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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写是对这一代青春的突围，是步入自主自力的生活状态、寻求独立话语方式的自觉。而未来，永远值得期待，这一代的年华与梦想一样，正值姹紫嫣红的季节。李敬泽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则不仅认为“80后”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不好的文化现象。他说“80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包括“80后”作家的写作，还包括他们的读者的反应、成人们的反应、社会的反应，这一切加在一块儿，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内在逻辑就是：变是好的、新是好的、青春是好的，越年轻越好，越代表社会和文化的方向。他认为这是一种毁坏文化的逻辑，文化决不仅仅是变，它还是传承，这个道理猴子都懂，但我们现在已经不懂了。如果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个民族的生活中缺乏不变的向度，缺乏对恒常价值的追求和持守，那么，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现象：过度追求和夸大经验上的差异，好像仅仅因为穿的鞋不同，因为我用钢笔你用电脑，两代人之间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就有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这显然是荒谬的。而晓华、汪政在《青年创作与世代研究——兼论文学创作上的“80后”现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的文章中，从主流批评对“80后”现象的放弃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忠告。文章指出，对于“80后”现象，我们的批评放弃了什么？那就是文学，是如何坚持文学的标准，坚持文学的发展观念，坚持对汉语写作的责任意识，而它危及的可能是共时性文学批评这一文学工作方式的生存。对“80后”通过市场运作捆绑起来的一群写作者来说，有两种解读与批判的途径：第一，是文学的，他们身上虽然没有什么肯定性的文学因素，但负面性概念却是大量存在的，如拒绝文学传统，缺乏经验积累，没有成熟的叙事能力，语言苍白、矫揉造作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指出来，引起消费者的警觉，并倡扬纯正健康的文学趣味。第二，是文化，将其放到消费文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因为这一批少年写作者身份模糊，他们的产生牵涉到传媒业、出版业，牵涉到教育与就业制度，牵涉到时尚、审美、人才等许多观念，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文学存在，但它绝对是一个真实的文化事件。可惜这两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都不够好，批评除了谄媚与冷嘲热讽之外别无作为，确实近于失语，长此下去，现场批评将难以为继，而被传媒所取代。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自我反思（1）
因为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尚处于发展过程之，因而对有关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现状的反思，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事实上，这些年来在当代文学领域里有关文学史写作、经典解读、学科规范等一直就是持续不断的重要话题，2005年的当代文学的学科反思与建言，也是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只不过是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讨论的话题有所倚重罢了。
2005年间，在有关当代文学史的分期与划界问题上，饶有新意的是杨匡汉发表在《山花》2005年第1期上的题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问题》的文章。文章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也即中国当代文学的起讫时间上，提出了以“二战”为界的新说法。他认为这至少有三个理由：其一，世界格局的变动，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国际的大背景，诸如“两个中国之命运”“世界格局的冷战对垒”导致的“学苏联”等等；其二，意识形态上二元对垒的极端化，影响了中国革命文艺从“主潮”到“进程”的方方面面；其三，从整个中国文学地图来看，“二战”以后，尤其是国共两党内战以人民革命胜利告一历史阶段之后，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形成了“两个天地”。文章在阐述分期看法中也透露了一种大文学观的意识。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史已有几十种，但有关文学史的写作仍是人们不断谈起的话题。2005间，吴秀明在《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的文章中，对通行的文学史写法提出自己的质疑，认为有必要提出并强调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客观性问题，因为“认识客体永远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认识主体的见识只有符合于客体，正确反映客体，才够得上是科学的，才最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也是考验我们‘史德’的首要一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及一般的文学研究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与历史学两方面的性质和特征；后者则基本归属纯文艺科学的范畴，更具个人主观化的色彩。从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看，文学史告诉我们的主要是“我们曾经有过什么”，“这些东西有怎样的历时性意义”；而一般的批评和研究还要回答“我们何以有这些”，“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些”。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并且文学史的写作是以文学批评和研究为基础的。对当代文学史的当下形态这部分的写作，作为编者的我们，其实还无法摆脱“当事者”的角色选择，故真正意义上的修史不仅不可能，也没有提前作古之必要。即或如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强调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及文学研究的区别，强调文学史写作要遵循自身独特的学术规范、要有明确而强烈的定位意识，都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当代文学史编写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允许有以“实”见长，而不是以“论”取胜的另一种思路。
有关就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重新打量与切实沟通，成为2005年间学科建设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2005年4月9~12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研讨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及其学术活动中，首次由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家学会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及推进本学科整体发展的盛会。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刘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认为：这不仅是一次很重要的、甚至是标志性的会议，对于两家学会学术研究的融通及发展开了好头，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真正深入和突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白烨针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新的创作现象的出现，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教学与学生阅读及现状的脱节或漠视，希望能够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的继续，以及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学会之间的携手及学术融通，以使本学科在整体上增加自身的学术活力。在将近两天紧张而热烈的大会报告及发言讨论中，与会代表围绕本学科发展中“学术前沿的前瞻性意义与当下中国文化语境”、“学术前沿及其问题的梳理与原创性研究”，以及“现当代文学史料与学科建设”等学术话题，展开了认真、深入的探讨，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及其学术立场，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论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西健教授在会议的“闭幕词”中总结到：本次会议通过讨论，“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意识越来越强，一种关于现当代文学观照的整体文化观念越来越浓厚，一种关于资料考证的既有结论的科学思维越来越清晰，一种关于立足于文学现实回归到文学本体世界的价值越来越明显了，还有一种关于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的命题越来越贴近文学实际了”。
在现当代文学相互关系的考察上，雷达的《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的文章更具分量和影响。文章开首就讲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有识之士就提出了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问题，并力图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的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应该说，“整体观”或者“20世纪文学”的构想是带革命性的，它使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掀开了新的一页，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名目大同小异的、都无一例外地试图以现代宏观意识重新构筑的现当代文学史。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发现，在获得了一种宏观学术视野的同时，或者在被输入了一个新思维框架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真正获得如何“贯通”和将整体观“具体化”的途径，整体观也还没有真正渗透进文学史的骨骼和血脉之中。因为我们需要追问：究竟在哪些重大问题上，现、当代文学原本就是贯通着的？它们又是以何种形态贯通着的？我们用怎样的“灯光”才能照亮、发现、揭示和描述这种贯通？这里应该既有思潮、精神上的贯通，也有文体、方法和作家跨代上的贯通。然而，答案往往是宏大而抽象的。在时间的河流里，原先的畛域正在日益模糊，而“贯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后，文章分别从“既分又合”、“现代性”、“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游离与回归”、“西化”与“本土化”几个方面论述了现当代文学的诸多内在连结与精神渊源。正是建立于这样一个观察，论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性看法：纵观现当代文学，我们会发现，它经历了一个审美传统不断被打断，又不断被续接的过程，也即一个游离与回归不断交织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强调现、当代文学的一体性、贯通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代表的几十位著名作家由“现代”跨进了“当代”，为延续自己的创作做出了近乎悲剧性的努力，这就奠定了现、当代贯通的生命基础，其中有丰富的教训值得总结。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自我反思（2）
在2005年的学科反思声浪之中，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和极端的声音，这主要表现于近期在《新京报》等媒体开展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倒掉”的争议。2005年6月10日，《新京报》“文化谭”栏内刊登了林扶叠的文章《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倒掉》的文章。文章认定“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倒掉”。其理由是：首先，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根基存在与否？文学研究，自然离不开文学，更离不开经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文学尚且贡献出了寥若晨星的经典作品，那么，20世纪下半期的当代文学，则是死水一潭。没有经典作品做支撑，无论研究者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只能是空口白话。而在另一方面，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基础薄弱，甚至可以说没有，材料来源和考校的基本训练缺乏，使其作为一个独立而自足的学术学科能否成立，值得怀疑。其次，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说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好与不好，一二三四五，子丑寅卯。然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却既不具备对作品的审美直觉，也不具备细读能力。等而下之，只能做社会学分析、文化分析，同时又不具备社会学、史学、哲学的基本训练和手段，也不能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汲取养分，形成基于中国文化/文学运作机制和中国审美特点的整套理论框架，只能借用外来词汇和其他学科翻译过来的资源，诸如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等。最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参与者，尤其是当代文学这一块，面临着诚信危机。如今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由于受到市场的冲击，已经转变成一统天下的“表扬”，文学研究和批评主动丧失了独立性，部分专家和学者变成书商和作者的枪手，其研究成果与批评结论，受到市场欢迎，却被读者鄙弃。张洁宇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真被“倒掉”了吗？》一文中认为，作者依仗的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是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而全是主观武断，虚张声势，似是而非。作者如此大胆，如此霸气，着实让人讶怪，让人震惊。一门学科并不是平地突然冒出，说有即有，说无就无。它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积累、考验，经过许多学人的辛勤劳动，不断发现，不断精筛，才逐渐形成的。因此，随便宣称一门学科的“倒掉”，不是出于无知，就是一种心造的幻影。自然，大凡一门学科，特别是有生命力的学科，不会故步自封，不会凝固僵化；它还要时时前进，不断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不能例外。但这与推倒重建不是一回事。张文还从现当代文学研究不缺“根基”、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