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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阅读感受。
2005年间，有关“谑评”的批评文章，主要表现在《文学自由谈》杂志上。这份原以文学的理论批评为主的刊物，近年来已渐渐演变成为以刊载各种文学随笔、杂感为主，尤其是以各种争鸣甚至是“抬杠”的文章见长的杂志。2005年的《文学自由谈》既发表了一些青年学者对文坛名家的“谑评”性文章，又对发在自家刊物上名家文章进行了“谑评”性的“反弹”。可以说在当代文坛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谑评”风潮。此后，在《山西文学》等刊物，也有此类“谑评”性文章间或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连结起来，便使得“谑评”在2005年的文坛格外惹人眼目。
这里首先要说到《文学自由谈》的“常客”韩石山。作家韩石山自从由写小说改为搞批评之后，名声比过去大了许多，也响了很多，并赢得了不少文学读者的喜爱；因此而明显受益的，还有他主编的《山西文学》，据说受欢迎的程度也直线上升。韩石山一般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只要是自己觉着不对劲和不对味的，就放胆陈言，直批不讳，而且嬉笑怒骂，不一而足。他总是把老成与老辣、尖锐与尖刻交融于一起；他的批评总是既要打到痛处又要挠到痒处，常常让你哭笑不得，爱恨交加。这样的批评无疑属于典型的“谑评”。在2005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上，韩石山写了篇《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的文章，细述了自己的一个烦心遭际，那就是书海出版社即将一次推出他的三本评论集子，当他“心情好到极点”时，“惩罚就来了”：“有人发现书中有政治问题”，“还真的查出不少问题”；而后修改没完没了，出版遥遥无期；因而，“心中郁闷难以排遣”的韩石山，由钱钟书的“大作家在那边”的话题说起，感叹自己“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我还在这边”，并反问“我怎么总渡不到那边？”文章在诉苦衷、发牢骚之余，也捎带着对出版方在严苛审稿中对自己不信任、不放心的批评与讽喻。在第2期《文学自由谈》上，他又写了《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一文。此文由各省、市、区的作家组织在宣传自己的作家和创作时，竞相言必称“军”和以“军”自诩，以及爱用诸如“晋军崛起”、“陕军东征”、“豫军突围”、“滇军北伐”、“琼军初见端倪”、“宁军正在形成”等军事术语喻比文学创作行为与现象，把人们习焉不察的怪异现象用梳理的方式显现出来。在他的描述之下，好像全国大部分省、区的作家都“入了伍”了，称了“军”了。这种情形如果是个别现象，还有情可原，而成为了一种竞相效仿和比照的普遍现象，便不能不人觉着存有某种荒诞性。应该说，韩石山的眼光很“贼”，确实发现了别人没有注意的现象；但有关“军”的种种称谓，是否真的发展到了“军事建制”的地步，而且必须要予以“粉碎”，这就是韩石山在用他的逻辑推演和批评处理，把说法当成了事实，又把事实做了夸大。但在“平庸的作家喜欢这种军事建制”，“各地作家机构领导喜欢这一套”的评说里，韩石山道出了他真正想说的话，而这也触及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和反思的问题。
而同一期《文学自由谈》上，孙德逊针对韩石山的《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文章所作的《你想渡到哪边去？》一文，也称得上是一篇“以治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的“谑评”。这篇文章，针对上一期的韩石山的《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的文章，进行了反批评。孙德逊用一种认真又较劲的劲头，并站在一般读者的角度看取韩石山，觉得韩石山“文坛风流，官场得意”，“一听到批评的声音就神经过敏，尤其是冠上‘政治问题’这四个字”。文章在看似苦口婆心中又锋芒毕露，如针对韩石山的“我也是个老党员、老作家啦，怎么就这么不懂政策，就这么没有政治头脑，怎么就这么胡说八道，就这么成心要跟党的政策唱反调？”的自问，孙文反诘道：“请问韩先生，你怎么就不能犯错呢？看他都把自己当成‘真理’了！”应该说，因为角度不同，两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对准焦点，但孙文也仿学韩石山批评别人的狠劲和辣味，用尽了挖苦的字眼和嘲讽的口气，文章写得诙谐而辛辣，调侃而犀利，读来也甚为有趣和有味。这篇檄文与其说是旨在批评韩石山，不如说是重在表现作者自己。但却说明善于刻薄批评的，除了韩石山，也还大有人在。
接下来要说到的两起“谑评”，作者都是评坛新秀，又是学界女将，且都为李姓：一位是李美皆，一位是李梦。李美皆在《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1期上发过《由陈思和教授看学术界》，在该刊第2期上发过《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喜欢王小波》。两文虽然时有调侃性文字，但整体来看还都是严气正性的评论。而她在《文学自由谈》第3期上发表的《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一文，行文洒脱不羁，论说多有嘲意，“谑评”的诸般特点都表露无遗。此文从王小波的“生前寂寞”和“死后繁荣”的反差入手，通过论说“王小波时代的王小波”和“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的截然不同，最终把话题落到李银河对“王小波现象”的“炒作”的得失上。文章先描述道：“自王小波去世后，关于他的纪念就没有消停过，给人一种王小波的灵堂迄今未撤的感觉”；而后又从“个人的怀念”如何变成“集体的怀念”，“神话”如何变成“童话”的经过，指出“王小波正在被偶像化”，而“李银河被自己神话王小波的欲望彻底打动了，在激情的驱使下像陀螺一样再也停不下来了。如此地不能自拔，除了因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精神寄托外，还是因为这是有回报的，王小波的折光已经照亮了李银河。”说到一个时期以来对王小波的种种纪念，她不无调侃又及其形象地指出，“已经运动化了，已经变成一波一波‘向王小波同志学习’，‘向王小波同志致敬’的运动。”她认为，这不仅是越过了“鸡蛋”“盯住‘老母鸡’不放，而且还搞得鸡毛乱飞”。文章既在亦庄亦谐的语调之中，包裹着犀利的批评锋芒，又在不时地重复“可怜的王小波”的慨叹中，表达了对本色的王小波的真正同情。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名家遭遇“谑评”几例（2）
李梦在《文学自由谈》上的首次亮相，是对该刊第3期上梅疾愚的《被迫过着很有“学问”的生活》一文的反批评，那主要是她作为当事人对某些问题的澄清和对某些说法的回应。她的第二次亮相，是针对韩石山发于《文学自由谈》第5期的《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一文，在第6期发表的《关于“小说”的请教》一文。文章几乎全用评中见讥、批中含讽的文笔，一路娓娓道来，犀利与戏谑联袂而至，幽默与尖刻相随相伴，读来好像是文学形式的“二人转”一般。文章把韩石山不叫韩老师，而是称作为“韩师傅”。论到韩石山低估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随口提到曾鄙薄过鲁迅作品的王朔时说，“这丫的曾把鲁迅没写过长篇小说作为鲁迅不配作家称号的口实，王朔这么说，既符合他的身份，也够得上这种资格。人家自称‘流氓’，无知者无畏。”“韩师傅是有知识的，大小不济还有点头衔，倘若无知，上对不起组织，下对不起职员。”接着，李文依次就韩文提到的鲁迅小说因“借鉴魏晋小说笔法”，“不宜入选”，《社戏》、《故乡》“像散文不像小说”等问题，逐一予以批驳，提到韩文对《阿Q正传》的“说到怎样的深刻，怕都是评论者的附会，难说就是阅读者的体味”的说法时，李梦几乎是疾言厉色中夹棍带棒了：“韩师傅把把评论者看得忒牛X了，把阅读着看得也忒傻X了。”“阿Q红火了几十年，靠得还是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文章虽然“依着韩师傅的路数”，但又显然更见戏谑的功夫与淋漓的内力。
“谑评”的逐渐兴起，使得文学批评更显生动与活泼，也表明了文学批评还大有拓展的余地与空间。但这样的批评，也向有关各方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对于批评者来说，如何做到分寸得当，谑而不虐；对于被批评者来说，如何做到坦然承受，虚怀若谷；对于一般阅读者来说，如何做到把握其要，领会其妙，这都还需要在面对中适应，在适应中修炼，在修炼中提高。从根本上说，“谑评”在现时的出现，已经是各个方面调整自我的精神成果，从更大的方面说，它可能还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在走向相对宽松和更具弹性之境界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反映。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发争议（1）
作家刘心武介入《红楼梦》的研究，已有十数年的时间了，将兴趣集中于秦可卿这个人物身上，也始于1992年撰写的《秦可卿出身未必卑微》一文，但一直都没有引起什么应有的关注。约在两年前，刘心武以《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宣告推出红学的最新分支——“秦学”；2005年夏，“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播出。讲座栏目中的“揭秘”二字，刘心武演讲中的“悬疑式”的话语方式，都引起了读者与观众的极大兴趣。之后，刘心武将讲稿经修订补充后结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与讲座同名的文字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该书面世后，很快窜升至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的前列。由此，刘心武与他的“揭秘《红楼梦》”走向了文化前台和读者大众，成为2005年间文化文学领域里持续不衰的一个热点。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用探佚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另行开立了一个“红学”的分支——“秦学”。用他的话说：“我主要就是从金陵十二钗的最后一钗——秦可卿出发来进行探佚。我的探佚主要是集中在秦可卿她的真实出身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要探究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小说写作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把生活当中的原型升华为一个艺术形象。我探佚的结果就指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年代被废掉的太子的女儿。”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他认为首先可以看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第二个层次，是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家族命运的起伏跌宕。第三个层次，是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本身的命运。第四个层次是要了解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的艺术思维和创作心理。他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红学界无人提起的很多新观点。如：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的女儿；秦可卿临终留下的“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中的“三春”不是指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个春天；“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里的那些牌令，特别是“日月双悬照乾坤”一句，实际上是暗示把曹家牵连进去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下场的“弘皙逆案”等等。由此，他还认为，《红楼梦》一书绝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所谓的反封建、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或者是写奴隶反抗，尽管这些元素在书里都有，但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家族苦难，也超越了个人得失，进入到了一种最了不起的对人的生存、对人性进行深入思考的境界，在为那些被正方和邪方都忽视的个体生命树碑立传中，表达出对个体生命有权利过一种诗意生活的无限肯定。
对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的最早批评，来自于2005年5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吴祚来在博客上发表的《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堕落》一文。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堕落，以《红楼梦》为标志。一些红学家没有把时间花在《红楼梦》文本分析上，而是过多地花在考据上，这是一种学术误导，超越文学形象地去研究林黛玉、秦可卿身世是一种学术无聊，是一种精神上的“包二奶”。随后，一些红学家陆续发表了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系列批评意见。重要的批评主要有：刊发于《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的《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刊发于《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的《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史学需要“证”而不事“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以及红学家冯文彬、周思源等受访于一些媒体就此发表的批评性看法。
在《红楼梦学