年的“年选”出版历史看，《报告文学精选》的市场销售一直令人遗憾地呈下滑曲线，以致到近两年，甚至落在“诗歌选”后面。2005年的《报告文学精选》，从责编到终审均表示出忡忡忧心。并非该“年选”名不副实，中国作协创研室的名头还是颇具权威性的，所选篇目也的确基本符合2005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就面貌。编辑们的最大担心依然是不可读、不好卖。这种尴尬状况并不止“长江版年选”独有，据称另有一种版本的“年选”索性把“报告文学选”改为“纪实文学选”，以求选篇空间更宽泛，在可读性和销售量上能打破瓶颈。这真是个不大不小的讽刺。曾几何时，数度制造“洛阳纸贵”的报告文学何以会有今天的窘境？个中原因林林总总，其中统领者不外“市场社会加信息社会下的文学功能的边缘化”。作为一个总体描摹当代社会形态中文学位置的理由，大致不离左右。但具体到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个案，却有些偏差。前文已述，纪实写作保持着当下社会文学阅读的独秀优势，根本的原因，在于纪实写作恰恰发挥了信息接受中的文学功能。信息社会的特点，反映在阅读上就是获取信息为第一需要，而纪实写作不仅以传达社会真实信息为其特质，又具备为信息接受者提供审美愉悦的功能，故能在整个文学的颓势中保持坚挺，然而位居纪实写作高端的报告文学却品尝了目送读者渐行渐远的无奈和伤感。
客观地说，2005年的报告文学创作虽然总体上不甚令人鼓舞，但也不乏闪光之作。在弘扬主旋律、讴歌真善美的题材类里，刘元举、康锦达的《人民代表冯有为》，平实流畅地记录了主人公真实生动的感人故事，作品细腻准确的材料选择和沉着简练的行文风格，不仅塑造了一个接近艺术形象的真实人物，而且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中阐释了“人民代表”四个字的涵义。何建明的《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以亲历性的零距离报告方式，解读了一个历久50年保持先进人物称号的奇迹，以此宣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孙晶岩的《中国动脉》，洋洋70万言，全景式地描绘了国家四大重点工程之一——西气东输的建设场景，完成了报告文学作家为国家、为民族、为时代做好记录的职责。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西藏》传达了一个军人作家，对军人这个职业所包含的奉献精神的独特理解。他的以生命为抵押的采写经历则表抒了一个军人（作家）与一群军人（筑路兵）之间的生死豪情。中篇佳作《两地书，母子情》（作者彭学明），通过变换角色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讲述了演绎在一个普通家庭里的关于苦难、关于母爱、关于坚韧、关于刚强的催人泪下的故事，在这个闪耀着生命光芒的家庭里我们体验了一种伟大的民族性格的精神。主旋律作品生命力，或者说阅读意义上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拿什么感动你”。文学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捕捉心灵，震撼情感。若在选材上缺乏感动因素或迎合某种口径去奉旨而作，即便使出十八般生花妙笔的本事，其阅读效果无益于看一份总结材料，从获取信息的功效讲，读一篇通讯或看（听）一则消息足矣。其实社会生活中牵动人们情愫心弦的人和事俯拾皆是，越是茫茫众生中的普通凡人，往往越容易搅起感动的狂潮。如报道河南农村小伙洪战辉艰难经历的报纸通讯被网转发，一夜间引发数万网民流泪发帖，共推洪战辉走上了央视“2005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台。这都应该是主旋律报告文学最理想的撰写对象。
比之主旋律题材，直击社会问题、鞭挞假丑恶的创作，与读者距离的拉近相对要容易一些。舒云的《高考殇》，把萦绕在千百万中国家庭之上挥之不去的阴霾——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直接摆上了解剖台，细割慢剥，鲜血淋漓，展示了一幅在现行高考制度下，学生、家长、教师备受煎熬的炼狱图。曲兰的《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干脆把笔尖点在是个人就会关心的“钱”上，把个怎么挣钱、怎么管钱、怎么花钱的事写得既熟稔老到，又意趣盎然，让人从中领悟了理财不仅是理钱，更是对生命、对幸福人生的管理。像这种与百姓生活零距离的写作，想不讨好读者都不行。而抨击邪恶、揭露阴暗更是受欢迎的传统报告文学题材。2005年的长、中、短此类创作都有不俗的阅读率。业余作者陆有军的《卖官鬻爵第一贪——马德写真录》，虽然在文本上离精品尚有较大差距，但因其细节的真实和丰富，使马德这个被众多媒体曝光为一种“贪官”符号的抽象概念，又回归为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鲜活实体，由此把这篇长达7万字的并不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品推向了热读。由于十数家晚报、网络等媒体竞相转载，原发的《报告文学》杂志虽然加印数千册，最后依然形成挖仓翻底、一册难求的局面。杂志社编辑惊愕之余，不禁深深感悟，报告文学面对全媒时代的挤压环境，仍有可发挥优势的创作空间：视角、表述方式、事实材料的拥有。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报告文学的空间选择（2）
揭示社会生活人物事件的本真面目，还历史的清白形象，是当今读者亲近纪实性写作最强烈的诉求原因。2005年的几部作品便是以此见长而受到推崇。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可说是本年度精确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上上品。其主题建构的丰富与深刻、思想表达的理性与独立、文本叙述的内敛与流畅，近期来难得一见。作品所描述的事件曾在国内众多主流媒体上炒得沸反盈天。那场多少带有点先入为主、想当然味道的喧闹归于平静后，尘埃落定的事件本相便浮现出它的耐人寻味和反思的价值。作者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考察者和参与者，没有为强势媒体为这个事件营造的“荒诞”定性所左右，颇有见地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中，农民对手中选票的价值与分量的认知正逐渐由懵懂到清晰，可喜可慰。该作品出自一个政府公务员和大学教师之手，驾驭讲故事与抒思想之辩证关系的能力令人惊叹。尤其对“竞选村官”全过程的描绘段落，现场感和灵动感的自然交融，着实给人极大的阅读快感，这一段落最终被几种“年选”本不约而同地收入一点也不奇怪。作为典型的以“报告”为主旨的佳作，当属老报告文学作家胡平的长篇《100个理由》。关于这部作品，几位著名学者的评语给予了基本准确的定位：“许多写抗日战争的书，也包括最近央视的一系列节目，让我们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战争的伤痛和残忍之上。胡平的书却引领我们的目光进一步深入到日本人的心灵、日本的民族性、中日文化差异等深层结构之中，一起去探求人类悲剧出现的最深层原因。这对于人类更好地认识自身的罪性，避免悲剧的重演是更加重要的。”（著名经济学家、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胡平的《100个理由》，即充满激愤，又富有理性，是理性与激情的‘完美组合’。”（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关于日本，我们有几千种解读的方式，但哪一种更准确？关于中日关系，我们开过上千种药方，但哪一种可以药到病除？胡平的这本书，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把接近真相的钥匙。”（香港《凤凰周刊》杂志执行主编、著名图书策划人师永刚）。另有两部在报告文学的文体定义上不那么正宗，但在“忠实的记录”这一体现纪实写作本质要素上特别出彩的作品不能不提及。其一是《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勇著）。此书以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1949年为背景，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做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力的14位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这一年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以独具个性的视角和观察真实地记录了55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一一呈现在今天读者面前。经过作者辛勤搜罗、精心耙梳出来的这些带有非凡生命个体体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风卷残云的大潮和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与人心所向，看到面临大变革大动荡所引发的欢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以及艰难的选择与深邃思考……这是一部可读可信、可圈可点的鲜活之书，也是新世纪学人深入时间隧道，透视历史本来面貌的一次成功之旅。其二是老鬼的新作《母亲杨沫》。准确地说这应是一本传记，它在读书界引起的轰动效应，在于作者以“真实得近乎冰冷”的笔调，还母亲以最接近本真的面貌，从而传递对母亲刻骨铭心的追念。这种对颠覆“温馨”“柔怀”的表达，并没有结论为“冷酷的背叛”，而是一种泣血之爱的体验。200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